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威克里夫(John Wyclif ,约1330 ─1384)是英国中世纪史上著名的神学家,被誉为“宗教改运动的晨星”。他从晚年致力于宗教改革,提出了自己的宗教改革主张,恪守自己的信念,至死不渝。死后,被罗马教廷判为“异端”,他的著作被销毁,其尸骸被掘出,焚烧。但是,罗马教廷的倒行逆施并没有挽救其行将倾覆的大厦。在此后的二百年内,威克里夫的“幽灵”一再出现,它不仅沉重地打击了罗马教廷在英国的统治,动摇了罗马教廷的统治基础,促进了人们思想的解放,而且为后来宗教改革运动提供了理论武器。本文拟就威克里夫宗教改革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内容及其影响等问题作尝试性探讨。

一

英国民族国家的初步形成,民族意识的开始产生,正是宗教改革运动“这颗晨星”升起的时代天空。14 世纪,英国统一的民族国家形成过程已开始启动。这一时期,英国农奴制度日趋衰落,“劳役折算”的过程大大加快, 商品经济进一步发展,14 世纪初,英国还是一个呢绒进口国家,及至40 年代,英国呢绒不仅能满足本国需要,且已有少量出口,到该世纪末,每年出口额己达四万三千匹,一跃成为欧洲第一流的呢绒生产国与最大的呢绒出口国。商业发展也比较迅速,涌现出了许多中心市场,并初步形成了以伦敦为中心的统一的国内市场,各地经济的联系随之大大加强,这就客观上呼唤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出现。

14 世纪,英国业已具有了强大的王权。而在当时,“王权是进步的因素”[1] (p. 453) 。强大的王权制止了封建领主的私斗,保证了国内政局的稳定,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自身利益出发,英国王权保护对外贸易,防止外国竟争。爱德华二世(1307 —1327 年在位) 规定,除满足贵族需要外,杜绝外国呢绒输入英国[2] (p. 196) 。强大的王权促进了英国经济贸易的发展。“王权代表着正在形成中的民族”[1] (p. 153) 。显然,14 世纪,英国作为民族国家初步产生。

可是,英国的发展受到了罗马教会的束缚。在中世纪欧洲,罗马教廷是封建势力的国际中心,是最大的封建领主,控制着西欧、中欧各国,蛮横地干涉各国内政,要求各国交钱纳贡。教皇的代理人从各国征得的税额远远超过西欧其他国家,其款额高达英王收入的五倍之多,教会僧侣则把他们收入的大部分送到罗马去了,1252 年,在英国仅外国僧侣,主要是意大利人和萨伏依人的进款就比英王的进款多三倍[3] (p. 135) 。英法百年战争(1337 —1453) 爆发以后,“阿维农教皇”偏袒法国,对英国采取敌对态度,从而使英国的反教会情绪更加炽烈。

随着民族国家的初步出现,民族意识也开始产主。民族意识产生的主要表现是:拥护君主制,反对教皇权威,要求摆脱罗马教会羁绊的社会思潮的出现。威廉·奥卡侮(约1300 —1350) 是这一进步社会思潮的代表。他大力抨击教皇权威,鼓吹王权,主张教会无权干涉世俗事务,教会只是信徒的集会,教徒是教会的主体,并提出以圣经作为信仰的最高权威等。他的这些思想在西欧各大学校和知识界得到广泛的传播,并激发了英国广大民众的民族意识的产生,为以后宗教改革家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

民族国家的兴起和民族意识的产生,势必要求各国处理自己的内政事务,主权受到应有的尊重,经济免遭奴役,特别是国王更是要求按照自已的意志治理国家。为反对罗马教廷对英国内政事务的干涉英国多次颁布法令。1351 年通过《圣职候补人法》,规定所有的英国主教和其他教职的选举均不受教皇干涉;1353 年制定的《王权侵害罪法》明确指出:国王有权在王朝领土上不承认或不执行教皇敕书或指令,并把英国臣民向罗马教廷法庭申诉之行为视为非法;1376 年,英国国会公开指责英国境内教皇税吏把大批钱财送给教皇,及遥领职衔的法国红衣主教从英国教区攫取大宗财富的掠夺行为[4] (pp. 42 - 43) 。在英国,教会成为一切矛盾冲突的焦点:王权反对罗马教廷的干涉,要求建立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政权;大贵族和骑士欲争夺教会的财产以自肥;农民反对教会的压迫,剥削和精神欺骗;正在崛起的新兴市民阶级反对教会的愿望最为迫切,他们要求摆脱教会的统治和剥削,简化繁琐的宗教仪式,建立适应本阶级需要的教会和宗教信条。威克里夫正是在英国和罗马教廷的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登上了宗教改革的历史舞台的。

