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二十年， 越来越多的人认为， 我们正站在一个新的时代的开端， 社会科学必须对这种时代的新旧更替作出“历史交割”， 并使我们超越已经经验的现代性。然而， 吉登斯认为， “ ‘ 现代性’指的是大约从 17 世纪开始出现在欧洲的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这些模式后来或多或少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影响。这使我们将现代性与一个时期和一个初始的地理位置联系起来， 但就目前而言， 它的主要特征被安全地隐藏在一个黑盒子里”。 (Giddens， p. 1) 这引起了不同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在已有的研究中，即使已经有无数的人文社会科学家， 试图对现代性作出更加明确的阐释， 但“由于某些相当具体的原因， 迄今为止， 社会科学对现代性的理解还不够透彻”。 (ibid. ， p. 2) 对现代性的认识及其反思，仍然是这个时代需要积极揭示的谜题。本文拟从机器 (machine) 这个点切入， 通过对马克思及其之后机器与现代性历史与逻辑的分析，揭示并阐明机器大生产的现代社会中所潜藏的由自我出发并无限递归与不断突破的“伞射性”， 这种“伞射性”是“现代性”最核心的特征， 人机共存的现代社会所要超越的不只是一个新旧更替的时空线性命题，更是人的自我力量与各种实践关系实现当代重构的“伞射性命题”， 从而对如何超越现代性作出新的理解和回答。 

　　一、工具、机器与新社会 

　　在后帕森斯 (post-Parsonian) 社会理论中，哈贝马斯、泰勒 (Taylor) 、赫勒 (Heller) 等许多学者都曾对现代性作出过多维度的阐释，他们均强调了现代性的不同概念内涵。而在卢曼 (Luhmann) 等部分学者那里， 现代性几乎又成了差异性的同义词等等。这些研究都反映出“现代性”这一概念内涵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哈贝马斯等学者似乎揭示了现代社会生活相互区分的具有主观性的内部构成，这种现代社会生活并不像其他系统一样简单地将一个系统视为一个环境， 相反， 它是独立的，并通过社会化的个体而具有某种解释和实践能力。奈格里等人则借用了福柯和德勒兹关于权力在所有社会关系中的内在概念，更愿意用“自治”来描述现代“社会工厂”中的各种交流活动， 并展示某种“现代性”。马克思指出， “当人们谈到使整个社会革命化的思想时， 他们只是表明了一个事实: 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 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 (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第 51 页) 为了寻求对“现代性”更充分的理解， 我们不得不去追溯“这个社会”的最初历史及其变革。17 世纪， 尤其是 18 世纪中后期以来， 在近现代科学的指引下， 人类社会的生产工具出现了重要变革， 这种变革集中的表现为现代机器的出现。现代语境中的“机器”， 实质是对某些基本技术进行改造而装配起来的不同于传统农业社会生产工具的新式复杂设备。这种设备既是工具，但又不是简单的工具。它是在纺纱和织布的生产过程被赋予半自动手段时， 进入人类历史舞台的。当水轮机在磨坊使用， 现代冶炼技术的金属杆杠代替了以往社会生产中的木质杆杠，特别是当蒸汽机连接到木质织布机， 并配上金属加工锤和其他工具用来制造新的机器时……无限衍生的制造与装配， 使原来简单的生产工具变得逐渐复杂。人在使用这种设备的过程中，典型的人力、技能和特征会被转移， 并客观地呈现在生产劳作时的身体之外。 

