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青】中国大陆近年来的日本儒学研究
自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关于日本儒学的研究也迎来了新的转机，出现了盛况空前的繁荣景象。在这一时期，发表论文数百篇，出版研究专著达数十种之多。 下面以著作和代表性论文为中心，对此一时期日本儒学研究的概况略作评介。
一关于日本儒学的概述性研究
首先出现的是在日本哲学史的框架下对日本儒学进行概述的王守华、卞崇道编著《日本哲学史教程》（山东大学出版社，1989）。该著在博采朱谦之和刘及辰等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一定的创意。在体系上，作者将社会历史分期的一般原理与日本的具体历史情况相结合，把日本哲学的发展分为古代（1867年前）、近代（1868-1945年）和现代（1945年后）三个大的断代，体现了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对于古代哲学，该书以时间为经，思想内容为纬，着重叙述了佛教哲学、儒学哲学和神道哲学。对于朱子学派的哲学，则打破了以往以师承关系来划分学派的方法，而从哲学基本问题上将其划分为两大派别。在对日本哲学史特点的总体把握上，认为日本哲学史除了表现出哲学发展史的一般规律外，尚具有独自的特点。即（1）移植的特点。在日本哲学的发展史上，佛教思想、儒学、欧洲近代思想、战后来自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现代思想这四次外来思想的冲击成为四次大规模地移植外国哲学的历史，构成了日本哲学史最为明显的特征。（2）融合、创造的过程。譬如明治初年移植西方哲学伊始，以西方哲学将儒学的“理”改装为“物理之理”和“心理之理”，即是西方哲学与传统儒学思想的融合。经西村茂树、井上圆了、井上哲次郎的佛教、儒学与西方哲学融合，最终产生了独创性的西田哲学。（3）中间类型的特点。日本哲学既具西方哲学的特点，又具东方哲学的特点，亦即兼容并蓄的优点和多元价值观。
黄心川编《东方著名哲学家评传(日本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采用评传体裁，对日本哲学史上出现的山崎暗斋、新井白石、富永仲基、伊藤仁斋·伊藤东涯、荻生徂徕、石田梅岩、大盐平八郎、安藤昌益 、三浦梅园、司马江汉等著名儒学家以及近代哲学家西周、中江兆民、和十哲郎、西田几多郎、铃木大拙、田边元等人的生平和思想作了详细的评述。
王青著《日本近世思想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11月）是我国日本哲学思想研究领域中第一部就日本近世江户时代错综复杂的思想史状况进行体系性梳理的著作，在充分吸收我国学者的先行研究成果、并参考日本学者的相关成果的基础上，扩大了考察范围，突破我国学术界以往只重视日本儒学的片面性，将日本近世儒学、神道与国学、町人和农民的思想、兰学和洋学以及近世佛教等各种哲学思想都纳入到分析的视野之中，将个案剖析与宏观梳理结合起来，可以说比较准确地再现了日本近世哲学思想史的全貌，有助于纠正国内学术界将日本儒学与日本思想等同视之的偏颇。
二日本儒学的专题研究
在对日本儒学史进行综合性概论的同时，我国学者更多从事的还是对日本儒学的专题研究。或是就某个儒学家的思想，或是就某个历史时期的日本儒学进行深入探讨，涉及的主题广泛，论及的内容丰富。这里择其重点，略作评介。
江户时代是日本思想成熟的时代。因此，江户思想研究也就成为我国日本哲学研究的一个热点。王中田的《江户时代日本儒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从断代思想史的角度研究了江户时代日本儒学的发展过程，儒学对武士、町人阶层的影响，儒学与国学、洋学之间的矛盾冲突及与日本近代化的关系等问题。作者以丰富、翔实的史料，描绘了日本儒学的发展轨迹，论述了其不同于中国儒学的独自特点，并就儒学与日本社会、思想文化之关系中的一些重要问题展开了剖析，其中不乏创见。
王青著《日本近世儒学家荻生徂徕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年4月）是我国学者对17世纪后期到18世纪前期日本学术史上极为重要的学者荻生徂徕首次进行全面解析的学术著作。徂徕学是日本近世儒学家荻生徂徕的思想学说，徂徕学在日本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日本著名政治思想史学家丸山真男在他的经典著作《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一书中将徂徕学评价为近世日本摆脱“封建的”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内驱地产生了近代思维方式“萌芽”的一个重要标志。而我国日本哲学思想研究界自朱谦之 先生的《日本哲学史》以来对日本近世思想特别是徂徕学的普遍评价基本沿袭了丸山真男的以上观点，缺乏中国学者的独特视角和独立见解。本书以徂徕学与中国思想的渊源关系入题，通过对大量的第一手原典资料的分析解读，辨析阐明了中国儒学和日本儒学在观念与价值上的异同以及日本朱子学在日本近世意识形态中的真实的地位和价值等复杂的学术思想关系，由此揭穿了丸山真男构筑起来的“徂徕学虚象”，并进一步揭示出这种“虚象”的意识特征的本质是从近代主义=脱亚论和日本中心主义角度出发得出的儒学观。
