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党的十三大政治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的结合，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经历了两次历史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胜利。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30多年来正反两个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1992年党的十四大又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以下简称邓小平理论）作出了系统的总结和概括，标志着邓小平理论已经走向成熟，形成体系。党的十四大还在我们党的旗帜上，继成立之初和党的七大写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后，郑重地写上了邓小平理论，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

当我们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时，能否以两次历史性飞跃的思想作指导，认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也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样，有过两次历史性飞跃呢？或者说两次飞跃产生了两个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呢？

我以为答案只能是肯定的。

但是，也有人对此作否定的回答。作否定回答的，有的是以哲学思想必须有其代表性的哲学专著来立论，认为邓小平没有自己的代表性哲学专著，因而没有自身的哲学思想。有的是以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的量度来立论，认为邓小平主要从事的是实践活动，因而没有自身的哲学思想。

据我看来，这种否定答案的立论是不合乎事理、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上的丰富蕴含和表现形式上的多样性的。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期间就曾说过：“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①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就曾指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都是“文明的活的灵魂”②。哲学既来源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时代的产物，其价值也要看它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了时代所提出的紧迫课题，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人民群众变革现实的需要。真正符合时代需要，人民群众需求的，用特定的命题、原理、范畴、概念、规律表述的，逻辑化了的，大部头的哲学专著，固然是哲学思想的表现形式；象邓小平同志那样深悟哲学的真谛，把握哲学的实质，精通哲学的理论和方法，用广大群众熟知的语言，并将其熟练地渗透于贯穿于现实的社会实践活动之中，形成总体的战略的辩证的思想方式和工作方式，表现于决定、谈话、报告、文章、指示等著作中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方案，也同样是哲学思想的表现形式。特别是他那些直接论述现实重大哲学问题的讲话、报告，如《“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就更是哲学思想的表现形式。形式是服从并服务于内容的，古今中外又那有一种固定的单一的哲学思想表现形式呢？在中外历史上产生巨大影响的孔夫子的哲学思想，其代表性著作，不就是与其学生的答问录吗？

谁都知道，邓小平是我党最早的一批党员和积极活动家之一。青年时期在留法留苏的特殊环境下，由一个爱国青年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曾刻苦钻研过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苏联中山大学“理论班”敢言善辩、作风泼辣的“小火炮”。在长期革命和建设活动中，一直深悟哲学的真谛，善于把握哲学的精神实质。早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就提出了“要照辩证法办事”，深得毛泽东的赏识。毛泽东在延安作报告时就号召大家学习邓小平“要照辩证法办事”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的讲话中还再一次提出：“总之，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我看，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③邓小平在解放战争和建国初期，以及他担任党中央总书记的十年里，更是熟练地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解决了一系列难题，为毛泽东哲学思想增添了财富，成为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的唯物辩证法大师。在1975年的“全面整顿”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在拨乱反正和设计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蓝图及其实践的步骤、条件、动力、途径、方法、政治保证、领导和依靠力量的复杂过程中，更是时时处处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认识工具和战斗武器，提出了一系列创造性的新观点。难道在一生中如此重视学习、研究、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并在创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出过具有划时代的阶段性贡献的邓小平，还没有哲学思想吗？还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历史地位吗？难道他在设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过程中发表的一系列科学著作（集中体现在《邓小平文选》第2、3卷上。以下凡引自该书，只注卷、页），不正是他的哲学思想的结晶和体现吗？列宁在评价《共产党宣言》时曾经说过：《共产党宣言》虽不是专门的哲学著作，却“被其透彻地叙述了新的世界观。”④借用列宁的话来说，又怎么不可以讲，邓小平的好些科学著作，虽不是专门的哲学著作，却“极其透彻地途述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呢？其实，邓小平的哲学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一系列创造性经验的哲学总结和概括。

