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近现代哲学研究比较活跃，主要著作有冯友兰著《中国现代哲学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杨国荣著《科学的形上之维——中国近代科学主义的形成与衍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顾红亮著《实用主义的误读——杜威哲学对中国现代哲学的影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顾红亮著《现代中国平民化人格话语》(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陈来著《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新理学与新心学》(人民出版社，2001)、张汝伦著《现代中国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张文儒和郭健宁合著《中国现代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宋志明和孙小金合著《20世纪中国实证哲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胡伟希著《观念的选择：20世纪中国哲学与思想透析》(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宋志明和刘成有合著《批孔与释孔——儒学的现代走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李连科著《中国哲学百年论争》(商务印书馆，2004)、景海峰著《中国哲学的现代诠释》(人民出版社，2004)、张锡勤著《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稿》(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4)、景海峰著《新儒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思想》(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李翔海著《时代性与民族性——现代新儒学与后现代主义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等几十部，发表论文数百篇。创新性的理论观点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研究视角的创新

近年来的中国近现代哲学研究已经突破了“冲击—回应”的模式，也突破了“激进—保守”或“进步—反动”二分的模式，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呈现多样化，更加贴近中国近现代哲学思想发展史的实际。

宋志明认为，在以往的研究中，不适当地把“古今之争”或“新旧之争”当成近现代思想史唯一主题，过多强调“昨天”对“前天”变革的一面，而忽视了“昨天”对“前天”延续的一面，对于几千年来的文化遗产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尊重。在这种历史虚无主义情绪的影响下，凡是对传统思想表示同情的思想家，往往被视为“保守”，拒绝对之加以深入的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同中国古代思想史相比，最突出的特色就是中西思想的融会贯通。因此，研究这段思想史，不能不采取比较的方法。在以往的研究中，由于把“新旧之争”当成唯一的主题，因而“中西之争”也被过分地凸显。于是，“新学”与“西学”成了同义语，而“中学”与“旧学”等号相连。凡是倡导西学者，皆被冠以“进步”的桂冠，凡是同情中学者，皆遭“反动”的恶谥。在这里，历史虚无主义情绪演变为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情绪。由于受这种不良情绪的控制，人们很难以平和、公允的心态比较中西思想，往往把西学理想化，将之说得尽善尽美；把中学妖魔化，将之说得一无是处。这种扬西抑中的做法，显然是不科学的。

宋志明主张从关注哲学思维转型的视角研究中国近现代哲学。中国近代哲学在本体论方面实现了由应然到实然的转向，不再像古代哲学那样特别关注本体的价值意义，而转向本体的存在意义。康有为的元学本体论、谭嗣同的“以太仁”说、严复的“质力相推”说、章太炎的本体论思考、孙中山的进化本体论，都体现出这一特点。在发展观方面实现了由健动到进化的转向。康有为提出“三世进化”论、严复提出“天演论”、孙中山提出“突驾”进化论、章太炎提出“俱分进化论”，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的进化发展观。在知行观方面实现了由伦理型到知识型的转向。谭嗣同提出“贵知”说、严复提出崇尚实证的经验论、章太炎提出推崇理性的“贵行”说、孙中山提出“知难行易”说，都为建立新型的知行观做出了理论贡献。在人学观方面实现了由“子民”观念到“国民”观念的转向。康有为对人的新发现、谭嗣同的“冲决网罗”思想、严复的进化人学观、梁启超的新民说，对人学观念的变革都各自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孙中山提出国民说，对近代的新人学作了出色的总结。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重新发现了人，意识到人应有的价值和尊严，中国哲学才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宋志明认为，现代中国哲学承接着两种思想资源，一种是中国固有的思想资源，另一种是西方近现代的思想资源。哲学理论工作者们依据自己对时代精神需求的理解，充分利用着两种资源，致力于艰苦的“综合创新”工作，并且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对于中国固有的思想资源，他们肩负着双重的任务，一是清除封建主义的尘垢，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扫清思想障碍；一是提炼体现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合理内核，促使中国哲学实现现代转换。他们首先把重点放在前者，后来则逐渐转向后者。对于西方近现代的思想资源，他们也高度的重视，力求充分地加以借鉴和利用，借以推动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进程。对于中国现代哲学影响较大的西方近现代哲学思想资源主要有三种：一是从笛卡儿到黑格尔的近代理性主义思潮以及它在现代的延续即实证哲学思潮；二是黑格尔以后的现代非理性主义思潮；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中国哲学一改儒、释、道三教竞长争高的态势，代之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新儒家哲学、实证哲学互动的新格局。