　　此时， 作为生产工具的机器设备已经超越了工具本身的既有内涵， 蕴含新的“目的性”， 这是一种人的自我力量的“现代萌动”， 或者说机器成为人的行为目的新的投射对象。 “工具”可能是天然的， 而“机器”承载并延伸了人的行为的“目的性”， 并将这种目的性对象化为一种新的物质性存在。马克思说，“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 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 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 (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163 页) 拉康认为， 机器诞生的这一刻， 人类就像孩子照镜子一样， “第一次通过看到镜子里的自己或自己的身份来认识自己”。 (Lacan， p. 65) 这正像陶艺者在塑造他手中的黏土之前， 他已经在脑海中“看到了”陶杯的样子。杯子在脑海里的画面本身就是一个“目的”， 这个“目的”超越了简单的工具， 也超越了陶艺者利用工具本身的物质性结果。而利用现代机器制造陶杯， 则使这种“目的性”得到数倍放大。人的目的性与机器及其物质性后果之间， 可以迅速转变为人的自我力量无限叠加的功能函数。然而，人体所能产生的能量非常有限， 而且因人而异。人一旦精疲力竭， 只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休息后恢复体力。更为深层的问题是， 其物质生产的结果与人们改造成金属材质的工作所耗费的精力和时间有关，这极大地制约了机器本身的生产。水能、风能等自然力的引入， 使最初的机器逐渐突破人的能量局限， 人类得以发展工具文明的现代机器技术系统， 并使机器对自身的生产成为现实。这些历史因素使从简单的工具到复杂的现代机器的转变产生了一系列深远的历史性变化，即不仅机器自身的大规模生产成为现实， 而且导致了社会历史学家所称的工业革命。( cf. Grigenti，p. 7)  

　　现代机器生产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变革， 从而为形成不同于传统农业社会的“新社会”的全面展开奠定了重要基础， 这是现代社会具有某种“伞射性”的第一个重要的基础性“证据”。 这种“伞射性”不同于传统田园牧歌式人的自我力量的展开方式，而是“那个社会”才具有的新特征。马克思说，“资产阶级， 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 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 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 (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第 35 页) 亚瑟·杨 (Young) 目睹了蒸汽驱动机器从棉花行业向羊毛纺织业的扩散， 并认为“一场革命正在酝酿”， 这场革命将改变“文明世界的面貌”。 (Heaton， p. 35) “工业革命的核心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技术变革。材料的进步发生在三个领域: ( 1) 用机械设备代替人的技能; ( 2) 无生命的力量， 特别是蒸汽，取代人和动物的力量;(3) 在原材料的获取和加工方面有显著的进步， 特别是在现在被称为冶金和化学工业的方面”。(Landes， p. 1) 马克思指出， “机器的采用， 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 轮船的行驶， 铁路的通行， 电报的使用， 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 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 — — 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第 36 页) “如果我们仔细地看一下工具机或真正的工作机， 那么再现在我们面前的，大体上还是手工业者和工场手工业工人所使用的那些器具和工具， 尽管它们在形式上往往有很大改变。不过， 现在它们已经不是人的工具， 而是一个机构的工具或机械工具了”。 (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第 429 －430 页) 自然形成的生产工具使个人受自然界的支配，而由文明创造的像现代机器这样的生产工具， 使劳动者逐渐屈服于一种新的社会结构性力量的支配。这种新的力量源自于现代机器生产所“伞射” 出的社会生产关系的改变。 

　　马克思发现了这个“新社会”所深藏的核心秘密，“随着发明的增多和对新发明的机器的需求的增加， 一方面机器制造业日益分为多种多样的独立部门，另一方面制造机器的工场手工业内的分工也日益发展”。 ( 同上，第 439 页) “机器总是全部地进入劳动过程， 始终只是部分地进入人的价值增殖过程”。 ( 同上，第 444 －445 页) 不使用机器， 意味着工人由于受到个人精力的限制， 一些生产劳动还可以减少工人的疲劳。采用了机器，工人则需要“无限制”地生产过剩的劳动产品。机器缩短了工人为自己使用的那部分劳动时间的价值，而延长了资本家可以免费使用的那部分劳动时间的价值。机器与资本的结合， 加剧了把工人家庭的全体成员都抛到劳动力市场的速度和境况， 传统社会生产实践中具有较高价值的男性劳动力被迫贬值，并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既往契约关系， 大大加剧了工人与资本家的不平等社会地位。机器逐渐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巩固其生产关系的重要工具。此时， 仅仅从传统的生产劳动本身理解机器在新社会的作用是不合理的。因为，在这种生产关系中的机器并不被全体社会成员所占有， 而仅仅只是被那些称之为资本家的社会成员所占有。此时的机器是建立在“机器作为一种社会手段”的特殊性质之上的， 建立在我们可以称之为“新的社会内部结构及其生产关系”这样一种不同于传统农业社会的新社会生产实践的基础之上的。 

