道德

        荀子的道德信念像孟子一样强，他认为道德是统一天下的绝对必要条件，伦理价值的实践与否，将决定国家兴衰与天下治乱。与法家不同，法家认为道德价值对国家秩序来说并无正面作用，荀子则认为伦理道德能统合社会。荀子以仁义、礼义、忠信为儒家的最高伦理价值，其中又以仁义最重要，仁义有时也与礼义并列。今本《荀子》“仁”字出现134次，“仁义”出现32次，比《孟子》中的27次还要多。游说国君时，荀子提倡的德目常常就是仁。仁义是最高价值，之所以强调“礼”，是因为礼是实践仁义的有效方法，二者相辅相成；相对于仁义，礼就是一种手段。仁义和礼义培育和教化百姓，让人们能在社会中共同生活，抑制出轨行为。君子与大儒卓然独立于社会之外，是人类社会的道德领袖。孔、孟视尧舜为理想人格，荀子则认夏禹更堪模范，可能是因为禹有治洪水的功绩。

礼仪

        荀子集先秦礼论之大成，思想系统以礼为核心，今本《荀子》用“礼”字多达342次。儒家的礼，广义指一切典章制度，内涵十分广阔，包括庆典、仪式、乡俗、朝制等，甚至可指整体社会习俗，不只是冠婚丧祭、揖让进退之事。荀子认为，礼的三种功能是：满足人的欲望、提高人的道德质素，以及成为政府及民间运作的依据。礼使人们的饮食、穿着、生活和举止更和谐适切，是士人君子的社会规范、仪式指南和教化工具，是人对于性情的自我规范，以适当的方式使欲望得到恰当的满足，确立人的社会地位，表达人的情感，实践社会和谐，美化人的本性。人的欲望无法避免，不能根除，但又不可放任。儒家礼仪能“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以转移、疏导、净化的策略，透过社会认可的途径，使人的欲求得以宣泄，限制在不会伤及社会秩序的程度内，加以节制，使其作为生活推动力，不致泛滥成灾。借着礼的实践，人面对生死与婚姻时所表达的情绪，便能维持在最文明的程度，人的欲望、气息、情感和言行，可以处于和谐状态，人的德性能在礼的实践中呈现，人类社会因为礼而得以有秩序和安宁。

        荀子极重视以礼修身和礼制的教育。礼是伦理价值，是修身时具体实践的项目；礼制鼓励君子行事节制、谦让，避免与人竞争，依礼行事的，才可以成为社会的上层成员。统治者必须以礼义修身才能成为君子，实现理想中和谐的社会秩序。选出相国时，也要采用礼为道德标准。君子制定和推行礼教，建立善良的社会风俗，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加以遵守。为寄托丧亲的哀思，荀子支持为父母守丧三年的制度。荀子也支持音乐，反对墨家“非乐”的主张，认为音乐有助建立和谐社会秩序，能安抚人的情感，控制人的情绪，是陶冶民情的关键方法。礼乐能影响人的趣味，导人向善。荀子对礼乐有一种奉献精神，不只是在社会功用的层次来欣赏礼乐，在荀子笔下，礼似乎潜在于宇宙论秩序之中，可提升到超自然的层面，能影响宇宙、社会和个人，是宇宙间一种不变和统一的力量；而音乐所达成的和谐，可比拟作天地秩序的和谐。

人性

        荀子主张性恶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人与生俱来有好利、嫉恶之心、耳目声色的欲望，对食物、温暖、休息、利益和避免受伤的欲望。这些欲望人尽皆同，仁君和暴君都有，本质上既不善也不恶，在道德上是中立的。但人的天性使人有为恶的潜力。人的欲望没有限制，很难完全满足，人性还会主动地自私，违背社会秩序。若放纵情欲，不加节制，任其发展，则必有争夺和淫乱之事，人会互相仇恨、争夺和欺凌，破坏人的道德，形成灾祸。当欲望失去控制，导致社会混乱时，就称得上邪恶。学者指出，“性”在荀子其实是道德中立的。荀子相信，人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风俗习惯可以转化人的情感与欲望，汤、武在位时，百姓会为善；桀、纣在位时，百姓则会为恶，这一点荀子与告子有相似之处，二人都认为道德仁义是人为建构的，而“性”在道德上是中立的。

        荀子否定人有先天的道德观念。人性中并无道德的原理，正如天是自然之天，其中亦无道德原理。道德是人为的，即所“伪”。荀子主张“化性而起伪”，用人力改变天性。社会制度，道德文化，都是人为的，经过学习而得。道德不是自然界本有的东西，而是后天环境和社会教养的产物，人的善行是后天学习而得的，并非本性。适当地限制情欲，对人有利无害，通过人为的工夫，人类可以控制和转化情欲，使之与礼义相结合，成就理想人格。荀子以自我否定为人格发展的契机，对自我的否定愈严厉，愈会发展为高水准的人。性恶论的意义，在于由否定邪恶的自我而迈向善。荀子这种人性中本无道德的看法，可能间接受道家影响，谈到道德仁义改变人的天性时，庄子和荀子都以泥土和木材制造器皿为比喻。但荀子对人性并不悲观，因人性中有“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人能辨别或认知是非善恶，人和禽兽的分别在于人独有的“义”，即道德感和正义感，道德可以有效地克服人的自私倾向，人人都有学习礼义的能力，故理论上人人都可以做夏禹。