张汝伦也不赞成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二分模式和“冲击—回应”的模式。他特别关注中国现代哲学家关于现代性问题的哲学思考，但反对所谓“现代化叙事”。在他看来，“现代化叙事”有三种表现：一是在近代思想家中找所谓新思想或启蒙思想的萌芽；二是在中国思想家中寻找符合现代化要求的因素；三是研究的内容简化为“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曲。他很重视中国现代思想自身的发展轨迹，认为进化史观、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制约和形成大多数中国人世界观的基本形态，是现代中国普遍的意识形态。在现代中国虽然发生多次关于中国出路和前途的争论，但这三大思潮可以说是人们的共识：不管是什么主义者，都是进化论的信徒，孙中山和毛泽东都赞成社会主义，陈独秀和胡适都是民族主义者。这三大思潮相互联系着：进化史观促使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产生，民族主义和进化史观使人们相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社会主义又强化了进化史观和民族主义的信念。他由此得出结论：这三种基本的意识形态相互促进、相互支持，形成现代中国思想的基本预设，构成现代中国思想的遗传密码。研究这三种意识形态的生成过程，将对现代中国思想有更为深入的认识。

胡伟希不再看重中西哲学思想的冲突和对立，注重研究中西哲学思想的融通与中国现代哲学家的原创思想。他认为现代性是中国近现代哲学面临的基本问题。围绕这一问题，中国哲学家利用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资源和西方哲学的思想资源，进行独立的哲学思考，形成独创的哲学理论。他把中国现代哲学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酒神型”，另一种是“日神型”。“酒神型”哲学注重学术的“有用”性，希望学术有俾于社会和人生，要求学术对社会产生作用和发生实际影响，马克思主义学派和现代新儒家属于此种类型。“日神型”哲学强调学术的独立性，要求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中恪守“价值中立”原则，“清华学派”为典型代表。“清华学派”在大学的讲坛上讲授哲学，从事专业性的哲学研究，视哲学为专业哲学家所从事的职业，主张在哲学研究中保持对社会和政治的“超越性”，避免哲学成为现实社会生活的简单图解，强调哲学是一门“反思”的学问，而不是“实践”或“行动”的学问。胡伟希认为“清华学派”的代表人物是金岳霖、冯友兰和张岱年，并且对这三位哲学家的哲学思想作了深入的研究。

二、现代新儒家研究的创新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关于现代新儒家的研究成为热点，几乎所有的现代新儒家学者都有人做个案研究，涌现出一大批专著和论文。在比较充分的个案研究的基础上，近年来关于现代新儒家的研究呈现两个新的趋向：一个是从事综合性研究，对这一思潮作总体性的考察；另一个是从事比较性研究，把现代新儒家同后现代主义放在一起考察。