安藤昌益是18世纪日本封建社会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新中国50年来，安藤昌益一直是我国许多学者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在80年代众多研究的基础上，1992年为纪念安藤昌益逝世230周年，于山东大学召开了“中日安藤昌益学术研讨会”，出版了会议论文集《安藤昌益。现代。中国》（王守华主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该书通过对安藤昌益思想的全面研究，表明昌益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石田梅岩是江户时代又一特异的思想家，李苏平的《石田梅岩》（（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是我国学者研究梅岩思想的第一本著作。该书通过对石门心学创始人石田梅岩的“学问的生命”和“生命的学问”的探索，揭示了石门心学不仅对日本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而且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东亚心学的一枝奇葩，以至在面向21世纪的今天，它仍然具有现代意义。
石田梅岩与陆象山分别作为日本“心学”与中国“心学”的创始者，为日本的石门心学和中国的陆王心学的创立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韩立红著《石田梅岩与陆象山思想比较研究》认为陆象山与石田梅岩的思想在形成时期存在着很多一致。在学术渊源上，二者同时受孟子思想原理的影响与启发，创立了“心学”；关于世界的本体，象山的“道器”合一论及梅岩的“阴阳”与“道”合一的学说，立场相同；关于心性论，二者不分“心”“性”，强调“心”“理”合一；关于学问观，二者皆提倡以道德实践的方法去“顿悟”人的本来之“心”。所以，从二者的思想体系的核心范畴与对于世界本体的认识、及学问观来看，二者有很多的相似。同样，对于社会的现状和劳动人民的疾苦，二者也皆表示了极大的关注，积极参与拯救社会与帮助贫民的事业，反映了二者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及重实践的思想。
但不同的是，象山死后，象山的思想走向了衰微，最终停留在学术思想的阶段；而梅岩死后，石门心学在后人弟子的改造努力下，走向大众，最终成为一种思想运动。本文通过对象山思想与梅岩思想不同作用的比较，窥探中日“心学“的不同作用及所产生的原因。
刘金才著《町人伦理思想研究——日本近代化动因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则独辟蹊径，从伦理思想史的角度阐明了日本近世町人（工、商）阶级的伦理思想与近代日本社会的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提出了富有创造性的观点。该书详细论述了江户时代町人发展的五个阶段，即萌生阶段、形成阶段、成熟阶段、发展阶段以及与近代契合阶段，考察了町人阶级及其伦理思想从萌芽、发展到消融在近代之中的历史轨迹，从史实和理论两方面探讨了町人及其价值伦理在日本向近代转型过程中所发挥的重大历史作用，为日本近代化成因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和研究思路。
近年来，明治儒学成为日本学研究的一个新热点，刘岳兵著《日本近代儒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6月）阐述了儒学在1868年至1945年日本近代社会中存在的形态及思想结构特征。该书的最大特长，在于从儒学的展开这一观点着眼去分析、整理、论述日本近代思想史，以“儒学”营造了一个近代日本思想史的话语语境。1853年“黑船事件”后，日本的知识分子大多转向研究西方的价值体系，从而迎来了明治初期的“欧化风潮”，但是传统儒学作为与“欧化”冲撞与交融的存在也在艰难地前行。作者注意到这一点，并以中江兆民的自由主义与儒学的关联为研究主体，构成了《儒学》的第一章。刘岳兵在考察了中江兆民思想底流里的汉学基础及汉学影响后指出：“他终生致力于调动整个传统汉学思想资源，力图从中找出一种能够解释和融通现代自由平等思想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精神价值。兆民思想中的这种精神价值植根于其故乡的土佐南学之中。从本质上说儒学乃是其‘思想的根干’。这种儒学在日本思想史上可以说完全是一种‘现代新儒学’”。（第41页）这样，作者便找到了儒学与近代日本思想史的联系，