　　机器在场的现代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全面展开， 意味着一种新社会的基本形成， 也意味着一种人的自我力量现代“伞射”的全面展开。这种“伞射”集中地表现为一种新的人与机器、技术、自然等多重实践关系的现代生成。人与机器之间的内在关系包括特定的动作、认知和运动模式，这些动作及其关系都是在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渐后天习得的。它们只是在后天的生产实践活动中以可变的频率重复着这些动作、行为。在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实践中， 工具是适应人类操作者的手的能力的，而在这个“新社会”中，“现代工业生产中的人类已经与机器一起生活，并已经被概念化为机器本身”。(Wendling， p. 117) 工人的身体必须适应作为工具的机器， 以便能更加有效地与机器互动。人类的手必须学习由自动重复控制的各种新动作，并使之标准化。通过标准化， 现代工业机器生产过程中工人劳动的操作步骤迅速被简化， 并在生产实践过程的每个阶段简化为几个基本动作。工人动作的标准化保证了所涉及的人类生产实践工具的无限互换性，并可以同样好地连接到现代机器设备的任何部分，而不再需要任何专门化。( cf. Grigenti，p. 16) 这种社会状况的出现， 彻底终结了传统社会旧制造业中几乎所有的制度体系， 以及由不同工人个人技能所产生的各种产品差异。机器大幅、高速地强化着各种人类社会的标准化生产，而这个过程的加速， 对人类操作员产生了反馈作用， 操作员与机器的关系促使他发展出各种各样的机械动作。人类操作员很自然地将这些动作用在其他与世界的互动中。这种互动关系在时空上塑造了一种新的机器与人的“持久的共生体”历史。最终， 各种机器的存在模糊了人的生活与工作、城市与乡村等数千年社会所自然形成的各种社会生产实践活动及其历史的传统边界。传统社会也在这个节点上变得支离破碎，转而我们看到的是另一种不同于传统社会的机器、技术、人、社会的“现代社会历史”及其“现代性”。 

　　二、机器生产、消费与社会批判 

　　基于机器大生产的现代社会历史， 既是不同于传统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全面展开， 更是人的本质力量、自我意识以“现代的方式”的全面“伞射”。 马克思认为， “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 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 (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192 页) 马克思既看到了这种现代机器大生产的积极作用，也已经洞察到了这种现代机器大生产所“伞射”出的现代诟病的端倪。现代机器所进行的生产， 任何一个具有一般能力的人类操作者，都可以用非常少的努力来使用机器完成产品的生产。任何人都成为剩余价值生产中潜在的工作者。在现代机器生产的世界里， 个性化的人的力量本身似乎不再重要，任何人都可以与这些机械设备互动，并利用它们采取行动， 获得利益。 “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 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 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 ( 同上，第 159 页) 人与机器以一种非常“自然”的方式相互作用，个体差异不再能明显地影响这种相互作用。在这个因为资本的无限逐利而不断得到强化的“现代社会”中， 机器的本质仍然主要还是工具， 但已经成为主动的、却又完全丧失个性的“生产主体”。 相对于传统意义上的“工具”，因为机器的“主动性”， 而人不得不变得异常的“被动”。 人类突然转变为机器的“从属”， 而不是这个生产实践活动过程的“主人”，并在许多时候成为作为工具的机器生产的一部分。 

