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准备说以下两点，在问题域中的古希腊哲学研究，和在学术传统中的古希腊哲学研究。我相信，关于国内古希腊哲学研究的传统和未来可以通过这两点以某种特殊的方式予以表明。

首先是在问题域中的古希腊哲学研究。问题意识是一切深入而严谨的学术研究的灵魂。只要研究不是随意的或盲目的，那么，它一定是在一个明确的问题意识的指引下所进行的研究，这个研究起于某种特殊的现实关怀，它以研究的方式锲入到它所关怀的现实中去，而正是在这里它是受到针对于现实的明确的问题意识的引导的。而这个问题意识越是明确，也就意味着它对现实的锲入越是深刻，同时，这样的锲入也就立即展现为一个范围明确的问题域。显然，只是在明确的问题域中我们才可能展开同他人思想的明确的对话。这是针对于相同问题的从问题的不同侧面、不同层次所进行的对话，这样的围绕问题的思想对话越是卓有成效地展开，它也就越是使问题域本身展现为丰富的层次和复杂的结构，而在这里，思想对话的属于诠释学的空间的和时间的因素也就特别地显露了出来，也就是说，在这里问题的历史的层面和不同地方性传统的层面就显露了出来。从而，从特定问题意识出发的问题域就仿佛一束光，必然会把属于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地方传统的思想照亮出来，而原因就是它们对于问题本身具有特殊的思想意义。

我讲这个既是要表明我们传统的古希腊哲学研究缺乏明确的问题意识，也是要表明我们当前和今后的古希腊哲学研究需要更为深入和明确的问题意识。但这不是别的，在我看来，就当前的现实来说，我们需要深化和明确的就是围绕古今的问题意识。古代的和现代的，古代性和现代性，保守主义和启蒙主义，自然主义和历史主义，预定和谐和无限进步等等，正是这样一些本身只能是现代产物的问题仿佛一束光，将古希腊哲学作为古代思想的某种典型以格外富有思想意义的方式照亮了出来，成为我们需要与之对话、与之交流、对它进行反复审视，以期由此对照能够对于我们当前的现实处境有所说明、有所澄清、有所启发的一个特殊的思想史时期。一个人越是最深地锲入现代，他也就越是被这样的一些问题所牵引。一个人也可以不明确地意识到这样一些问题而进入对这个问题域的这样一种形式的思考之中，但是，无可辩驳的是，他在根本上是被这样一些问题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所触动、所推引，而投入到对古希腊哲学的这样一种思想审视和对话之中去的。

按照这样一种方式阐明，显然，古希腊哲学就以格外富有意义的方式呈现出来。古希腊哲学具有现代因素，尤其是处于剧烈社会变革时期的古典希腊哲学，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它的理论理性的方面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展，从而形成了西方思想的科学传统。但是，我们又不能将这个方面做无限的夸大，例如，我们不能将古代科学和现代科学不加严格区别地等同起来。因此，在总的思想特征上古希腊哲学仍旧属于古代思想的范畴。所谓总的思想特征，我指的是，例如无论是在柏拉图那里还是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还是在斯多亚学派那里所明确表现出来的自然目的论的体系化的特征，以及在此基础上，在更进一步的形而上学的层面上所表现出来的预成论和先验论的理论特色以及一个总体上的预定和谐的思想倾向。当然，在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例如整体主义的、本质主义的、决定论的和宿命论的等等更为专题化的思想。所有这些思想特征，在我看来，都是古代的或者说古代性的，它们和现代思想形成鲜明的对比。显然，一旦指出这一点，那么，毫无疑问，古希腊哲学就立刻被置入了上述的问题域的思想关联之中，并且表现出了多重理论价值和理论兴趣。例如，至少，通过具体的、深入的、专题化的研究阐明古希腊哲学的属于古代思想的这些特征，就不是没有特别重要的理论价值的；同时，关注属于剧烈变革时期的公元前五世纪后半期到公元一世纪的各种特别的思想因素，也不是没有特别重要的理论价值的。