二

威克里夫约于1330 年出生在英国的约克郡。早年曾就读于牛津大学,后留校任教。不久,又在牛津大学获得神学博士学位。他还多次担任教职。多年的教职生涯使他深谙天主教的内幕,他以渊博的知识对英国社会见微知著的观察,深深懂得英国社会正急切需要什么,这就促使他力图进行宗教改革。他顺应时代发展的趋势,在实践中形成了一套新的宗教改革理论。

第一,主张维护国家主权,建立民族的廉价教会,废除繁琐的宗教仪式。威克里夫认为,英格兰王国是一个主权国家,应摆脱罗马教会的束缚。当时,英法两国处于交战态势,教皇站在法国一边,并把从英国抽来的税收,用以支持法国,与英国开战。由此,国王的顾问询问威克里夫:“当此驱除外敌成为燃眉之急时,英国王朝是否可以不理会教皇的批评或者拒不服从教皇,而合法地制止钱财流到国外?”他果断地回答道:“教皇除了用募捐方式,否则不可能要求这份财富, ……将本国所急需的钱财输往外国,并不是慈善工作,而是愚昧行为。”[4] (p. 45)

他进一步指出:“福音书的原则证明:教皇除非以救济金的名义,否则不能要求这份财富,但是救济金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才能征集。”“王朝的世俗贵族除了以供养教士或个人资助的方式可把我们的所有给予英格兰教会外,不得给予其他教会。”[5] (p. 70) 显然,威克里夫主张取消对教皇、教会缴纳贡金,仅给教皇以救济金。其目的在于摆脱罗马教会的经济奴役,维护国家主权。

针对罗马教廷宣传的“英国教会本是罗马天主教的一部分,故应该服从它”的观点,威克里夫主张英国教会应当独立。他说:“依据《圣经》之言,英国王朝应该是一个整体,而教士,领主与平民均属于该组织的一员。”[4] (p. 45)“王朝隶属于上帝,非此不能有繁荣。”[5] (p. 70) 他把冥冥之中的上帝视为英格兰王朝的主宰,实际上是要求英格兰教会摆脱罗马教会的控制。此外,他还主张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讲经布道,做宗教仪式,力图实现英格兰教会民族化。

他主张废除教会强行规定的繁琐的宗教仪式。他攻击教会长期奉行的赦罪必需祈祷和忏悔仪式,认为强制的忏悔不是圣礼,信徒得救也勿需行此礼。他说：“向神父私下忏悔……并不需要,这只是后来魔鬼带来的玩艺,耶稣基督未曾使用秘密忏悔,其后之任何使徒,亦未见使用过。”[6] (pp. 480 - 481) 在使徒的行动中只看到公开自愿的忏悔。强制性的秘密忏悔是“反基督者使人们屈从于教皇,按教皇的意志行事……基督使奴隶自由,而反基督者却使人们重新带上枷锁。”[7] (p. 141)甚至,还把秘密忏悔用于政治和经济目的,从事犯罪活动。因此,一个真心悔悟的人勿需外在的仪式。

第二,提出神恩统治论。这是他进行宗教改革的理论基础。威克里夫的“神恩统治论”承自于奥古斯丁的先定论思想。他认为,自人类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人类便跌入罪恶的泥潭,丧失了自由意志。只有蒙上帝的恩宠,得上帝钟爱者,才能获救、赎罪,重新回到上帝的怀抱。“上帝将恩宠赐给所喜爱者并在人出生前就预定存在永生。每个人会失去永生,或因得救而得永生。”[4] (p. 42) 信靠,忠于上帝者,将会得到上帝的恩赐。任何人与上帝的关系都是直接的,勿需任何中间媒介。倘若教皇或教士声明要介入的话,则应该断然拒绝。威克里夫在《论神权》和《论民权》等著作中,全面阐述了他的“神恩统治论”思想。他认为,“人类所有的权力都以神的权威为前提……所以一切正当的对人类的统治权,都以和上帝相关的正当权威为前提,但是任何犯有大罪的人缺乏与上帝相关的正当统治权,所以他没有正当的权威。”上帝是世界万事万物的主宰者,因此,“对一个人来说,除非上帝首先把礼物给予了他,否则他不可能合法地给人以上帝的礼物,所以一个生灵得到礼物时,是上帝首先给予了他。”[6] (p. 885) 从这一观点出发,威克里夫断言,通常含糊地说,“神甫赦免了悔悟之人的罪”,正确地说,应当是上帝首先赦免了人的罪;同理,人们说圣餐中“神甫制造了基督的肉体”,确切地说,神甫所能制造的只是代表基督肉体的东西——面包。基督肉体的临在是靠基督神奇的力量,而不是神甫的力量所能办到的。“神恩统治论”强调了上帝的无所不能,上帝的至上权威,排除了罗马教廷强加于上帝和人之间的教会,否定了教会存在的必要性和教士阶层的特殊作用与特权地位。因此,它触动了罗马教会统治的理论基础,也有利于人们的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