　　（二）

如果我的上述立论可以成立，那么作为第二次飞跃的哲学基础邓小平哲学思想与第一次飞跃的哲学基础毛泽东哲学思想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当然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可是，在考察两者的继承和发展关系之前，有一个情况需要特别引起注意。那就是1956年党的八大前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冲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取得了好些理论成果和正确认识之后,从1957年反右扩大化开始，认识上发生逆转，走了一段很曲折的路，出现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两次大的失误。在这些失误中，就其哲学思想而言，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和实践，实际上离开了他自己创立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比如，在“大跃进”中的“超英赶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放高产“卫星”，“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就是脱离现实可能性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表现。又如，由于对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和片面理解，而制定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指导方针，特别是指导“文化大革命”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就更是明显地脱离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正确轨道。至于林彪、“四人帮”利用毛泽东的错误，将其推向极端，大搞个人崇拜，大批所谓的唯生产力论，搞什么“穷过渡”、“贫穷社会主义”，以及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实行封建法西斯式的专政，那就更是唯心主义猖獗，形而上学盛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面对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的巨大的曲折及其严重失误，邓小平同志的一个伟大历史功绩，就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巨大理论勇气和伟大气魄，大胆地进行了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冲破了长期“左”的指导方针和两个“凡是”思想造成的思想禁锢，将毛泽东思想（包括其哲学思想）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严格区分开来。他说：“毛泽东思想，即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应该作为我们今后工作指南的东西”（第2卷，第300页）。“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的正确的东西”（同上，第298页）。“我们现在讲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思道上来。”（同上，第300页）这就说明，就邓小平的理论及其哲学基础和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及其哲学基础而言，两者之间存在的是纠正错误的关系，无继承性可言。要说有，也只能“从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这一意义上去理解。国内外都曾有人误认为邓小平理论是“非毛化”的产物。从其认识根源上看，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理论和毛泽东思想区分开来，误将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纠正，看作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纠正。其实。“拨乱反正，批评毛泽东晚年错误”，决不是否定毛泽东思想，更不是“非毛化”，而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为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创造基本前提。因此，当我们明确地将毛泽东哲学思想与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哲学基础加以区分后，就易于弄清楚毛泽东哲学思想与邓小平哲学思想之间的继承和发展关系了。

　　（三）

邓小平哲学思想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继承关系有哪些表现呢？这至少可以从下述三个方面去说明。

第一，两者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应用和发展。也就是说两者的大思想和根本思路是一脉相承、基本上一致的（只是具体思路的侧重点和认识角度有差异）。对此，邓小平同志在多次论述中说的十分明确。他说：“我续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第3卷,第382页）又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第2卷,第278页）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同上，第114页）只有按照实事求是的理论原则、根本出发点去想问题，办事情，“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导，解决过去遣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同上，第141页）

第二，两者的理论特色是相近的。都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都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科学成果，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都强调认识的实践性、思想的创造性、科学的预见性和理论体系的开放性。毛泽东早就说过：“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⑤邓小平也多次指出：“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学习马列要精，要管用的。”（第3卷,第382页）“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并且明确指出：“深入研究中国实现四个现代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且作出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答案，这将是我们思想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对毛泽东思想的真正高举。”完成这样的任务，“这决不是改头换面地抄袭旧书本所能完成的工作，而是要费尽革命思想家心血的崇高的创造性的科学工作。”（第2卷,第180页）

第三，两个理论的创造者有历史上的连续性。邓小平是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为毛泽东思想及其哲学基础的创立、形成和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毛泽东晚年理论和实践的失误，又使他受到打击和迫害，对离开马克思主义哲学而造成的危害和灾难，有着亲身的深切感受。邓小平又是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继承了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未竟之事业，把毛泽东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了，把毛泽东反对错了的事情改正过来了，把毛泽东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了。因而在两代领导集体的交接和理论过渡方面有着历史的连续性。

　　（四）

那么，邓小平哲学思想和毛泽东哲学思想又有何差异呢？或者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中，邓小平对毛泽东哲学思想作出了那些发展呢？从十多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和邓小平这一期间的重要著作看，邓小平哲学思想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主要差异，或者说突出发展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哲学理论重心的转移（由以政治革命为重心转向以经济建设为重心）。　

邓小平作为我们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其所处的时代、所面临的课题与毛泽东不同。毛泽东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用“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去夺取政权，并摧毁其政治思想文化基础是当时时代的主题。在这种情况下，突出地强调矛盾的斗争性，强调两大对抗阶级的对峙和斗争，是必然的。邓小平所处的时代则不同。在这一时代里，从国际上看，社会主义革命处于低潮，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两极对抗已经转变为政治上经济上的多极共处与斗争，由于新的科技革命的蓬勃发展和带来的巨大生产力，以科技革命为龙头的，以经济实力为主体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从国内看，需要充分利用有利的和平环境，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更充分地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面对时代主题的这一变化，哲学理论的重心，也应作相应的转变。其中最突出的转变是：

