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甦平】中、日、朝实学比较
本世纪八十年代，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的深化，中国学者开始对祖国历史上出现的“实学”进行反思和研讨。围绕着实学的涵义、实学的价值、实学的近代指向诸问题，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笔者以为，从中国、日本和朝鲜(李氏王朝)这一宏观角度，对东亚实学进行比较研究，可以更加客观、公允地评价实学，故撰文请教于学术界的前辈和同仁。
一
中国、日本和朝鲜是地处东亚、唇齿相依的三个国家。17世纪至19世纪的三百年间，中、日、朝先进的社会人士，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民族的独立生存、件会的进步开化、人民的独立自主，上下而求索—他们试图从传统的儒学思想和价值评判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实事求是地研究现实的实际问题，为走向国家富裕、百姓民主的世界，去进行着苦涩的探索和艰辛的努力。这就是在中日朝三国文化思想史上，都曾出现过的“实学”思潮。
中国实学发生于明朝中叶至清代末期。明代为中国实学的“形成期”。中国实学在其“成熟期”出现过两次高峰，即“天崩地解”的明末清初之际和内忧外患双重煎迫下的清道光、咸丰期间。清朝末期为中国实学的“衰微期”。
日本实学产生于日本近世初期。源了圆教授将日本实学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为江户前期，从藤原惺窝至荻生祖徕。这一时期日本实学的内容为追求人间真实的实学，道德实践的实学。其具体表现为日本朱子学、日本阳明学和古学的一部分(如伊藤仁斋)。第二时期为江户后期，从荻生祖徕到会字尺正志斋。第二时期实学的内容由第一时期实学对内面的关心而移向外部，即以实证为对象，涉及社会、政治、经济等一系列现实问题。第三时期为幕末实学。这一时期的实学，以国家危机和社会变动为其背景，而强化了实践的品格。具体表现为三类:第一类是洋儒兼学的实学(佐久间象山)，第二类是儒教改革的实学(横井小楠)，第三类是政治变革的实学(吉田松阴)。第一类实学的基本内容是将朱子学的“穷理”与西洋的科学技术结合在一起;第二类实学的要点是立足于西洋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而力倡儒教改革;第三类实学的目标是在“尊皇讨幕”口号下打倒封建幕府。第四时期为明治以后实学，即近代实学。近代实学以功利主义和进化论为其基础，更加强了实利的性格。(源了圆:《近世初期实学思想的研究》，创文社1975年版，第91-100页)
朝鲜实学产生于17世纪初期，但按照李佑成 教授的观点，18世纪英正以后，朝鲜实学才形成为时代潮流。这一时代潮流发展演变的层次为:第一期为“经世致用”派(18世纪前半期)，这一派注重土地制度、行政机构和其它方面的改革。第二期为“利用厚生”派(18世纪后半期)，这一派以搞好工商业，进行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改革为其目标。第三期为“实事求是”派，这一派以考证经书、金石、典故为主。若以人物划分，则“经世致用”派以星湖李穿翼为代表，“利用厚生”派以燕岩朴趾源为代表，“实事求是”派以阮堂金正喜为代表。
对中日朝三国来说，这股“实学”思潮有其共性，即都包括:政治之要求修明;经济之要求改良;文学之要求革命;自然科学之要求提倡;史实之要求解放;哲学之要求重新反思。但亦有其特殊性。而惟有深入探讨中日朝三国实学思想的特殊性，才能明示中日朝三国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思想的独特性，并进而揭示实学对中日朝三国近代社会发展的指向所在。
笔者以为，中国实学的基本特征和本质内容可以用“经世实学”加以概括。
目前，中国学术界有些学者将中国实学分为“理学化的实学”、“心学化的实学”、“实体实学”、“质测实学”、“考据实学”等。笔者以为这种分类法，没有捕捉住中国实学的实质和要点。所谓“理学化的实学”和“心学化的实学”，不过是中国实学思潮形成的思想来源的学术思想形态而已;所谓“实体实学”，则应归属于中国“经世实学”的理论基础;所谓“质测实学”和“考据实学”，则为中国“经世实学”的具体内容。