宋志明认为，发端于20世纪初年的现代新儒学运动以援西学入儒为基本特征：一方面面向世界吸纳、理解、转化西方的学术思想，另一方面基于时代的要求反省、充实、推进传统的儒家思想使儒学在现代的理论形态中得到表现和发展。“现代新儒学”包括两个组成部分：一部分称为“现代新儒家”，指那些明确表示以接续儒家道统为己任的学者，他们表现出鲜明的文化保守主义学术立场；另一部分称为“儒家解释学”，指那些不标榜道统的儒家研究者，如晚年的熊十力、罗光、杜维明等人。他们分别站在不同的学术立场对儒家思想作同情的理解和诠释，以彰显儒学的现代价值。“现代新儒家”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新儒家奉儒家内圣学为道统，尊陆王而贬程朱，采取生命的进路，标榜道德形上学，主张由内圣开出新外王，从梁漱溟、熊十力到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构成一条明显的学脉。广义新儒家的道统观念比较宽泛，没有明显的学派承继性。冯友兰奉程朱为正统，贺麟则努力化解程朱陆王的对立，他们试图从学理的进路建立儒家哲学本体。钱穆、张君劢则从历史学或政治学的角度彰显儒学的基本精神。宋志明对狭义新儒家、广义新儒家、儒家解释学分别作了专门研究。

陈来认为，“近代化”或“现代化”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共识，这种意识渗入中国哲学家的“哲学”观念之中，成为他们建构新哲学的动力之一。另外，“中国化”或“民族化”也是他们未曾间断的内心冲动，并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化，表现为各种不同形式的诉求与实践。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便构成现代性与传统的关系问题。后五四时代的现代新儒学正是围绕着这一问题展开的。借用冯友兰的话说，现代新儒学是“接着讲”的，而不是“照着讲”的。现代中国哲学既要保持中国性，又要追寻近代性或现代性，只能“接着”中国传统哲学讲，既不能“接着”西方哲学传统讲，也不能“照着”中国传统哲学讲。这种“接着讲”的方式，其实是对于传统哲学的一种“新”的重构。陈来从文化观、形上学、心物论、哲学史四个方面对新理学和新心学做了专门研究。

景海峰主张把现代新儒学放在20世纪中国思想演变的大背景中考察。在经过一个多世纪激烈的动荡、裂变和转换之后，儒学以彻底走出了经学时代的范式，被各种现代性的知识所分割和夹裹着，叙述方式也大大地改变了。现代新儒家面对身份裂解带来的意义迷失，在西学观照下充满对于合法性的焦虑，但他们没有放弃重构新儒学的努力。他们在现代性的冲击下选择尝试性策略，面对学科化的知识图景，先是从历史学入手，后来从哲学入手，整理传统学术的残片，作现代的转述，重新恢复儒学的“在场”身份，找到安身之地。景海峰对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世界经济一体化、政治单一化和多极化、文化多元化，以及各种文明形态跳跃、纠葛其间所构成的既交叉重叠又充满断裂与脱节的复杂秩序，为儒学的重新倡扬和走向国际舞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他对梁漱溟、熊十力、冯友兰、唐君毅、牟宗三、刘述先、傅伟勋的新儒学思想一一作了评述。

李翔海采用比较的方法研究现代新儒学，指陈现代新儒学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异同，形成新的学术见解。他认为，成就现代性是现代新儒家的基本意旨。他们所努力掘发的传统精神资源，都自觉不自觉地集中在与科学、民主等现代精神有联系、至少不明确地反对与科学、民主等现代精神的成分上。对于违背科学、民主等现代精神的“传统”，他们在儒学内部做了颇有深度的自我批评。他们希图切开儒家的基本精神与特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形态之间的联系，赋予其不为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封限的恒常价值，强调儒学所素重的价值理性或人文精神可以对治工具理性的膨胀，在未来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建构中仍具有普遍意义。现代新儒家在认同现代性的同时，也对西方式的现代性提出颇为严厉的批评。在新儒家看来，西方式的现代性伴生着思想世界的危机：一是人生意义的失落，二是“科学一层论”带来了非人化的倾向，三是无度的戡天役物打破了自然本有的平衡，四是普遍商业化的风气使市场的价值变成了唯一的价值标准，五是集团人主宰的趋势导致精神的平面化。从这种批评态度反映出，现代新儒家同西方后现代主义者有相近之处，但二者之间在哲学取向上仍存在着相当的差异。李翔海把它们之间的差异概括为三点：前者主张“重立大本”，后者主张“放逐哲学”；前者主张涵融知识论，后者主张弃置知识论；前者重视儒学规范性的现代重建，后者标榜反基础主义。