第三,否定教皇、教会的权威,主张王权至上,教会隶属于国家,《圣经》是人们信仰的权威。威克里夫反对罗马教廷宣传的教皇权威论。他认为,教会的首脑是基督而不是教皇,除非是上帝所预定的;但是,凡为上帝所预定的皆是优秀的,而教皇那样腐败,必不是上帝所预定的[8] (p. 116) 。每个基督教徒所得到的一切并非直接来自教会,而是来自上帝,因此,“最高的权力在天廷,而不是在罗马。”[9] (p. 321) 针对教皇们在宗教大分裂时期,相互玩弄开除教籍权力与无耻地争夺权力的丑行,威克里夫认为,“只有教皇们仿效耶稣时,才能使人们相信他们。”但是,“耶稣基督没有寸土之地,但人们说这位教皇(指格里高利十一世——引者)却拥有帝国之半, ……耶稣至为谦卑……但教皇却端坐在他的宝座上, 使各郡领主低吻其足”[4] (p. 47) 。并公开地干着指挥教士兜售赎罪券,搜刮民财的勾当;“被反基督者带入教会的大主教们以买卖圣职向人们讨价还价,并用其他手段欺骗人”[6] (p. 838) 。可见,教皇并非是使徒的后继人,而是魔鬼可憎的肢体,“敌基督”者[8] (p. 116) 。他还竭力反对教会宣传的教皇无误的观点,主张教皇的教谕和谕令若非根据《圣经》,就没有任何效力。因此教皇既无权赦罪,也无权销售赎罪券。

威克里夫反对教会权威,否定教士是上帝与信徒之间的中介人。他认为,“凡人没有掌握人类灵魂的能力”[9] (p. 321) ,教会或神甫若要作上帝与人们之间的中介人, 就应当拒绝。每个信徒只凭着对基督的信仰都可以成为牧师, 而不需要教廷授职。他肯定《圣经》是信仰的绝对权威,而不是教皇,并指出,每一个公正的俗人在宗教上都有判断权,与教士一样可以接近上帝,接近上帝的途径就是阅读《圣经》,理解上帝的旨意。《圣经》浅显易懂,因而不需要教士阶层的解释。他反教会传统的寓意解经法。为此,他一方面着手把《圣经》译成英文,1382 年后,他把拉丁文《圣经·新约》译成英文;另一方面,他组织了“贫穷传教士”,到处宣传他的改革主张。

威克里夫在否定教皇和罗马教会权威的同时,主张王权至上,教会隶属于国家。他认为,国家的权力直接来自上帝,他在王朝内拥有绝对的最高统治权,教会的权力不能凌驾于国家之上,当受所在的主权国家管辖。他说:“国王是受上帝派遣掌管俗界事务的牧师,反抗他(指国王——引者) 是邪恶的行为,甚至主教们的权力也是从国王那里取得的,并且只要涉及到这个世界,王权就比教士们的权力具有更大的尊严。因为宗教的权力是既无需世俗的权力,又无需财产,因此纠正教会管理方面的弊端,既是国王的权力,又是他的义务。”[10] (p.,, 321) 教会只是指导人们的精神生活,教会、教士阶层不应拥有世俗的权力和财产,过着争权夺利,奢侈浪费的生活;而应当以基督和使徒们为楷模,一无所有,过着温饱知足,以施舍为生的生活。因此,他主张,所有教士则应该“乐守清贫与尘世之权欲绝缘”[4] (p. 41) , 如果教士不能自动皈依清苦的传道生活,则国家应予以干涉,没收其财产,并“约束教士们,使其坚守耶稣所训戒之贫穷”[4] (p. 41) 。世俗王权尽力这样做,不必去理会教皇,更不应畏惧教皇的诅咒。因为王权拥有更优越的条件,它代表着基督的神威,而教士只代表着基督的仁爱。威克里夫坚持这一观点,至死不渝。威克里夫的这些主张旨在调整神权和世俗权力的关系,肯定国家在一切尘世问题上占居领导地位,切断教会对俗界行使权力的纽带,使国家成为社会的中心。这既表达了王权和市民阶级的要求,也是英国民族意识不断增强的反映。