“经世”一词，详见于《庄子·齐物论》:“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经世”亦即治世。之后，“经术”(经世之术)、“经实”(经世之实用)、“经济”(经世济民)等用语，频频出现。它们大都是指一种与消极遁世相背的价值取向，其精义在于引导人们经邦治国，建功立业。逐渐，“经世”思想演为中国儒家文化的一种传统精神，成为千百年来士人安身立命的信条。这一信条集中反映为儒学的“外王”思想。而这一“外王”思想又被“实学”加以强调和扩充。
中国实学作为“外王”思想的一种延续，承袭了儒家的经世传统。这种经世传统每当到了社会危机四伏的关头、民族矛盾尖锐化的时候，便会从埋藏在士大夫古色古香的学术躯壳中，强有力地爆发出来。具体表现为士大夫忧患意识的大觉醒，其学术也在现实生活的冲撞、磨砺下，沿着经世方向发展。这说明了中国实学与中国社会矛盾和历史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这一联系决定了中国实学在明清时代，出现了两次高潮期，即明末清初之际和清道光、咸丰年间。具体表现为被誉为“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的东林学派和清道、咸间的经世学者。他们的经世思想可以归纳为六个方面:第一、反对宦官独裁，以革新朝政;第二、抨击科举弊端，以革新吏治;第三、鞭挞封建专制，以启迪民主;第四、研讨嘈运、海运、盐法、农事，以倡实政之学;第五、探究边疆史地、“淡之赢海故实”，以筹边防、以谋御外;第六、变考辨古史以写现实历史，以改变学风[1]。从中，可以看到中国经世实学的基本特征是:
(一)“经世实学”强调社会的改革。明清的经世学者大都以匡济天下而自命，以挽救民族危机为己任。
(二)“经世实学”提倡学风的转变。明清的经世学者认为空谈心性和训话章句的迂腐学风是导致明灭亡和清衰危的重要因素，因此，大都提倡一种“经世致用”的活泼学风。
(三)“经世实学”反对程朱陆王末流，而不反孔孟。经世思想是中国儒家思想的传统。明清经世学者认为正是程朱陆王末流放弃了儒学的这一传统思想，而导致学术走向歧途。所以，为恢复儒学的经世传统，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将批判程朱陆王末流的空寂之说，作为自己的任务之一。因此，“经世实学”不过是中国儒学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自我调节，是中国儒学内部一个阶段对另一个阶段的辩证否定。
(四)“经世实学”的承担者基本上是具有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一批忠贞爱国、思想敏锐的知识分子，在国破家亡的紧急关头，弹精竭虑，崇实黜虚，构成了中国“经世实学”的载体。
(五)“经世实学”具有软弱性和不彻底性。由于社会和时代的局限，中国知识分子本身的软弱性和局限性，决定了“经世实学”的软弱性和不彻底性。由此，也决定了“经世实学”思潮的必然消失和被近代新学所取代的命运。
如果说中国实学可以用“经世实学”四字加以涵盖的话，那么日本实学的本质和特征，则可以用“开明实学”四字加以总括。
所谓“开明实学”就是指日本实学是立足于“开明思想”之上的一种实学。关于“开明思想”，源了圆先生将其归纳为五个方面:1、通过批判旧习俗和价值观，使社会获得进步;2、持对知性信赖之念，丰富人类生活，提高社会生产力;3、充分发挥人的能力，消灭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4、立足于普遍主义立场，提高对人类尊严的觉悟;5、努力构成包含如上所述的思考方法和价值观[2]。
之所以说日本实学为“开明实学”，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阐明。一是从日本实学的源头，看其“开明思想”的端倪;二是从日本实学的实质内容，看其“开明思想”的本质。