　　机器与资本的现代结合， 使资本意志及其逻辑在生产实践中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 不同阶级自我意志与力量的冲突和博弈，构成现代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 其背后是不同社会角色自我力量所“伞射”开来的具有“现代社会特征”的自然较量。“由于推广机器和分工，无产者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 因而对工人也失去了任何吸引力。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 要求他做的只是极其简单、极其单调和极容易学会的操作”。 (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第 38 页) 早期尚未走出传统社会思维的“现代工人”， 习惯地把现代机器视为强大的竞争对手， 从一开始就对它们发动了 “战争”。 这些工人最初认为， 消灭现代机器这个“铁怪物”是唯一的解脱办法。 “最初是单个的工人， 然后是某一工厂的工人， 然后是某一地方的某一劳动部门的工人，同直接剥削他们的单个资产者作斗争。他们不仅仅攻击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 而且攻击生产工具本身; 他们毁坏那些来竞争的外国商品，捣毁机器， 烧毁工厂， 力图恢复已经失去的中世纪工人的地位”。 ( 同上，第 39 页) 而马克思一直告诫操作机器的工人们， 捣毁机器并不能改变工人自己在“新的”社会和“现代工厂”中已经开始的“异化”。 马克思相信，在另一种社会生产形式下， 人与机器的关系可以向前者逆转， 最终成为一种人性化的生产活动形式。这种新的生产方式是在它自己的动力下发展起来的， 而与它最初出现的经济模式无关。新的社会生产生活并非源于特定的语境，而是源于人作为社会的主人所构建的社会行为、结构关系与社会功能。( cf. Grigenti， p. 17) 但是， 这个历史过程并不会马上到来。在此之前，占有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还会继续按照他们自己的面貌创造着这个具有“现代性”的社会存在。 

　　消费主义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社会意识形态之一， 更是现代社会机器大生产中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家意志得到更加充分“伞射”的重要体现。马克思指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 (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602 页) 坎贝尔 (Campbell) 揭示了一个消费导向的现代社会是如何以及为什么会从一个曾经体现韦伯新教伦理的欧洲出现的 (cf. Campbell，p. I) 。温德林 (Wendling) 强调，“机器和更普遍的技术， 在资本家重视利润或交换价值的逻辑下，并没有得到最佳利用， 机器仍然是榨取利润的手段”。 (Wendling， p. 55) 机器与资本结合下的现代机器大生产， 加速了产品供应的迅速增长， 为人类需求的大幅增加创造了必要条件。如果人们只购买他们需要的东西，生产的车轮就会停止转动， 作为资本家固定资本的机器将变得并不重要。为了吸收加速大规模生产所产生的产品过剩， 广告等现代商业模式应运而生。广告商试图通过品牌和独特的图像、颜色和个性化标识的包装，来激发普罗大众对标准化产品的内在需求和消费欲望。随着产品以简短的描述和更重要的平面设计进行推广， 图像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人们越来越多地购买非物质的图像， 而不是实物，这是人类所经验的现代性生活的重要方面。这个过程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理解: 图像吸收了产品对象以及图像从产品、实物中分离出来，以及通过新兴媒体的渠道独立传播。在这两种情况下， 产品对象逐渐都走向一种非物质化的存在。消费产品的实质变成了在传播媒介和信息网络中传播的图像。( cf. Taylor， p. 45) 那些拥有生产资料的人， 通过各种现代机器、技术和各种新的营销和广告策略，把消费主义和资本家的自我意志成功“伞射”为现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 