儒学在近代日本社会发展中的效应问题是任何一个日本儒学研究者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刘岳兵以高田真治和小岛佑马为案例，探讨了儒学在近代日本社会发展中的存在形态。其一，是儒学与日本的军国主义相勾结，军国主义分子恶用儒学，成为儒学在近代日本社会的一种存在形态。其二，与之相反，儒学的博大精深塑造了一批具有人格魅力及具有儒者风范的日本近代知识分子，诸如幸德秋水、河上肇、小岛祐马等，这是儒学在近代日本社会的另一种存在形态。
《儒学》的核心部分是第四章和第五章。作者通过对服部宇之吉的孔子教及儒家思想的研讨和对狩野直喜的“纯学术”的中国古典解释学现代复兴的深入研究，探求了近代日本儒学的思想结构特征及其与传统儒学的关系。[1]
郭连友著吉田松阴与近代中国（中国社科出版社，2007年）是对日本幕末维新时期的著名思想家、改革志士吉田松阴的思想形成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和研究的专著。从对吉田松阴的思想形成产生重大影响的中国思想，如孟子思想以及中国近代史（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等）的角度，重点考察和探讨了吉田松阴的思想本质以及后来他的思想对近代中国改革家们（如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等）的影响。
三中日儒学的比较研究
儒学虽是从中国传入日本，但在思想史上中日两国儒学相互交融，共同发展，二者间既有普遍的共同性，又有特殊的差异性。对于中日儒学进行比较研究，是我国日本哲学研究的又一个重要领域，涌现出一批重要的论著。
80年代，首先是对中日朱子学、中日阳明学进行比较研究，所发论著甚多，其中李苏平在《转机与革新——论中国畸儒朱之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一书中，特辟专章“中日文化交流的灿烂一页——朱之瑜与日本文化”，论述朱之瑜对日本朱子学派、古学派和水户学派的影响。著者通过翔实的史料，分析日本当时学术发展与朱之瑜的密切关系，指出日本朱子学两大派（主气派、主理派）中着重继承、发展了朱之瑜的“实学”思想，经国济民是其主要宗旨，主博学、尊知识、倡实行、蓄经验是其基本特征，由此构成了有别于中国朱子学而别具风姿的日本朱子学。
接着李苏平又出版了《圣人与武士——中日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比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一书，对中日阳明学进行了纵向与横向的比较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见解。例如，书中指出，日本阳明学的实践观是一种“事功实践观”，把“知”看作改革社会、经邦弘化的真知识，把“行”看作将其知识付诸实现的具体行动；中国阳明学的实践观是一种“道德实践观”，其所谓实践是指人伦道德修养的实践，实践意义落到了实践于心或实践于道德之上。日本阳明学道德观的取向是成为武士，武士追求正是功利实行；中国阳明学道德观的取向是成圣，而圣人道德观所强调的是“良知”。
90年代，则从整体上对中日儒学进行比较研究，并出版了一些有影响的专著。首先，王家骅在日本出版了日文专著《日中儒学比较》（六兴出版社，1988），引起日本学术界的强烈反响，被评价为是“迄今为止由一个中国人来把握日本儒学的壮举”（源了圆语）。该书通过对儒学传入日本后如何发生变形的历史描述，揭示了日本儒学相异于中国儒学的独自特征。即中国儒学较之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在抽象的本体论思维方面不太发达，日本儒学则比中国儒学更为疏于抽象的世界观思考。在中国，毕竟还形成了熔本体论、宇宙论、认识论及工夫论于一炉的体大思精的宋明“理学”的哲学体系。这里的“理”既与万物同在，在逻辑上又是先于、高于、超越于万物的本体存在；既与经验事物的自然规律相联系，又是统治社会的道德规范。有人把中国理性精神的特点概括为“实践理性”，但也不否认“它具有许多思辨性的内容”（《文化》第191页）。日本儒学则有所不同，宋明理学中思辨最强的本体论，在日本儒学的思想体系中未能占有重要地位。“即使是接受了‘理’这一范畴，他们也更多地将其理解为与经验事物相联系的自然规律与道德准则，而不大将其理解为形而上学的世界的本体存在。”（同上，第192页）。他认为这与日本是文化后进国，抽象思维不成熟以及日本人思维中“非合理主义”倾向和日本文化的“即物主义”性格有关。
日本儒学发展的历史一般被认为是中国儒学发展的缩影。王家骅认为这个“缩影”“并非中国儒学的照相式的翻版，而是既影响于日本文化又经日本文化改造的变形物。”（《文化》自序）因此，结合日本的独特历史、文化环境去揭示日本儒学的具体发展形态，以及它在同历史条件下所发挥的不同社会功能，便成为王家骅研究的起点，也是他研究的重点。