第四,反对变体说,主张临在说。变体说是罗马天主教的基本教义。依照变体说,在做弥撒时,主礼神甫仿照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指着饼和酒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这样,原来的酒和饼就神奇地变成耶稣的肉和血,饼和酒仅能留下五官所能感觉到的外形。变体说的实质是让教徒相信耶稣基督的真实存在,承认教士阶层在人与上帝之间的特权地位和特殊作用。威克里夫反对罗马教会宣传的“法术式”的变体说,认为圣餐中的饼和酒并没有变成基督的肉和血,既然凡是被选信徒皆为祭司,主教的权力也不符合《圣经》的本意,何况“福音书中未见规定弥撒”[6] (p. 844) ,而那种认为只有神甫才有权将圣餐中的饼和酒变为基督的肉体和血的说法实在是荒谬至极,无非是借以攫取权利而已。威克里夫说:“没有什么东西比认为主礼神甫制造了基督的肉体更令人厌恶了;弥撒是为了世俗的目的而捏造的荒诞的奇迹”[7] (p. 174) 。他主张圣体临在说。他认为,基督仅是一精神实体,献祭以后,饼和酒这些物质仍保留在圣坛和圣餐之中,基督按其本质并不是以他自己的肉体存在于圣坛的圣餐中的,而仅是在精神上以自己的肉体和血降临在圣餐中的饼和酒里,否则当教士打破圣饼时,基督也就被打碎了。在他看来,“圣餐中基督的肉和血不是本质,实体和身体,它只具有象征性或比喻意义”[11] (p. 492) ,通过这一圣事以表达对基督的怀念。基督的临在是通过面包和酒来表现的,而不是神甫的力量所能完成的。威克里夫否定变体说,主张临在说,其实质是否认基督的真实存在,否定教士阶层在上帝与人之间的中间媒介作用和特权,他强调个人“内在精神通向上帝的历程”[12] (pp. 337 - 338) 的作用,意欲在人与上帝之间架起一座直接沟通的桥梁,即通过信徒直接阅读、理解《圣经》的方式。他的临在说在内容上与路德的“同体说”具有实质上的相似之处,只不过路德在它的基础上发展了这种观点。

三

威克里夫倡导的英国宗教改革运动,是以市民阶级为主体与其他进步阶级共同参加的,要求摆脱罗马教会控制,改革天主教会弊端,建立独立的民族教会,决定国家发展命运的,广泛的群众性运动。宗教改革初期,国王基于经济利益、政治利益的考虑,曾支持这场改教运动,但是,随着改教运动的深入发展,触动了封建制度,国王和教会势力便联袂起来镇压了这场宗教改革运动。虽然这场宗教改革运动失败了,但是,在宗教改革的实践中,威克里夫提出的一些改革主张及其首创之功,对英国历史发展和以后宗教改革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沉重地打击了罗马教会在英国的统治,反映了市民阶级的利益。在中世纪西欧,罗马教会处于万流归宗的地位,是最顽固的封建堡垒,因而“一般针对封建制度发出的一切攻击,必然首先就是对教会的攻击,而一切革命的社会政治理论大体上必然同时就是神学异端。为要触犯当时的社会制度,就必须从制度身上剥去那一层神圣外衣”[13] (p. 401) 。市民阶级反对封建制度是在披着宗教外衣的情况下进行的。在这场斗争初期,市民阶级和王权则扮演了反对罗马教会,要求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的进步角色。这是因为“在反对罗马教会的权利的斗争中,最有直接利害关系的阶级是资产阶级”——其前身是市民阶级;而与市民阶级结盟的王权则“代表着秩序,代表着形成中的民族”[14] (p. 391) 。威克里夫的宗教改革思想正表达了市民阶级和王权的愿望,顺应了时代发展趋势。他对罗马教会的大胆揭露和抨击,对天主教基本教义的否定,对教皇权威及教士特权的挑战,从理论上否定了罗马教会的神圣性,并在实践上把在英国的教会改造成为属于英国民族教会作了一些初步尝试。因此,我们认为,威克里夫的宗教改革主张是“使旧的神学世界观适应于改变了的经济条件”[15] (p. 546) 的最初尝试,它有力地冲击了罗马教会的神学体系,符合了新兴市民阶级的要求。