　　从机器大生产到现代社会的消费， 从现代社会的物质生产到精神表征， 机器在场的现代社会完成了自身的全面蜕变，人的自我力量在机器出场的现代初期、中期的“伞射”也逐渐蜕变为一种“伞射”之后的“弥散”。 拥有自我意志和力量的个体， 逐渐蜕化为非主体性的社会“大众”。 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哲学家， 都曾对这种机器大生产与资本逐利的现代社会发起过多重反思与批判。克尔凯郭尔可能是对机器在场的现代消费社会、媒体社会最早期、最有影响力的批判者之一。这种由自我逐渐“伞开”的现代社会， 正如现代机器工业社会排版机的串行和分段规范了个人的书写规则，促进了拼写、语法甚至思想的统一， 充斥现代生活的各种媒介一样， 也制约着每一个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的思维， 制约着人的各种行为。当匿名受试者不再花足够的时间去反思，从而做出负责任的决定时，“最终， 人类的语言将变得像公众一样: 纯粹的抽象将不再有说话的人，而是一种客观的反映， 将逐渐沉积一种气氛， 一种抽象的噪音， 将使人类的语言变得多余， 就像机器使工人变得多余一样”。(Kierkegaard， p. 104) 这种“充满活力的个性”的现代丧失， 是机器在场的现代社会最为明显的时代诟病。通过这个过程，个体变得出奇地认同一致或整合化一。所有的个人独特性和自我责任感都可能走向消失， 个性化的个人逐渐转变为一个集体、群组或人群的存在。大众相信普遍性优于特殊性， 而无法认识到“个体”是人的精神定义。当群体的力量逐渐增强时， 集体作为一个整体变得至关重要或更具实质性，个人变得无关紧要或更具偶然性。人们不是试图通过果断的决定来定义自己独特的个性， 而是让自己被社会主流中的群众运动所左右。( cf. Taylor， pp. 28 － 30) 机器在场的现代社会逐渐完成对传统“主体性”的彻底摧毁与背叛， 最初驱动现代社会发展的自我力量在 “伞”的末端， 消失在标准化的批量机器制造中。非“主体性”的“大众”成为这个具有“现代性” 的时代从机器大生产生产端到消费端的簇拥者。 

　　当具有主体性的自我弥散在非主体性的公众之中， 当公众舆论占主导地位时， 真理和价值随时代的潮流不断变化而漂移，摧毁着传统社会自我认知与社会真理的可靠性根基。个人主体与自我的力量在具有“伞射性”的现代社会中遭遇了一种自我与主体的现代湮灭。阿尔都塞意识到， 在机器大生产的现代工业社会中， 主体以“一种现实为前提， 在认识的结构中被忽视了”。    (Althusser， p. 270) 从机器诞生以来的“镜像结构”或“镜像复制”或“双重推测”成为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结构。此时， 只有在我们不是我们自己的情况下，我们才能成为我们自己。这个社会的重要问题通过多数决定原则的客观性来决定， 其中数量积累的定量辩证法取代了个体真理判定的定性辩证法。随波逐流的“人”堕落成一个不加思考的读码机器， 用来解读他者非个人表达的观点。没有个人观点，“没有人想成为我， 却把触角伸进去， 变成第三个人， ‘公众’、  ‘ 他们’”。 (Kierkegaard， p. 75) 这种去人格化与正在经历的现代机器工业化时代进程之间的关系， 在今天已经昭然若揭。克尔凯郭尔说， “假设这样一个时代发明了最快的运输和通讯手段， 拥有可以无限合并的财务资源，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运输系统和通讯的速度与犹豫不决的拖延成反比”。    (ibid. ， p. 64) 标准化、同质化、一致性、匿名性、机器语言、噪音、计算和加速成为机器在场的现代社会最突出的时代病症，其根本是作为人的“自我”及其“主体性”的全面退缩， 以及人机边界的进一步模糊和人机替代的无限可能。至此，由展现人的自我力量的机器大生产所“伞射”出的现代社会秩序已经成为某种神圣的东西或被视为神圣的东西， 并构成一种现代社会必须要剔除的新谬误。机器大生产所塑造的现代性，始于个人与机器单纯的应用与被应用的“工具关系”， 并由此“伞射”出只有“那个时代”才具有的机器与现代性的多重复杂性内容的现代社会及其现代性。标准与固化及其自我的消失， 成为现代机器大生产社会各种“现代性”的核心逻辑结点， 这个结点已经神化为不可逾越的现代性历史临界与边线。 