第一个方面，审视日本实学的源头思想，看其“开明性”。之所以要进行这方面的论述，是因为日本学术界的传统观点，将日本的“开明思想”规定为明治维新以后，即通过“明六社”的同人接受西欧启蒙思想之影响而形成的。源先生将“开明思想”的产生，提前到18世纪后半期。笔者以为，审视日本实学发展、演绎的全部过程，“开明性”作为日本实学的本质内容，贯穿日本实学的始终。这就是说，在日本实学产生的最初阶段，就具有“开明思想”的萌芽和因素。这种“开明思想”的萌芽和因素，主要表现为日本近世初期的实学者大多是日本朱子学者和古学者。他们不拘泥于朱子学的传统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在对朱子学形而上本体“理”改造的基础上，积极摄取朱子学的“格物”和“穷理”的合理思维方法，形成了日本的经验合理主义。在经验合理主义指导下，日本实学者提倡研究经世济民的学问，对自然科学认真探求，对西学大胆摄取。由此，对德川时代的日本社会发展，发挥了有益的作用。
第二个方面，考释日本实学的本质内容，看其“开明性”。日本实学从18世纪后半期，进入了成熟期，中经德川幕府末期的政治变革的实学，到明治维新初期，进入到近代实学。日本的实学者在提倡知性启蒙的同时，积极主张维护个人的尊严，不断地促进人们意识到自己的人权。又在合理思维方式指导下，提倡科学技术，并以此为基础，谋求产业的进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以个人独立为基础的国家独立。他们将这些作为社会文明发展的必要条件。
由此，可以看到日本“开明实学”的基本特征有:
第一，“开明实学”思想上的特色，表现为经验合理主义的形成。这是因为日本朱子学是日本实学思想发展的第一阶段。日本朱子学者在学习朱子思想的同时，根据日本社会的需要和发展，对朱子学进行了修改，强化了朱子思想中的合理因素，使日本朱子学沿着经验合理主义方向发展。这一发展趋势，就为日本的“开明实学”奠定了思想基础。
第二，“开明实学”的自觉意识较强。所谓自觉意识较强，包含二重意思:一是指日本实学者能够自觉地根据社会和人民的需求，因地制宜地提出对策，解决实际问题。二是指日本实学者能够自觉意识到自己的学问是与国计民生有着密切关系的实际有用的“实学”，也就是说，自觉地将自己的学问称为“实学”。
第三，“开明实学”的承担者，范围很广。在日本，由于没有科举制的影响，学术思想自由的风气很浓厚，所以，日本实学的承担者范围很广泛。不仅有儒者，还有武士、商人、农民等。日本实学承担者范围的广泛性，决定了日本实学对日本社会影响的普遍性和深刻性。
第四，“开明实学”发展速度很快。按照源先生的观点，日本实学系谱第一期代表人物之一的藤原惺窝与第三期代表人物之一的吉田松阴，只相距269年的时间。这就是说，日本实学从发端起，只经历了269年短暂时间，就进入到了近代实学。
与中国的“经世实学”、日本的“开明实学”相比较，朝鲜实学的本质特色，可以用“厚生实学”四字加以界说。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利用厚生”学派在朝鲜实学史上的主导地位，加以说明。
综观儒学的学问体系，尤以“正德”为首要之事。儒学经典中，“正德利用厚生唯和”句典型地体现了这一学间的价值观。而朝鲜一部分实学者却勇敢地对这一传统的学间体系进行了头足倒置的改造:“利用然后可以厚生，厚生然后正其德矣，不能利其用而能厚其生鲜矣，生既不足以自厚亦恶能正其德乎!”(《燕北集》卷十一)由此，将原来的“正德利用厚生”的顺序颠倒了过来，把“利用厚生”放到了“正德”之首。对传统儒学观念进行根本改造的，便是“利用厚生”实学派。这一派，在朝鲜实学史上，又被称为“北学派”。“北学派”思想的核心是他们的“北学”主张。“北学”一词，来源于《孟子·滕文公章句上》:“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因“利用厚生”派主张向北面的中国学习，故又称为“北学派”。
18世纪，，西洋文明还没有直接叩击朝鲜大门，但随传教士传入的西洋天文地理学，在中国却颇为流行。中国本身也正值乾隆盛世，国富民安。因此，相对于朝鲜的先进的西洋文明和清朝文明都见于北部清朝。然而，当时在朝鲜正统卫道士眼中，清朝和西洋都是华夷秩序中近于禽兽的夷狄，屈尊向夷狄学习可谓大逆不道。因此，学习“夷狄”文明，必然伴随一场思想大革命。而正是“北学派”的北学主张，为这场思想大革命揭开了序幕。具体表现为北学派思想家提出了“苟使法良而制美，则固将进夷狄而师之”(朴趾源:《北学议序》)的主张。这种“师夷狄”的主张，比中国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要早近半个世纪。日本也是在进入近代以后，才明确提出了这一思想。