其次,一定程度上使人们的思想获得解放。威克里夫主张以《圣经》作为信仰的唯一根据,认为每个信徒只要阅读、相信《圣经》,依照《圣经》行事,就能直接掌握与上帝联系的钥匙,而根本不需要专门的教会及其神职人员。“把《圣经》作为信仰的基础,以及断言每个有教养的人有权阅读《圣经》, 给教会的信条以毁灭性的威胁。”[16] (pp. 241 - 242)因此,这就打破了教会对人们得救的垄断权,使人们摆脱了罗马教会的束缚,使信徒由信仰罗马的“有形”教会转变为信仰《圣经》这一“无形”的自律宗教,使宗教成为一种纯粹的内心参悟,从而把人们的宗教信仰转化为个人自由,人们的精神获得了自由。这一思想正反映了广大市民阶级争取政治上平等权利的要求。

再次,客观上有利于广大农民的反封建斗争。威克里夫从教会守贫理论出发,提炼出一种社会平等理论。他认为,每个受上帝恩宠的人都与上帝共享所有财物;一切事物都需为公正者所公有,因为只有公正的人能掌握一切[17] (p. 170) ;私有财产与政府是亚当之罪(即人性) 和人类所继承下来的罪孽产生的后果。在一个有道法的社会里不会有个人的私有权,也不会有教会或国家人为的法律,更没有凌驾于这个社会之上的教会及其教士特权阶层。威克里夫的这些主张,不仅切中时弊,表达了他的政治理想,而且也体现了要求人人平等的思想。它客观上符合广大下层人民的利益,为长期饱受苦难,遭受压迫奴役的人们指明了斗争的方向,注入了争取美好生活的兴奋剂,因此,他为广大农民所接受,成了1381 年英国农民起义的思想武器,他被认为是“这场反天主教和反封建运动的精神之父”[18] (p. 253) 。可是,应当指出的是,威克里夫不赞同农民起义。当起义爆发后,他极力劝说农民不要参加起义,要耐心地顺从尘世的领主,并声名他主张的社会平等,只应被理解为一种理想上的意识,现实存在的权力,是由上帝所授,理当服从,不得触动。[33]诚然,这反映了威克里夫思想的阶级局限性,但是,他的思想对农民起义产生的客观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最后,开宗教改革之先河,对以后宗教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威克里夫提出的宗教改革思想,在当时商品经济刚刚发展,市民阶级力量还不够强大的情况下,虽然一定程度上打击了罗马天主教的统治,产生了很大的反响,但是,这些思想难以贯彻落实,他的宗教改革也以失败而告终。然而他所播下的宗教改革的种子,随着商品经济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早期资产阶级的发展壮大,却在不断成长。它直接影响了胡司在波希米亚的宗教改革,16 世纪路德在德国的宗教改革和英国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他提出的丰富的宗教改革理论和树立的实践榜样,在其后的二百余年不断得到实践,继承和发扬。由此,著名文化史家威尔·杜兰认为,欧洲的“宗教改革真正开始于己于14 世纪的约翰·威克里夫……,由15 世纪的约翰·胡司推波助澜,而到达16世纪,在鲁莽的威登堡修士(指路德——引者) 手中开始大放异彩。”[34] 因此,威克里夫不愧为“宗教改革运动的晨星”这一称号。

总之,威克里夫的宗教改革是在英国民族国家初步形成,民族意识凸现的情况下爆发的。在宗教改革中,他提出了摆脱罗马教会束缚,建立民族教会,简化宗教仪式,否定教皇和教会的权威和特权,主张《圣经》是人们信仰的权威,揭露和抨击教会的腐败及其罪恶等。这些主张反映了市民阶级和王权的利益也客观上符合广大人民的愿望,在当时罗马教会独步天下的局面下起到振聋发的作用。但是,由于改革的条件尚不够成熟,这场改革最终失败了。但应该指出,这种孕育新生命的幼芽,只要在适宜它生长的新的营养基成熟的情况下,它会成长得枝繁叶茂,会产生更大影响的。历史的发展恰好证明了这一点。

 

（原载《北方论丛》2002年第4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