　　三、智能机器、后人类及其哲学清算 

　　对人的自我力量在现代社会中不同于以往时代的“伞射”及其所带来的人的主体性退让、自我湮灭的集体恐慌， 成为超越现代社会之现代性在诞生之初就已经萌生的内在冲动。马克思说， “机器的采用加剧了社会内部的分工， 简化了作坊内部工人的职能， 集结了资本， 使人进一步被分割” (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628 页)，“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 (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第 46 页) 列斐伏尔在对现代社会日常生活的批判中，号召现代社会的人以“总体的”行动造就“总体的人”。 鲍德里亚认为， 我们已经非常有必要对这个 “应该过去的”时代发起新的“哲学清算”，因为现代社会已经成为各种机器大生产的图像、拟像的聚集地。他说，“今天的抽象不再是地图、镜子或概念的抽象”。 (Baudrillard， p. 2) 泰勒认为， “模拟不再是一个领域， 一个参照的存在或一个物质。它是由一个没有起源或现实的真实的模型产生的。一个超真实的领土不再先于地图，也不再存在……图像、符号将事物与产品能指， 重新呈现为模型，通过计算机编程等‘机器的方式’实现以自己的形象重新塑造新世界”。 (Taylor， p. 48) 对于持有鲍德里亚类似观点的思想家来说， “除了图像和符号， 现代社会已经没有其他东西。拟像是没有原作的复制品……意象和符号并不是建立在真实的指称基础上的，而是在与其他意象和符号无中生有的游戏中自由浮动。这一发展涉及到意义构成方式及其人类认知的巨大转变， 即如果没有什么可以锚定符号， 那么意义就不再是参考的， 而是相关的”。 (ibid. ， p. 49) 在鲍德里亚那里，现代社会已经凝结成一幅彻底远离自我与真实的图画或者拟像， 因此， 人类已经到了必须对“现代社会”进行哲学清算的时刻。 

　　当自我在经历现代社会的“伞射”并彻底幻灭为一种图像、甚至拟像之后，“在存在与表征的形而上学之后， 在能量与确定性之后，在不确定性的形而上学之后， 在符号和代码之后， 控制论通过模型生成、差分调制与反馈、提问与解答等， 完成新的机器蜕变”。 (Baudrillard， p. 57) 泰勒认为， 在这个社会历史过程中， “任何与建构主体相异或不同的事物都被掌握、同化、控制……在虚拟现实中， 无论人看向哪里，他或她只看到他或她自己亦或是看起来是这样。然而， 仔细观察， 这个人实际上并没有出现在周围的屏幕和便签上。相反， 他或她消失在图像和代码的游戏中。如果人类社会历史如此延续，人类非但没有从繁重的现代机器生产中解放出来， 反而成为快速变化的机器技术的奴隶，这些技术使他们不断忙碌， 没有空闲时间。正如克尔凯郭尔等人所预见的， 现代机器生产技术通过编程压制个人，从而使他们成为自己创造的机器的延伸。智能变成了人工的， 自编程的智能机器算法接管了‘自我’与‘主体性’对个人的控制，甚至控制了整个世界”。 (Taylor， p. 52) 海德格尔提醒人们， 现代控制论“表现出计算思维的可操作性和模型性……将语言转化为新闻交流， 艺术成为受管制的信息的调节工具”。 (Heidegger， p. 58) 海德格尔确信， 智能机器的技术革命是主体性现代哲学的最终产物，这种“机器哲学”从笛卡尔把真理还原为确定性开始， 在黑格尔和胡塞尔的“先验主体性”中达到新的阶段。这远远不应该成为人类社会历史的最终形态和人类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合理方式，而恰恰可能是人类的死亡和后人类的诞生。博斯特罗姆 (Bostrom) 意识到， 随着超级智能的出现， 意识甚至自我意识将从人脑迁移到机器。这种预见涉及到对生命、自我、主体性理解的彻底改变，它将笛卡尔的二元论推到了完全否定的地步。对博斯特罗姆和他的信徒们来说， 生命、自我的呈现是模式而不是物质性存在。( cf. Taylor， p. 55) 这似乎是自我、主体在经历现代“伞射”之后的“必然”命运。 