1.由强调意识形态的对峙向注重文化交流的价值求同转变。其目的是为经济合作提供观念沟通和行为互助的思想基础。

2.由强调两元阶级主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向注重多极经济主体的合作转变。其目的是利用一切有效手段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的现实和未来的更大发展创造前提和基地。

3.由强调社会理想的“定性”向注重社会系统的调控转变。其目的是使生产力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动力合理地组合起来，使得各个方面的积极性能够充分的调动和发挥，从而推动社会总体及人自身稳定、协调、有序地全面发展。

第二、哲学观念的推进和更新。

时代需求的上述变化，必然要求哲学思想观念的推进和更新。“推进”是指对原有范畴、概念、规律认识的拓展和深化。“更新”是指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范畴、思想去更换原有的。“推进”和“更新”是紧密结合而不可分割的。这种“推进”和“更新”表现在诸多方面。

例如：在理论与实践的问题上，邓小平重新确立了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的价值取向，特别注重实践对理论的检验、修正和补充，主张用新的实践经验去开拓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视野，进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新境界。把改革的是非评判从理论范围引向行动领域，提倡“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不搞强迫，也不搞争论。邓小平说：“不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第3卷,第374页）这就破除了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理论说到那一步，就干到那一步、政策放宽到那一步，就干到那一步”的守旧思维定势。在实践观方面突出生产斗争实践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还将马克思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原理发展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认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工人阶级中掌握科学文化知识较多的一部分，是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有着特殊重要的作用。”（见党的十四在报告）

在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问题上，邓小平特别注重在对立中把握统一，提倡“亦此亦彼”的兼容｀思维和求同思维。主张所有制形式和分配方式的多样性，承认它们之间有共存性、相融性、互补性，允许人们在亦此亦彼中作出兼容、求同的选择。国营企业可以与外资合营；集体企业可以由个人承包；外资或合资企业可以由外方或中外双方管理；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可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按照国际惯例办事，向国际接轨。还主张把所有权和经营权、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和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式方法区分开来。他说：“许多经营形式，都属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手段、方法。”不存在“姓社姓资”的问题。“既可以为资本主义所用、也可能为社会主义所用，谁用得好，就为谁服务。”（第3卷,第192页）“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生产规律的先进方式、管理方法。”（同上，第373页）还提出了解决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一国两制”的创造构想，鲜明地体现出从对立中把握统一的哲学智慧。

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适应和不适应的问题上。毛泽东重点强调基本适应的方面。邓小平则在注意适应方面的同时，着重注意不相适应的方面，开辟了以改革开放解决矛盾的新途径、新方法。他认为不相适应的环节和方面，主要是体制问题、结构问题和运行机制问题，要用改革开放的途径和方法来解决。改革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

此外，与上述诸方面的推进和更新相联系，邓小平还在实践观、群众观、时代观、历史观、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划分、发展动力、运行机制等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哲学新思想、新观念、新概念和新方法。这样，邓小平就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第三，哲学结构的新构想。

邓小平常用“构想”一词，来说明他建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蓝图。他建构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是怎样的，至今还未看到他对这一问题的直接回答。但从他的一系列论述看，有理由认为：他的哲学新构想就是有中国特色的实事求是哲学。实事求是通常可以作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广义地说，实事求是是指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即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狭义地说是指我们的认识不但要从“实事”中求得“是”，而且我们的行动要按照“是”即客观规律办事。而邓小平所说的实事求是，主要是从广义上说的。他曾多次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精髓”，“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第3卷,第382页;第2卷,第143、114页）还说：“马克思主义的辩证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第3卷,第118页）

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用中国古代的成语“实事求是”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并确立为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是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第一次飞跃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加以拓展和深化，建构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邓小平为总设计师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第二次飞跃中的重大贡献。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虽只几个字，却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的全部基本观点和方法，体现出当代时代精神的精华和中国历代优秀文明成果的灵魂。

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核心和精髓的邓小平哲学思想，首先，充满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对人对已对整个世界的看法都坚持从实际出发，是对就承认对，是错就承认错，是先进就承认先进，是落后就承认落后。只肯定应该肯定的东西，只否定应该否定的东西，不走极端，不搞绝对化。其次，注重从社会实践出发的主体认识论，突出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坚持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敢于冲破传统观念，纠正不科学的甚至扭曲的认识，纠正教条式的理解和超越现实发展阶段的不正确思想。再次，处处闪烁着辩证法的光辉，倡导“按辩证法办事”，注重整体的宏观的系统思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用辩证法精神改变思维方式、工作方式、管理方式。同时，特别重视历史唯物论，强调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中心，突出改革、开放和科学技术，加强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样的建构，就既全面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列宁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一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整体精神和浓重底色，又充分体现了当代时代精神精华的新义和异彩。