李泽厚在《中日文化心理比较试说略稿》中从中日儒学在各自文化中的实际位置颇不相同说起，指出中国儒学自秦、汉以来，已成为规范整个社会活动和人们行为的准则和指南。由文化而心理，不仅极大地支配和影响了人们的思想、理解和认识，而且也作用于人们的情感、想象和信仰，构成了内在心理的某种情理结构。而日本情况颇为不同。儒学并非日本文化的主干或核心，其主干或核心是其本土的大和魂或大和精神，儒学只是被吸取作为某种适用的工具，其作用、地位和特征与中国相比较，有极大的差异。日本儒学排拒中国儒学的理论思辨的理性系统，而吸取和发挥的是中国儒学中具有实用价值和社会性内容突出的方面。比起中国儒学、特别是宋明理学来，日本儒学注重实践、行为、活动，他们重“气”、重“物”、重“行”、重“欲”，具有明显的经验论特色，却并不是理论上的唯物论。他们一方面把宋儒的“居敬”、“慎独”化为敬畏神明的神秘体验和感受，所谓“理”、“心”都不过是神的展现或居所；另方面把儒学尽量落实在社会制度和行为秩序上，重视它的实用性能。这种否定阴阳五行的理性框架，只肯定感觉经验的态度，正是后日比中国能更无阻碍接受西方自然科学的张本。日本就这样以“和魂汉材”和以后的“和魂洋才”成功地开辟了自己的近代化道路。 [2]
四关于日本儒学与现代化的研究
80年代以来，我国学界从多学科的视角对日本现代化进行广泛而深刻的研究，其中，探讨日本现代化的精神文化动因，则成为我国日本哲学研究者的一个重要课题。
王家骅在中日儒学比较研究基础上进行的日本儒学及其与日本文化和现代化关系的研究取得了颇具系统的理论成果。他的《日中儒学的比较》（东京六兴出版社1988年6月版，以下简称《比较》）、《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3月版，以下简称《文化》）、《儒家思想与日本的现代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以下简称《现代化》）三部专著，在揭示日本儒学从古至今的发展形态和社会功能、日本儒学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中日儒学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对日本现代化的影响等方面的系统论述，的确“填补了国内外这一领域的空白”。并且他在回应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种种论说方面的一些观点，也已经在国内外起了一定的反响。
探究日本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是王家骅研究日本儒学的初衷，也是他研究的目的。关于儒学在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形态及其功能，王家骅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在《比较》一书中，视野局限于儒学与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的联系这一消极方面。而到《文化》一书中则开始研究涩泽荣一的“论语加算盘”，以寻找传统伦理与近代资本主义伦理观的结合点，认识到“传统价值体系中也包含有超越时空的永恒主题，”从而总结出日本近代文化变革的正确道路即“寻找传统文化与近代化的接点，创造地扬弃传统文化，有选择地接受西方近代文化，实行两种的‘融入’”（同上，第180页）。这一结论与国内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必须走综合创新之路的观点在表述上已经十分接近，可谓殊途而同归。[3]
卞崇道著《日本哲学与现代化》（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搜集、整理了大量丰富的历史和哲学文献资料，对近百年来日本哲学思想的发展与日本现代化进程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指出日本现代化哲学的发展受制于日本社会、经济现代化的发展，同时又对日本的现代化提供了精神的驱动力。作者从日本哲学与传统儒学和外来的西学等等的关系中揭示出了日本现代化的模式和主要特征是“东西方文化融合论”，认为日本资本主义不是全盘西化的产物，也不是传统思想的现代翻版，而是东西方融合所产生的独特的现代日本民族性精神。本书是我国第一本有关日本哲学与现代化关系的研究论著，填补了这个研究领域的空白。
关于日本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例如王青著《日本近世思想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11月）有助于纠正国内学术界将日本儒学与日本思想等同视之的偏颇。例如近年来我国学术界曾有一个“日本儒家资本主义”的学术观点，并且流传甚广，这就是由于将日本儒学等同于日本思想，以为只有儒学思想的某些因素才是推动日本近代资本主义产生的思想动力。但正像马克斯·韦伯指出：新教伦理与西欧近代资本主义的发生有密切的关联那样，有日本学者提出：日本近世的某些宗教思想才是促进日本近代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内在动力。
韩东育《日本近世新法家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1月）甚至提出了尖锐的对立观点。他认为日本近世徂徕学派之经世一系，其突出特征便是对盛行于江户时代的“朱子学”之“心性之学”展开了激烈抨击，而抨击的结果，全面展开“脱儒入法”思想，并最终形成了“日本近世新法家”。
