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时局

带有形而上学高贵气质和远大抱负的现代意识哲学①，由于违背了康德关于形而上学可能条件的忠告，终于在20世纪60年代遭到了命中注定的怀疑主义——以后现代主义这一特定形式表现出来——的凶狠阻击，并且陷入相持状态。

在批判传统形而上学而谋划一种科学的形而上学时，康德从形而上学的认识普遍性出发，把先天综合命题确立为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合法形式，规定形而上学不能是经验的。② 而且，康德还对一种可能的科学的形而上学的构造形式做出规定，认为应该用综合方法去建立普遍知识的体系。但是，现代意识哲学却试图或者从意识存在的事实材料出发，或者从人类具体的认识历史出发来谋求形而上学论断，因而都在本质上沾染经验性。同时，出发点的具体给予性逻辑地决定与综合方法对立的分析方法成为必然的哲学选择。这种实证性的方法论导源于现代意识哲学对科学性的追求和对实证自然科学的简单模仿，没有认真分析自己任务的内在方法要求及其有效性的特定表现形式。其实，科学性的实质是论断的普遍有效性，而有效性的逻辑条件是论断必须直接针对并完全涵括所断言的对象领域，具有与对象领域相适应的辖域。自然科学在本质上是关于特定自然现象的构成规律的研究，因而从特殊经验内容出发的实证方法成为满足其有效性要求的合法方法。但哲学谋求具有整体意义的普遍知识，其论断的效力逻辑上要超越具体的经验对象。所以，从特定经验内容着手的哲学都是类推型认识，其秘密在于跳过一个本当加以直接研究的对象区域而把一个只有特殊对象根据的论断送入普遍性彼岸，因而是主观独断的普遍性。这在本质上使哲学丧失了出师前所既定的理性论证原则，并为任意妄断偷开后门。前康德形而上学遭到最多攻击的软肋部位正是这种推理。哲学对普遍性的追求本身向哲学提出了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理论起点要求，即必须从具有与某种哲学目标相称的某种普遍内容出发，换言之，它有自己的根据规则：具有逻辑普遍性的内容而非例证才能进入哲学建构的各个环节。从逻辑的观点看，思辨的而非归纳的方法才能找到符合这种根据规则的形而上学建构材料。就此而言，现代意识哲学的基本方法论已在根本上决定自己走偏了路，即试图用经验材料完成先验探索。因此，现代意识哲学不可能超越和克服后现代主义加于它的诸如独断、无根据等种种形而上学指控，形成对它的形而上学理想的有力解构。现代意识哲学对自己科学性的实证误认，把自己推向了尴尬境地：一场理性论证自身的活动却发现自己没有遵守理性的严格逻辑标准。

深刻的康德背景使得现代意识哲学把形而上学主题从自然对象切换为意识存在。当然，对意识存在的不同视角产生了不同的意识哲学形式。但是，一个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把自己的使命理解为阐明理性的本质即智性的基本活动方式。就此而言，现代意识哲学被定位在认识论区域内。然而，由于这种认识论按照其方法论规定被建基于意识的实存形态之上，所以不同于以往的认识论对理性活动现象的功能性考察，它成为一种直接的内在存在构成分析而被本体论化。认识论的存在论向度具有相对主客二分框架内的认识论的功能视角的进化意义，是由外在观察向内在透视的转换，标志着认识的深化和向问题本源的切入。但是，由方法论的经验本性所决定，现代意识哲学被普遍打上了特殊存在的烙印，都牵连现实存在所不可逃避的特殊具体性。比如，致力于意识的先验构造形式的主体哲学，被经验给予性的个体性圈定在个别主体之内，从而使得理性不再是康德所假定的普遍理性，而必须把这种理性的普遍性即主体间性当作自己的论证任务。主体与经验存在的个别性的相关，直接损害了主体哲学谋求关于理性的普遍规定性知识的计划。而作为应对举措的语言转向所推出的交往理性概念，虽然能够利用语言的社会普遍性来规避主体间性困难，但却具有逻辑粗糙缺点，即回避了个体的交往能力这一交往的先验条件问题，因而归根到底还是没有合乎理性地摆脱主体哲学困境。这种困难引起了后现代主义对大写的主体、大写的理性的警惕和怀疑，并意欲弃之而他顾。更为糟糕的是，由具体的意识经验或科学知识入手来挖掘理性普遍形式这种做法，使形而上学踏进存在的无限罗网之中，确定的普遍原理这一探求目标被无限的材料所纠缠。这是因为，任一特殊的实存都是在整体中确立其自身存在和意义的，也就是说在存在领域内，特殊实存具有诸差异特殊内容间的开放关联性，所以，试图从某一特殊意识经验存在发现普遍规律，就必然被存在关联的引力拽向无限的差异事物之中。在逻辑上这种困难表现为整体与部分的循环。胡塞尔的内在时间结构的“边缘域”，海德格尔的“时间性”，伽达默尔的“效果历史”都是其不同反映。语言转向，不论是语义学的还是语用学的，以自己存在的经验性质都未能避免这种困难。其实语言意义在胡塞尔等人的思想中就占有重要地位。正是在语言现象中，德里达开发出了差异、延异、播撒这些后现代主义哲学概念。无限的关联和相互依赖，使得任一内容都失去了存在基石的地位，使建立存在等级秩序不再可能，因而后现代主义高喊“去中心”、“反逻各斯”、“反对后设叙事”这些解构口号。