　　（五）

理论上的选择和建构是一项创造性的系统工程。为什么邓小平在第二次飞跃中会如此突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并以之作为他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构想呢？

第一，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贯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丰富和发展真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体系完整庞大，内容博大精深，但其核心和精髓则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马克思恩格斯哲学、列宁哲学、毛泽东哲学都既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产物，又是实事求是的体现，都自始至终贯串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很重视实事求是，有过好些经典性的论述。恩格斯讲到共产党的政策和策略时说：共产党“应当参加工人阶级的一切真正的普遍性的运动，实事求是地考虑运动的实际出发点。”⑥讲到共产主义运动时又说：“共产主义不是学说，而是运动。它不是从原则出发，而是从事实出发。”⑦列宁早在1904年建立共产党初期就指出:“无产阶级的政党要求实事求是。”⑧后来又说：“我们要从实际出发来讨论问题。因为实际情况是不能抹煞的。”⑨毛泽东关于实事求是的论述就更多。而邓小平同志在长期实践中又对实事求是领会的特别深刻，理解的特别透彻，有许多独到之处。

第二，是由邓小平面监的理论任务和思考侧重点所决定的。在一百多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马克思恩格斯是以创建社会主义理论为重心来构建哲学体系的。列宁、毛泽东是以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革命为重心来构建哲学体系的。列宁、毛泽东都曾在建国后对经济建设问题作过一系列的哲学思考，但由于实践的局限、探索的艰难和革命思维定势的影响，未能实现由以革命为重心到以建设为重心的哲学理论的新构。这个历史的重任就落在邓小平头上。邓小平并不是象一般理论家那样，先从理论框架上提出一个设想来建构理论体系，而是用高度集约着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和精髓的“实事求是”，作为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思想武器，在实践中一步一步地分析新情况，总结新经验，（包括国内外的历史经验和现实经验），解决新问题，提出新构想，并在实践中尊重实践的裁决，群众的反馈，不断地检验、校正、丰富、发展原来提出的构想，进而从整体上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在建构这一理论的同时，也就逐步建构起了这一理论的哲学基础——邓小平哲学思想。他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关于实事求是的重要作用、历史地位、科学涵义、内在结构、原则方法、实现条件（内外环境）以及实事求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和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等等方面关系的论述，都是他的哲学思想的具体表现（关于这一问题的具体论述请见《江汉论坛》1994年第12期拙作《当代时代精神的精华——邓小平哲学思想理论》）

第三，是由邓小平自身“三落三起”的特殊经历，以及由此铸造的特有素质、品格、才能、勇气所决定的。邓小平一生中的“三落三起”，确乎具有神秘色彩。但是透过“神秘色彩”的表面分析，却可以清楚地看出其中贯穿着一条主线：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他的三次“落”都不是由于他自身犯了错误，而是由于他坚持实事求是，提出了正确意见，不合乎主要领导的意图，而遭到错误的处理。这样一来，一方面，当错误的指导方针占上风时，他由于坚持实事求是，且不作半点让步，而遭到错误处理，落了下来；另一方面，当错误指导方针在实践中遭受挫折或失败时，邓小平的正确意见又易于在比较中显得突出，也易于为人们普遍地认同，因而又由于坚持实事求是而神话般地“起用”。而且起用的起点也一次比一次高。正因为这样一个特殊经历，就使得他在实践中，对实事求是有其独特的领悟和体会。他对国际共运，特别是毛泽东晚年偏离实事求是而造成的失误有切肤之痛。他对诉诸实践和群众来恢复实事求是的权威，挽救党和国家的命运，总是踌躇满志，充满信心。“文化大革命”后期，他复出后，就大刀阔斧地搞了个“全面整顿”。在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再度下“落”后，仍靠实践和群众的智慧与力量，扭转了乾坤。党的十一届三全会后，他更是运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哲学在设计、运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过程中，表现出其特有的素质和独到的见解。

邓小平一生的辉煌业绩和我国近十多年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已经充分显示了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哲学思想的光辉。可以预见，随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邓小平的这一哲学思想的光辉将更加灿烂，更加辉煌。

（原载《华中理大学学报》1995年01期第11-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