我概略地讲这些就是要表明，思想史研究的一种大的问题意识的确立的重要性，它能够摆脱局部的、细枝末节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研究，以及思想史研究的一种立足于现实的思想史批判眼光的重要性，它能够使学院化的学术研究具有富有现实关怀的思想立义，从而是具有思想性的学术研究。

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其次是在学术传统中的古希腊哲学研究。假如我们是在上述问题域的照亮中进入古希腊哲学的研究，那么，不仅这样的研究是活的研究，而且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活的思想传统。也就是说，至少，我们所考察的思想对象立刻就分开为两个层次，这就是经典著述和围绕经典著述的研究传统。但很显然，这二者不是割裂的关系，实际上，经典著述活在它的研究传统之中，由经典著述所首次予以深刻表达的思想问题绝不简单地封闭在经典著述本身之中，以至于仿佛从问题意识出发的我们只需要去研读经典著述本身就可以获得对问题的完满的解答。相反，经典著述只是提出问题并且对问题进行初步的思考，在很多时候，存在于经典著述本身当中的问题和思想，无论是就问题本身展现的全面性还是思想本身表述的深刻性来说，都还是远远不够的，实际上有赖于在后来注释家和研究者的研究中做更为丰富、全面和深刻的展现。所以，完全撇开围绕经典著述的研究传统而对经典著述进行孤立的研究无疑是没有出路的研究，同时也根本谈不到对问题的研究的持续地深入和知识的不断地累进。

就此而言，显然，对于古希腊哲学来说，例如，柏拉图的思想绝不仅仅存在于他的那些对话作品当中，而是同时更为深入地存在于他自己的学派传统之中，这就是自柏拉图以降的历代柏拉图主义者的注疏和进入近代以来以非学派方式进行的对柏拉图的学术史和思想史的深入的研究；同样，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也绝不仅仅存在于他保留至今的那些讲稿之中，而是同时更为深入地存在于他自己的学派传统之中，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学派和其他学派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注释研究，以及进入近代以来以非学派方式进行的对亚里士多德的学术史和思想史的深入的研究。我们应当重视这些基本的研究性著述不亚于重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原著。这不仅有问题本身的进展，而且还有学术知识的有效的累积。离开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一个人假如认为仅仅凭自己的哲学悟性通过直接研读柏拉图或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就可以获得超越前人的思想认识，那么，可以肯定地说，在这里他所收获的仅仅是他自己纯粹个人的哲学狂想。

针对于此，显然，我们以往的古希腊哲学的研究过于强调对古希腊哲学中的经典著述的孤立的研读，而在很大的程度上忽略了对围绕着这些经典著述的卷帙浩繁的研究性著述的深入研究，我们不能把我们自己的研究自觉地置于无论是古代传承而来的还是现代发展而来的具有严格知识累进机制的学术传统之中，以致我们无论是在经典著述的领会上还是在经典研究文献的掌握上都是不系统、不深入和片面、零碎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就会停留在一种低水平重复的状态中，而且缺乏科学的严谨性，仅仅是个人的属于灵感突发的随想。学术研究要进步，有赖于对前人学术研究成果的充分的吸收，学术研究要进步，也有赖于研究者彼此之间学术研究成果的充分的交流和知识传递。只是在对相关的学术传统的深入中，问题域本身才以格外清晰、格外明确、格外锐利的方式显露出来，研究才成为真正富有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的研究。

所以，总结起来，我所讲的是实际上并无新意的两点，这就是，第一，古希腊哲学的研究、乃至整个思想史的研究要具有在问题域意识中的思想史批判的眼光；第二，古希腊哲学的研究、乃至整个思想史的研究要成为更加专业化和知识共同体性质的研究。以上是我从特定视角出发的一些想法，偏颇之处肯定难免，欢迎评论人和讨论者做出批评。

 

（原载《世界哲学》2009年5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