“北学派”的“进夷狄而师之”的具体内容，就是要学习中国清朝和西方“利用厚生”的先进技术和方法，以达“富国强民”目的。例如他们在“利用厚生”思想指导下，频繁地往来汉城与北京之间，积极吸取中国先进的技术文化，在朝鲜国内大力发展商业经济并竭力主张开国贸易以富国。“北学派”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正在兴起的汉城市民阶层要走出自然经济圈子，发展工商技术的时代意识。这一意识总体具有超出旧层次，指向近代的进步一面。这是“利用厚生”实学派在朝鲜实学史上占有主导作用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这种“利用厚生”的学问价值观，成为朝鲜实学的根本价值观念。综观朝鲜实学的另外两个派别:“经世致用”派将着眼点放在农村的土地改革和经济改革方面，目的是为了发展经济，富国利民。“实事求是”派将注意力从古文学转向了今文学，提倡实证的研究方法和务实学风。可见，朝鲜实学的本质要点就在于“利用厚生”。
朝鲜的“厚生实学”具有如下特征:
(一)自由性。自由性就是指自主性和主体性。朝鲜实学者认为要挽救祖国危亡，建设富强国家，就必须克服盲目崇拜外国的事大主义，独立自主地研究自己国家的文化遗产;另一方面，又要在自主立场上，努力学习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以促进朝鲜的文明开化。
(二)科学性。科学性就是指“实证主义”精神和“实事求是”态度。朝鲜实学者几乎都反对朱子学的“空疏”和“虚谈”，强调研究对生产与生活实际有用的学问。
(三)现实性。现实性就是从现实社会的价值观念出发，对传统价值观念的否定和更新。朝鲜实学者从社会现实出发，进行价值观念转向，是以国家富裕、百姓民主为目的的。
通过以上中日朝实学内涵的分析比较，可以得出这样几点结论:
第一，从实学发展速度来看，日本实学和朝鲜实学的发展速度要比中国实学发展速度快。如上文所述，在日本，藤原惺窝和吉田松阴的年龄只差269年。在朝鲜，实学创始人柳馨远和实学第三期代表金正喜的年龄只差164年。而在中国，如果将实学思潮从明代正德嘉靖年间的罗钦顺和王廷相算起，到清道、咸年间经世实学代表人物魏源，约经历了329年。日本实学和朝鲜实学发展速度要比中国快，这主要是由于日本和朝鲜文化的后进性所决定的。日本和朝鲜比起邻国中国，文明开化要迟，没有传统文化的重压，它们可以积极吸取中国先进的文化思想，以促进本国文化的发展。
第二，从实学载体来看，日本实学承担者的范围，要比中国实学和朝鲜实学范围广。由于日本没有科举制的压迫，实学思想可以自由展开，所以日本实学的承担者涉及士、农、工、商各个阶层，实学更易被广大人民接受。而中国和朝鲜则不同，在中国，实学承担者大部分是读书人;在朝鲜，实学承担者基本上是两班中的年轻知识人和一部分中等阶级。
第三，从实学与朱子学的关系来看，中日朝三国实学各具特色。在日本，实学思想的第一期代表人物就是日本的朱子学者。日本朱子学可分为主气和主理两大派。而主气派在日本朱子学发展史上，一直占有主导作用。日本实学从属于主气派朱子学系谱。所以，日本实学以朱子学为出发点，在吸收、修正朱子学过程中发展起来。在16世纪朝鲜，学术界也分为主理派和主气派两大系谱。但与日本相反，主理派是学界主流思想。这就是号称小朱熹的退溪哲学。所以，从属于主气派的朝鲜实学是在与朱子学的对抗、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在中国，朱子学是元明清三朝的官方思想。朱子学作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中的正宗儒学思想，无疑继承了中国儒学中的经世传统和求实作风。“实学”较早就是由理学创始人程颐提出来的，以后，朱熹在批评佛教“空”、思想来源之一。但是，“无”思想时，也曾讲过“实学”、“实理”。所以，朱子学是中国实学于“空谈心性”一途，在科举制压迫下，朱子学至晚明成了空洞无物的教条，程朱末流渐趋放弃了儒学的经世传统。中国实学由批评朱子学，以达“由虚返实”目的，实学也就在批评朱子学的过程中发展成熟。所以中国实学与朱子学关系是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统一，是继承性与批判性的统一。
第四，从实学自觉意识来看，日本实学与朝鲜实学有很大不同。_在日本，实学思想的展开很自觉，实学者很强调自己的学问是“实学”。这说明日本实学的自觉意识较强。而在朝鲜，实学者从没有使用“实学”这一概念来规定自己的学问。(请参阅韩国岭南大学洪淳叔 教授的观点)
二
中日朝实学的理论基础是“气”的哲学，“气一元”论构成了实学的本体论哲学和自然哲学。这是中日朝实学共同的理论本质。但剖析“气”哲学的深层理论结构，又可发现中日朝实学理论的区别点。