        荀子的人性论与孟子根本对立，孟子主张性善，荀子主张性恶，批评孟子的性善论。针对孟子“孺子入井”的例子，荀子举出反例：兄弟争财，没有一个不自私自利；孟子承认，人的善性常会失去，荀子反驳，视力和听觉等天性是不会失去的，能轻易丧失的善性根本就不是本性。但他和孟子一样，都相信人性可臻于完美，普通人都可以成圣。有学者认为，荀子“性恶”论的说法是言过其实的，当荀子承认人有成德的条件时，根据孟子对“性”一字的用法，荀子等于承认性善。杨懋春认为，孟子讲性善，荀子讲性恶，二者其实没有重大区别，孟子的“四端”也有待人用工夫加以培养，才能成为美德。荀子既主张人有行善的潜能，就和孟子的“四端”说一致。庄锦章反驳这种说法，荀子其实否定孟子那种“自然善的性”，“善”不是人原始、自然的身体功用，而是学习外在的礼而成的，礼亦可以违背我们的性。

道德基础

        理性是荀子学说的关键所在。根据荀子的看法，人类道德的基础，是人的理性和认知能力。人类之所以有道德，是因为人们自觉地约束欲望，自觉地按社会规范行事。荀子强调“智”，相信理智；“伪”强调人的思虑和反省能力。人性中虽无善端，但有相当的聪明才力，可以学晓仁义，养成习惯而成为君子，每个人皆有知善和行善的能力。礼义类似于语言，人天生有语言的能力，但必通过学习才能掌握语言；人天生有知，但必须通过学习才能掌握礼义。人和动物不同，在于人“有义”，即有划分社会阶级，以建立社会的能力，并且有理性、能作长远思考。人的性恶可以使人倒退到动物的层次，无法生存，正是人类天性的缺陷，迫使其迈向文明。人类明白必须合群合作才能生存，也知道人类必须有道德制度才能合群，于是智者制定道德制度，众人加以接受。这是从功利主义的角度解释国家社会的起源与礼教的理论根据，与墨子所说相似。人的理性其实包含善的种子，人的心或理性，可以使人作出昂然不屈甚至舍生取义的选择。但荀子把人的理智能力，从人性的定义中划分开来，这些能力本身并非“道德的能力”或先天的道德感，因此与孟子不同。

        荀子认为，广泛的知识和坚定的意志，是成功实践礼义的条件，圣王及教育都非常重要。人天生是卑鄙和心胸狭窄的，若没有典范或老师的指导，个人很可能仅从自利的角度思考事情。人性中既无仁义道德，要学习仁义道德，犹如逆水行舟，必须专精极勤。荀子主张静心，不要让胡思乱想妨碍智谋。君子凭着个人修养，锲而不舍的努力，日积月累养成美德。对荀子而言，有潜力实行，不等同于实际能够实行。普通人虽然具有认识和实践礼义的能力，其品质可以借着渐进的努力、风俗与习惯而改变，但由于某方面的人格特质，或由于环境条件限制，有些人便不努力、不愿意去实践，因此无法成为圣人。世上实际上只有少数圣人，大多数人都因发展其他方面的能力而失去成圣的机会。

道德规范

        荀子较重视人类行为的外在规范，而不甚着重个人的道德判断。为了节制欲望，防止人性贪婪对社会造成威胁，人们需要外在的管束，人性的修正必须依靠外力。道德礼义由圣人发明，圣人改善人性，就像匠人对原材料加工而制成艺术品。古代圣人与后世人的不同在于，前者必须依靠自己创造道德，而后者因文化传统业已建立，遂可以借助师长所定下的规矩。教育的首要任务是把人性置于控制之下。荀子强调学习，知识须从外面获得，包括儒家经书与传统礼仪；学习须持续与累积的，这方面荀子比孟子更接近孔子的想法。通过读书和思索，君子可以控制自己的情欲，使自己不贪求不正确之物，爱好礼义道德。凭着个人学习，加上老师的指导，有才智的人可以把自己塑造成有品德的人。礼义虽然是后天的，但习惯成自然，也可说是第二天性。君子先有修养品德的能力，百姓则有待君子的治理和教化，养成品德，通过教育的熏陶、国家的政令接受伦理纲常。

        有学者认为荀子哲学中没有道德自主的概念，因为礼义在人性中没有根据，纯是外在的；也有学者认为荀子赞同道德自主，因为荀子认为人的心可以自我规范，可以在道德上自主而无需依赖外在的权威。黄俊杰指出，孟子基本上将心视为价值意识的创造者，荀子则将心视为价值意义或规范的接受者，“心”与“理”（或“道”）析而为二，前者必须透过种种途径或步骤才能理解或趋近于后者，完全从外在的礼义师法之化论修身问题。相对于孟子所主张的“身体的精神化”，荀子所主张的可称为“身体的社会化”；孟子提倡培育有益于社会的行为，荀子则认为威慑反社会行为才是当务之急。赖蕴慧认为，荀子主张对人类行为作外在调控，比孟子理想化的说法更实际可行。若说孟子倾向理想主义，荀子则可说是倾向现实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