关于日本近世江户时代的徂徕学派，中国学界向来研究甚少，即便有人提及荻生徂徕、太宰春台、海保青陵等思想家，亦大都将其定位为日本的儒学者。因此，人们往往习惯于将前近代日本进行的一场轰轰烈烈、波澜壮阔的思想运动视为“儒家资本主义”理论的建构与展开，同时受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影响，片面地以为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台湾等东亚儒教文化圈内的国家和地区在现代的经济高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儒教伦理”。韩东育针对中国大陆学界在现代新儒家影响下近二十年来对儒学进行的“复兴”运动，表示明确的置疑：直陈：一，日本经济发展和腾飞，与儒家伦理没有本质上的关联，因为不仅儒家伦理在日本近世就遭到了摧毁性的批判，而且在近现代发展过程中，中国的道德伦理在日本也从未得以接受；二，作为生命力之根本凭依的“建制化”前提已经消失的儒家学说，不知其内倾中核如何在道德层面去配合新的建制而又不违文化的整体性原则；三，与儒家学说在日本遭到徂徕派“新法家”思想抨击从而使日本顺利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不同，中国近代面临亡国灭种危机的关键时刻，改革志士们选择了最不实用的儒教甚至佛教而不是“富国强兵”的法家思想，它奠定了中日两国近现代差异的深层基础。
五东亚视域中的日本儒学及其现代意义
台湾学者黄俊杰曾经指出："东亚儒学"既是一个空间概念,也是一个时间概念。作为空间概念的"东亚儒学",指儒学思想及其价值理念在东亚地区的发展及其内涵。这个意义下的"东亚儒学",因为视野较"宋明理学"、"德川儒学"或"朝鲜儒学"更为广阔,所以从"东亚"视野所看到的儒学的问题,与仅从中国、日本或韩国单一地区所看到的儒学内部的问题大不相同。作为时间概念的"东亚儒学",在东亚各国儒者的思想互动之中应时而变、与时俱进,而不是一个抽离于各国儒学传统之上的一套僵硬不变的意识形态。近年来，把日本儒学放在“东亚儒学”的脉络中加以剖析的研究成果问世。 特别是在东亚国家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条件下共谋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认同儒学对东亚各国历史发展的重要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东亚区域意识的心理和情感基础。
郭齐勇《东亚儒学核心价值观及其现代意义》 指出：现代化在东亚各国的发展，不仅是受到西方刺激之后的反应，而且更为主要是自身内在的要求，有自身发展的逻辑。儒学思想史上，中、韩、日三国的经世、实学思潮的发展，即是内在调适的一种表现，这实际上为东亚的现代化做了铺垫。近世以来，东亚三国迎接西方的挑战，内在思想的资源仍然是儒学。
东亚儒学的价值理念既有共性，又有个性。所谓共性，指的是仁、义、礼、智、信，或者说仁爱、敬诚、忠恕、孝悌、信义等基本观念的某些主要内涵是普遍的、稳定的，在不同时空环境中对社会文化具有价值导向的功能。所谓个性，指的是儒教伦理在中、日、韩、越各国的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表现，同一价理理念的内涵会发生一些变化。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具体比较了中日“公私”观的差异，认为日本的“公”与“私”是领域性的和限定性的，中国的“公”与“私”则是原理性的和道德性的。日本人的这种“公”观念产生出“灭私奉公”的意识，并与尽忠领主的“忠”的观念相结合，对日本经济起飞起了支柱性的作用。在日本，“忠”的观念化为对国家和自己所属集团的忠诚，加上社会普遍重视的“信”与“义”，超越了宗族血缘伦理，成为资本主义性质的契约关系和商业交易关系的有效伦理。在中国精英层不受重视的勇、武、刚、强、毅等武勇价值，在日本则受到重视，而且较易导入基于弱肉强食的生存竞争之上的资本主义竞争原理。他认为，日本儒教伦理与江户时代的世袭阶级社会有深刻的联系，这种伦理易于适应日本的工业化。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中日传统的“公”“私”观有相同的一面，例如山鹿素行就把对国家、天下、人民尽力，视为最大的忠，也就是“公共之忠”——“公”。这就与沟口先生所说的中国人追求的道德性与普遍性的“公”的观念十分相近。中国的“公”的观念也并非如沟口先生所说，是没有层次性的。沟口先生又说，日本“忠”强“孝”弱，宗族血缘关系薄于中、韩，亦是契约关系和商业伦理的又一生长点。这当然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不看到，日本其实也有重“孝”派，例如中江藤树等。 “孝”的价值及忠孝之关系在日本儒学史上就引起过多次讨论，“孝”作为次一级价值，仍然起着作用。
总之，东亚儒学的中心价值系统或核心价值观念是仁爱、敬诚、忠恕、孝悌、信义。