与日本和朝鲜实学理论基础气哲学相比较，中国“经世实学”理论基础的气哲学，更加强调“气”的本根性，这是中国实学的特色。
作为中国“经世实学”的气哲学，之所以强调“气”的本根性，是由宋元明清时期的哲学思潮所决定的。宋至清的哲学思想界，围绕哲学本体论问题，形成了三个主要流派:一是以理为本体的唯理派;二是以心为本体的唯心派;三是以气为本体的唯气派。其中，气学派始于北宋张载，清初王夫之加以发扬，成于戴震。但气学就哲学思辨的深度和广度而言，始终不及唯理派和唯心派。所以，气学对中国社会的作用，远远不及唯理派和唯心派，甚至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另外，由于这种气学强调本根之气，即强调气为宇宙之本、万物之根，所以中国气学难以开创出科学。由于中国气哲学的这种局限，所以，中国实学既不能像日本实学那样，成为西方科学传入的中介，也不能像朝鲜实学那样，注重对自然科学的研究，而只能是一种“经世”意义上的实学。可以说这是中国实学的基本特点。又因为中国气学对中国社会影响力和作用的薄弱，导致中国实学的过早衰亡，其作用远不及日本实学和朝鲜实学。
与中国和朝鲜实学相比较，作为日本“开明实学”理论基础的气哲学，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开明实学”是以“气”与被改造的“理”的结合为其理论基础;二是日本的气哲学，强调气的生化功能。
中国朱子学传到日本演变为日本朱子学后，日本朱子学分为两大派系:一是主观道德理派，这一派发展了朱熹的伦理道德的“理”;另一派是客观经验理派，这一派发展了朱熹的客观经验的“理”，而这一派朱子学者，就是日本实学第一期代表者。他们将朱熹“理”范畴的第三个层面即客观经验之理，进行改造、发展，使之擅变为具有经验合理主义色彩的范畴。完成这一改铸工作的是贝原益轩、新井白石、佐久间象山等。贝原益轩将“穷理”思想与“实学”志向相结合，经国利民的实学观成为穷理的先导意识，而格物穷理又成为实学志向的实践指南。新井白石强调“穷理”就是对真理的追求，就是对自然规律的追求。佐久间象山将“穷理”和“实理”结合在一起，提出“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科学技术)，精粗不遗，表里兼该”这一著名口号。可见，具有经验合理主义色彩的“理”与“气”结合在一起时，就使得日本气学也具有了经验的、实证的意义。
日本气学的另一特点是强调气的生化功能。如伊藤仁斋提出“天地一大活物”说，认为在气生生不息的气化过程中，“万化出”、“品汇生”。三浦梅园发展了张截“一故神，二故化”的矛盾思想，提出了“一即一一，一一则一”的气矛盾运动学说。他认为一元气是一阴一阳的对立，同时，一阴一阳又混合成为一元气。这就是一元气的矛盾运动规律，也是气生化功能的根本原因。
具有这种特色的气哲学与被改造了的理相结合，就使得日本实学一方面强调事物的变革、变易、变化;另一方面注重实证、实用和经验。
与中国和日本实学相比较，作为朝鲜“厚生实学”理论基础的“气”哲学，也具有两个特性，一是强调气的科学理论性;二是强调气的普适性。
所谓强调气的科学理论性，是指朝鲜实学者大都是从对天文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中，形成了关于“气”哲学的思想。因此，他们的气哲学理论是立足于坚实的自然科学理论之上。所以，朝鲜实学者的气哲学思想，既不像中国“经世实学”那样，强调气的本根性，也不像日本的“开明实学”那样，强调气的生化功能，而是注重“气”的科学理论性。如“星湖学派”创始人李之翼根据对天文现象的观测，提出了“气动”和“气化”的观点;根据宇宙间自然现象的运动变化，他又将“气”分为“大气”和“生气”两类。
所谓强调气的普适性，是说朝鲜实学者在气哲学思想指导下，形成了他们进步的自然观、认识观和辩证观。如“北学派”代表洪大容进步的自然观就是确立在气哲学基础上。他认为世界的始源是物质性的“气”，从“气一元”论观点出发，对宇宙天体的结构、自然现象的变化，给以合理解释，对天主教、佛教的欺骗性给予揭露。在认识观方面，李了翼从气哲学出发，对认识过程进行了唯物的解释。他在《心统性情图说》中，明确回答了意识是物质的人心的产物，并对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关系，作了客观论述。在辩证观方面，朝鲜实学集大成者丁茶山从气的矛盾运动出发，形成了他哲学思想上的辩证法。他认为宇宙的产生是由于气辩证运动的结果，并把阴气和阳气两个对立势力的相互作用看作是一切事物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