　　然而，“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 由于这个缘故， 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 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 (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540 页) 而“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 ( 同上，第 519 页) 主体， 从一般工具到现代机器， 再到后人类时代的超级智能机器， 始于笛卡尔对主体的内化， 并在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和尼采的权力意志等现代哲学中达到新的高度，转而从机器的现代出场， 走向的是主体、自我的逐步外化， 并达到今天以及未来可能的超级智能机器世界和后人类时代。从另一方面看， 这恰恰又是人的自我力量实现再次突破的另一种“超现代性”证据。在超级智能机器的后人类时代， 整个宇宙实际上将充满着更多的人类智慧。自然界不再是由以往支配天体力学的简单机械力量来决定。人类理性与自然界万物的同构性得到超越现代的显现，世界因此变得更加透明， 这很容易让人想起黑格尔思辨哲学中客观精神和主观精神的逻辑演绎是否再次兴起。在后人类所转向的任何地方， 人们都看到自己在后人类的意识和自我意识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满足和超越。 ( cf. Taylor， p. 64) 在具有现代性的现代社会之后， 一个新的 “主体性”社会是人的自我力量“再次伞射”的新未来， 即世界的各个方面都是依据“自我”而 “反射性地”组织起来的，是人的“自我”的多层面强化与更加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现代社会的现代性所蕴含和已经展现的“伞射”， 不是主体、自我的永久性弥散与湮灭， 而恰恰是世界、社会、历史各要素依据“自我”的内部规范与结构， 由自我不断递归诱导的累积变化和有机结合与重新突破。 

　　马克思及其之后， 机器在场的现代社会历史与逻辑所昭示的， 并非由某个主体、自我出发的不同方面的“散射”， 而是一种各种人的自我力量的“现代伞射”。 这种“伞射”既是人的自我力量在 “那个时代”不同生产生活实践中具有内在历史与逻辑有机统一的全面展开， 也孕育着各种不同的人的自我力量再次突破和超越“那个时代”的可能。因此， 机器在场的现代社会所体现的现代性， 如果仅仅理解为一种人的自我力量在不同领域的展现或发散，仅仅只是历史上部分哲学家们所看到的某个方面， 则并不能够全面、集中地揭示现代社会的“现代性”所应该包含的全部内容， 更不能够揭示超越现代性的可靠路径。机器在场的现代性， 更应该被理解为一个伞状概念， 它是从人的自我出发走向未来的已有全部历史、现实以及关于未来的无限可能，而不仅仅只是极其表面化的时间、地域、异化或者某个方面的线性概念。在这个伞状概念下聚集了许多不同的既有历史、现实和想象， 包括与机器和那个时代有关的批判倾向、矛盾、冲突和所有人类社会历史运动，所有这些都可以在特定的文化或文明背景下被看到。机器在场的现代社会对资本、机器或机器驱动技术、表征的每一种历史、现实和想象， 都是由其富含“自我”的集体行动者构成的。每一个现代社会的应变和开放都拥有自己的反向运动。这种“伞射性”同样包含了不同地域、历史及其文明语境和现代性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器只是一个参照物，而参照物又可以根据所谈论的现代性进行转换。在这种自我“伞射”的现代性中，每一种视角的现代性都有其自身的活力和悖论， 这些现代性之间也存在着无限可能与现实实践的历史张力。它揭示了人类面向未来需求而缺乏的融合和统一， 同时又内在地承诺了作为人的自我的意图、行动和结果的新融合。 