三、中国实证哲学研究的创新

与现代新儒家研究相比，关于中国实证哲学的研究成果要少一些，但近年来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近年来的中国实证哲学研究，理论深度有所加深，研究者注意揭示中国思想家的思想特色和原创性思想，注意研究中西实证论者之间的差异，不再简单套用西方的研究方法。

杨国荣把中国实证哲学同科学主义思潮联系在一起，对中国近代科学主义的历史起源作了梳理。他认为，明清之际西方科学传入中国，开始在中国引发科学主义思潮；经学的实证化趋向在一定意义上为中国近代对实证科学的普遍推崇做了理论准备和历史铺垫。19世纪中叶，随着近代化进程的发轫，西学东渐力度越来越大，科学逐渐由“器”和“技”提升为格致之学，进而提升到“道”的形态。经过维新思想家的解说，“道”不仅是自然对象的普遍联系，同时被赋予某种世界观和价值观的意涵。“五四”前后，被泛化了的科学进一步提升为一种主义，渗透到知识学术、生活世界、社会政治的各个领域，科学主义成为一种强劲的社会思潮。杨国荣对科学主义的多重理论向度也做了梳理。20世纪一些中国思想家以科学的普遍渗透各个知识领域，表现出重建学术与知识统一的趋向，作为知识统一主要形态的科学，在某种意义上似乎成为一种新的“经学”。在科玄论战中，科学主义的人生观得到了具体的展开，随着科学向生活世界的渗入，人生观似乎变得漠视自身了。科学主义渗入社会政治领域，确认科学理性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科学与民主成为启蒙思潮的两大旗帜；然而也逻辑地导致某种“技治”主义的可能。在史学、方法论、哲学等方面，科学主义也有广泛的影响。杨国荣对科学主义的负面效应作了批评，他指出：科学主义突出的主要是工具理性上的理性化，它以有效性为指向并往往将智慧消解于知识，从而导致智慧的遗忘和人的片面化，导致科学与人文、理性与价值、生活世界与科学图景的对峙。

宋志明和孙小金认为，从严复到金岳霖，在中国逐步形成了一股颇有影响力的实证哲学思潮，并且在改变中国固有的思维方式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中国实证哲学思潮的发展历程，大体可以划分为引入期、发展期、反思期三个阶段。在引入期，严复和王国维功不可没。严复大力倡导实证科学和实证方法，王国维把实证方法提升到实证原则的高度。他们虽不能算严格的实证论者，却是开中国实证哲学思潮先河的思想家。在发展期，胡适、王星拱、丁文江等人最具代表性。胡适接受并传播实用主义，称得上中国的一个实证论者。王星拱接受并传播马赫主义，强调实证论是科学的哲学基础。丁文江以“存疑的唯心论”自诩，在科玄论战中把中国实证哲学思潮推向巅峰。20世纪30至40年代，中国实证哲学思潮进入反思期，张东荪、金岳霖先后建立起有特色的知识论体系。张东荪的多元认识论虽然没有完全突破实证论的局限，但已迈出实证论的范围；金岳霖承认被感知对象的客观性，最终突破了实证论的藩篱。宋志明和孙小金把中国实证哲学的特色概括为四点：一是外生性。中国传统哲学缺少实证论的资源，近现代中国实证论思潮不是接着中国传统哲学的话语讲的，而是接着西方哲学的话语讲的。实证哲学思潮在中国学术界虽有一定地位，但没有成为主导性话语。二是社会功利性。实证哲学在中国首先是作为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其次才是哲学理论。中国实证哲学范导着尊重科学的社会风气，起到了影响社会舆论的作用。三是不同步性。中国实证哲学虽是接着西方实证哲学讲的，但不是照着西方实证哲学讲的。中国实证哲学的发展轨迹与西方实证哲学不同步，中国实证哲学所讨论的问题与西方实证哲学不同步，甚至在主题上也缺少相似性。四是不充分性。由于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实证哲学传统，由于20世纪中国科学比较落后，导致中国实证哲学的起步面临着先天不足的困境；由于20世纪中国社会社会变革急促，学派更迭迅速，中国实证哲学无法保持长久的影响力，又陷入后天不利的境地。