朝鲜气学的这两个特性具有指向科学、技术、实证的趋向，由此规定了朝鲜实学的本质内涵为“厚生实学”，即主张以科技富国，以利用厚生。
三
中日朝三国实学在中国、日本和朝鲜的历史发展中，都是作为一种进步的社会思潮出现的。因此，就实学价值共性来说，它们或多或少，都对本国的历史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但是，由于中日朝各国的历史发展、社会结构、文化背景的不同，又决定了中国、日本和朝鲜实学价值的区别。
中国的“经世实学”，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表现为一种软弱的指导作用。
中国的“经世实学”与中国社会的内忧外患紧密联结在一起。每当社会危机关头，中国的经世派身居庙堂，心忧万民;远处江湖，思存魏胭。正是从这种刻骨铭心的忧患意识出发，他们竭知尽力，寻觅救亡图存的方略。而当时经世派所能作到的，只是尽力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生生不已、自强不息的优良传统，由此推演出“经世致用”、“变法图强”的策略和措施。但是，就中国“经世实学”的学术品格而言，它不具备近代学术的许多基本属性，再加之自身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所以，它既不能像日本的“开明实学”那样，具有推动日本社会近代化的价值;也不能像朝鲜的“厚生实学”那样，具有对李氏朝鲜社会近代指向的价值，而只能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一种软弱的指导作用。这种软弱性表现在清朝以后，科学思想发展的停滞，清末改革思想的推迟，“经世实学”思潮的过早衰亡。中国的“经世实学”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
日本的“开明实学”成为推动日本社会近代化的原动力。日本实学者以“开明思想”为指导，在提倡知性启蒙的同时，主张个人的尊严，不断地促进人们意识到自己的人权。他们又在合理思维方式的指导下，提倡科学技术是文明发展的必要条件，提倡以此为基础，谋求产业的进展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主张以个人独立为基础的国家独立。因此，日本的实学者直接成为明治维新运动的发动者和明治初期西学的传播者。
朝鲜的“厚生实学”，就其思想意识总体来看，具有超出旧层次，指向近代的进步价值。朝鲜“厚生实学”的一系列进步主张是对贫穷迂腐的朝鲜历史现状的反思，是基于忧患意识，试图从传统的儒教思想束缚中解脱出来，实事求是地研究现实的实际问题，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所作的一种探索和努力。这种探索和努力，随着国王正祖和一代英杰的相继离世，也在一片呐喊声之后堰旗息鼓了。但“厚生实学”者主张利用厚生、启迪蒙昧等一系列主张和思想并没有付之东流。他们的思想直接为70年后的朝鲜“开化派”所继承和发挥。“开化派”的“开化”、“开国”等一系列新主张，都是“厚生实学”的进步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进一步延伸和发展，而“厚生实学”的自主性和主体性又成为“开化派”主张人民民主与民族独立的先导意识。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朝鲜的“厚生实学”具有指向近代的积极价值。
【注释】
[1]详见步近智:《东林学派与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和冯天瑜:《道咸间经世实学在中国文化史中的方位》，载于《中日实学史研究》，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2]参阅源了圆:《从开明思想言实学》，载《中日实学史研究》，第207页。
（原载《哲学研究》1995年第4期。录入编辑：神秘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