面对人与自然、社群、天道诸种复杂关系的调治问题，面对东亚社会的现代化问题，儒家的核心价值有重大意义。在人生的安立、精神的归属方面，在社群伦理乃至全球伦理、环境伦理的建设方面，仁义礼智信等核心价值观仍然是我们重要的精神资源。[4]
何成轩《东亚与和合：儒释道的一种诠释》（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05年6月）在理论上不仅明晰了儒释道三教和合是中国、日本、韩国、越南传统文化的基本面貌之一，还探讨了儒释道合流思想在中国、日本、韩国、越南所具备的不同的理论形态。作者探明了儒释道三教和合对中、日、韩、越这四个国家现代化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影响作用。从这一意义上说，研究中、日、韩、越三教合流思想，有利于深入发掘这四国的思想文化宝藏，弘扬东亚文化，为建构二十一世纪人类新文化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1]朱谦之：《日本哲学史》，三联书店出版社，1964年
[2]朱谦之：《日本的朱子学》，人民出版社，2000年
,[3]朱谦之：《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人民出版社， 2000年
[4]王守华，卞崇道著：《日本哲学史教程》，山东大学出版社 , 1989年
[5]黄心川编：《东方著名哲学家评传(日本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
[6]王青著：《日本近世思想概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11月
[7]王中田著：《江户时代日本儒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7]李苏平：《石田梅岩》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7年
[8]王守华主编：《安藤昌益。现代。中国》，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
[9]刘金才著：《町人伦理思想研究——日本近代化动因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
[9]王青著：《日本近世儒学家荻生徂徕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年
[10]韩东育著：《日本近世新法家研究》，中华书局 ， 2003年
[11]韩立红著：《石田梅岩与陆象山思想比较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9年3月
[12]刘岳兵著：《日本近代儒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3年6月
[13]郭连友著：《吉田松阴与近代中国》，中国社科出版社，2007年
[14]李苏平著：《转机与革新——论中国畸儒朱之瑜》，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15]李苏平著：《圣人与武士——中日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比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16]王家骅著：《日中儒学比较》，日本六兴出版社，1988年
[17]王家骅著：《儒家思想与日本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0年3月
[18]王家骅著：《儒家思想与日本的现代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
[19]李泽厚著：《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增订本) 附录二 中日文化心理比较试说略稿》，三联书店，2008年
[20]卞崇道著：《日本哲学与现代化》，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
【注释】
[1] 陈秀武： 日本近代儒学的新生代代表桌——评《日本近代儒学研究》。《社会科学战线》， 2004年05期
[2]《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增订本) 附录二 中日文化心理比较试说略稿》(李泽厚集)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
[3]刘岳兵、孙惠芹著《日本儒学及其对日本文化与现代化的影响——评王家骅的三本书》《日本研究》1995年第4期
[4]《日本研究》2000年第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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