　　走出机器在场的现代性， 不是要抛弃机器， 而是要重新突破人机世界中“自我的现代存在”， 重构人、机器、社会与世界的意义关系。人、机器、社会、世界等等并不是分离式的存在，也不是仅仅因为相互区别而存在， 不是以一种不“加起来”或不作为一个系统、环境结合在一起的方式存在，而是一种具有内在有机统一的“伞射性”存在。巴伯尔 (Barbour) 说， “对机器的人文主义批判在 18 世纪初具雏形。从某种奇怪的意义上说，害怕机器就是害怕人类本身， 或者是害怕没有等级的人类， 因为在这种人类中， 差别不是按等级组织起来的， 而是分布在平等的水平面上的”。 (Barbour， p. 192) 走出机器在场的现代社会所体现的现代性， 不仅要求适当地重建自我与主体自身， 而且也需要适当地重建它必须经历的新的“伞射性”的全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 对现代性的超越必须与主体性的积极重构和人的自我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相适应。机器不仅为满足人类的需求而生产，也是人类专业知识的产物， 是人的自我力量的历史性社会存在。机器大生产的现代性深层建构并不仅仅是人们所看到的实物本身， 而是一种具有社会历史性的人、机器、社会、历史的超越现代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可能。如果看不到机器在场的现代性所蕴含的“伞射性”， 看不到机器与现代性这种“伞射” 历史与逻辑所内在的有机统一性， 而只是将机器在场的各种现代实践， 理解为一种人机竞争或者某个方面， 其结果可能是毁灭其中一个竞争者，亦或两者相互毁灭。人类在经历了机器在场的现代社会之后， 需要克服的是不同活动领域之间每一个传统上集体公认的区别。不仅有机的力量不再与机械的力量相区别， 甚至生产劳动、政治活动和人类思想也不再被想象成没有机械活动的领域，人类完全可以继续与机器和谐地行动和思考。 

　　四、结语 

　　如果确实如吉登斯等学者所言， 现代性的主要特征依然还在被“安全地隐藏在一个黑盒子里”。那么， 马克思及其之后， 机器与现代性所展现的历史与逻辑表明， 17 世纪，尤其是 18 世纪中后期之后， 传统生产实践中的部分工具逐渐突破人的自我局限， 人的自我力量以不同于传统社会生产实践的方式“伞射”为以现代机器大生产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全面变革， 并塑造出具有现代性的新社会。现代社会中机器与资本的结合，使劳动者在生产实践中逐渐让位于机器， 并加速了人的自我的主体性退让。自我最终淹没于机器大生产、消费等等所产生的各种拟像与迷雾之中。这种机器在场的现代性， 从机器对人的自我力量局限的否定，打破机器、人、社会与世界的传统认知及其既有社会历史， 人的自我在这里最终“湮灭”为无限递归的自我突破。此时人的“自我”作为一种 “螺旋式的上升”和自我满足的对自己方法论的崇拜而被遮蔽。因此， 如果确实存在着现代性及其一个超越现代性之后的新未来，那么人机共存的现代社会所要超越的就不只是一个新旧更替的时空线性命题， 更是一个人的自我力量与机器、资本、社会、历史、世界各种实践关系实现当代重构的“伞射性命题”， 一个“立体的”不断递归和突破人的自我的人类社会历史命题。在这个命题之下， 任何新事物都具有一种基于“自我”而“伞射”开来的内在而必然的有机统一和发展性。它在具有现代性的社会历史实践中孕育、发展，并从现代社会历史实践最初的统一性中挣脱出来， 越来越多地向不同的方向分离和发展。它发展的每一个方向、每一个阶段都将走向一种辩证地区分与统一， 每一阶段的目标都成为人的“自我”获得新含义的必然历史过程。在这个超越现代性的新的“伞射”过程中， “自我”所指向的每一个地方， 都是对世界的再创造， 都是自我的“新生”。 因此， 机器在场的现代社会的现代性所包含的“伞射性”所指向的人与机器在场的新未来， 并不能用封闭式、还原论或者任何非此即彼、单一或某个方面的时空语言可以描述， 它所提供的是从自我参照的静态逻辑悖论中诞生的更加开放、更加融合、更加积极的人类社会新实践、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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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哲学研究》202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