在中国实证哲学的研究中，研究胡适仍旧是一个热点。研究者们不再像以往那样关注胡适与杜威之间的共同点，而是关注他们之间的思想差异，提出一些创新的观点。顾红亮认为，中国思想家并没有照搬照抄杜威哲学，他们在许多问题上对杜威哲学作了取舍，甚至误读。胡适和陶行知等人带着传统的眼光审视、阅读杜威哲学，既有自觉的层面，又有不自觉的层面。从不自觉之维看，受到前理解结构的制约；从自觉之维看，他们努力阐释杜威哲学和传统之间的变革和沟通关系，从传统的视角来选择、过滤、补充杜威哲学，用传统思想衔接杜威哲学。张汝伦认为，胡适和杜威在一些基本原则上有根本的差异。胡适将杜威的实用主义化约为方法，并且同清代考据方法混为一谈，未达到真正的“视界融合”。与其说胡适对杜威哲学作了释义学的阐释，不如说他李代桃僵，在提倡实用主义的同时偷换了它的实质内容。对于现代性内在所包含的种种深刻的问题，胡适基本上没有察觉，同以现代性批判为基本取向的杜威哲学处于貌合神离状态。

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创新

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现代新儒家思潮、实证哲学思潮竞长争高，构成中国现代哲学的基本格局。近年来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论著不算多，但也提出一些创新的观点。

张文儒和郭建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一是陈独秀、李大钊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初步传播阶段。陈独秀的代表作是《马克思学说》，李大钊的代表作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他们处于转述马克思学说的阶段，许多见解是正确的，也有一些表述不十分准确与规范。二是瞿秋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全面传播阶段。陈独秀和李大钊着重传播唯物史观，瞿秋白则比较全面地传播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三是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阶段。艾思奇著《大众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一个成功范例。四是李达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化阶段。李达著《社会学大纲》是中国人写的第一本系统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科书。五是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阶段。毛泽东写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提出军事辩证法、统一战线的辩证法、领导方法等实际工作中的辩证法。张文儒和郭建宁在《中国现代哲学》一书中，用专章对李大钊、陈独秀、李达、艾思奇、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作了评述。

宋志明认为，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历史必然性。在近现代中国，由于救亡运动与启蒙运动交织在一起，规定了启蒙主体的群体性，需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来解决民族动员、社会重建、现代化发展等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重视社会发展的学说，为中国社会从传统的农业文明迈入现代的工业文明指引了方向，为中国社会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这对于中国现代化发展是非常必要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在肯定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历史合理性的同时，也指出资本主义制度中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家所有制之间的矛盾，得出资本主义社会将被共产主义社会所取代的结论。这对处于发展中国家行列的中国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它帮助先进的中国人看到了未来，看到了希望，看到了自己的后发优势，树立起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信心。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曾出现三次高潮：五四时期、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大革命失败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逐步同中国哲学相会通，同中国社会革命实践相结合，推动中国哲学发生根本的变革，形成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这一思潮的历史发展轨迹，大体上可以概括为唯物史观的传播、规范化和通俗化进程、中国化进程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李大钊和陈独秀对唯物史观的传播，标志着中国无产阶级主体意识的自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奠立了基础，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理论准备。在第二阶段，艾思奇写的《大众哲学》，运用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和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的典范之作。李达的《社会学大纲》理论水平最高，可以说是20世纪30—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规范化的典范之作。在第三阶段，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一个成功的范例。具有深厚中国哲学素养的毛泽东，在革命和建设实践过程中，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他的哲学思想既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又批判地继承了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使之获得现代理论形态。

 

（来源：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全文。编辑录入：齐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