经验存在的整体关联性在逻辑上带来对哲学不利的结局，即存在确定性的丧失。从“当下”这一维度看，由于确定特殊经验存在的全部意识内容不可能一并给出，所以也就不能在任一当前时刻认识这特殊经验对象的存在意义。这严重损害了一切针对给定材料进行哲学认识的方案和把一切对象都置于并存状态来考虑的思维理想，从而直接打击了胡塞尔关于意识活动奠基于直接给予的意识生活经验的信条。而从历时维度看，经验具有沿时间分布的开放给予性，因此，任一经验存在的意义按照经验存在的逻辑都关联着未来的可能经验，随不断绽放的经验区域而变化。正当意识哲学家们饶有兴味地以“时间性”来描述这一经验存在的历史性的时候，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却接续进行彻底的逻辑思考，将整体诠构的无限性和历史的无限开放性带进一种关于实在的哲学思考中，逼问现代意识哲学家特定的经验存在如何可能，并针锋相对地反对“在场”、反对形而上学、反对理性，而提倡相对主义。这些主张是从现代意识哲学的工作方式中合乎逻辑地发展出来的，因为特定经验存在已被整体性和历史性所瓦解，无法具有任何意义上的现实性，亦即丧失了自己的存在同一性。理性面对这种结构中的一个经验都已无力确定其存在意义，更何谈承担包揽存在整体解释这一形而上学任务？焦点在于，绝对流动的意识显然拒绝任何寻找确定性的企图。这进一步加强了后现代主义对设为统一中心的主体性和理性普遍性的解构。

现代意识哲学的目标与出发点的错位——在特殊经验内容的存在构成中寻找普遍形式——所潜在的裂隙逐渐暴露并被后现代主义者一一盯梢，招致全面攻击。这些攻击汇合涌向虚无主义，形成哲学史又一波怀疑主义思潮：消解真理标准，怂恿相对主义，抛弃确定性和是非判断。但后现代主义挑起的这种与现代意识哲学的对抗，并不是外部性的立场对抗，即各自从不同的原理设定出发而发生的对立，而是现代意识哲学的逻辑延伸，即它自身中就包含足以导向某种后现代主义的因素。因此，现代意识哲学难以生产出克制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而继续前进，而后现代主义也具有更为突出的对现代意识哲学的终结作用。但是，由于后现代主义对人类认识来说只从事破坏却并无建树，使人对形而上学的理论建构热情颇感同情，从而不能在根本上驱散现代意识哲学的那种形而上学式灵魂。

后现代主义者关于形而上学的想像力，他们仅仅依据对现代意识哲学这一特殊形态的形而上学进行狙击的一时得手，就草率发布了形而上学终结的宣言。其实，后现代主义的诞生是现代意识哲学不当思维技术所酿成的恶性学术事故，孳生于其思维方式的错误。因此，后现代主义所讨伐的真实对象是现代意识哲学作为形而上学的漏洞，而不是形而上学本身，不能把它理解为是对一切可能的形而上学普遍有效的，后现代主义的论说本身在逻辑上还没有达到这种普遍水平。

古老的后现代主义

怀疑主义在哲学史上一贯立命为反对派。后现代主义正是在反对现代意识哲学中形成的。从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对峙的描述中可以看出，现代意识哲学方法论所假借和倚重的经验存在也恰是后现代主义的反击平台。据此，后现代主义反掉了现代意识哲学追求普遍知识的希望，消解了一切确定性。现代意识哲学并不是否认经验存在的变化，只是仍然对变化中的规律怀有信念。相反，后现代主义却决意沿着变化把现代意识哲学逼迫出局，否定其所主张的当下经验存在的构成可能性。其实现代意识哲学之于后现代主义，就是赫拉克利特与克拉底鲁之争。“你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与“你不能一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这两个命题的逻辑关系，已经预言了今天哲学斗争的实质。而晚期希腊怀疑主义者毕洛所主张的对真假判断的推脱态度，也大致指示出后现代主义的极端真理民主论这种价值取消主义归宿。

观点的神韵雷同并不意味着后现代主义没有相对古代怀疑主义的进化关系。作为反对派，其批判对象的历史踪迹折射出它自己的演进和水平。后现代主义正是怀疑主义以古代为起点不断追击哲学的各种变化形态的结果，在现代意识哲学的历史联系中有它的内容积淀线索。古代哲学以素朴的客观存在信念和存在与认识的同一为基础，而怀疑主义抓住自然存在的变易或者说认识的相对性来否定存在的客观性，抛弃实在观念，主张犬儒态度。这逼迫哲学不断修改其独断形式，并最终发展出笛卡尔的批判的怀疑方法，把认识起点从外在世界移置到认识主体这一内在世界上，以“我在”为第一基石。似乎“我在”已甩掉怀疑主义。但笛卡尔的沉思过程表明，主体成为一个纯粹的认识者，外在世界的存在只有通过认识的中介才能显现，只能作为“我思”的附属产品。客观性因而出现可以置疑的裂缝。休谟乘机依据对认识过程的经验论考察，攻击认识范畴的主观性，否认其客观意义，从而以对认识的怀疑在近代复活了怀疑主义。这种对认识的怀疑是较古代的实在怀疑论更为彻底的怀疑主义，因为在逻辑上，一旦认识被怀疑，对实在对象的怀疑就必然继起。康德努力恢复主体内在世界的普遍性，以认识范畴的先天普遍性赋予认识以客观性。但是，世界的客观性在康德那里相对素朴的客观概念已经打折，即用认识图像的普遍确定性替代外在存在观念。但这只是知识的客观性或稳定性，而非形而上学思维中观念所指的真实性。实际上，康德在此已表现出对实在怀疑论的无奈，不再关切甚至同意在实在问题上的怀疑主义。问题至此还没有完结，先验哲学空洞抽象的形式性，以及先验演绎的不完善，都使得知识的具体构造问题陷入晦冥。现代意识哲学正为解决这一问题应运而生。然而不幸的是，开始便在方法论上选择了经验分析思路，陷入经验存在泥沼。而经验存在在康德哲学之后，同时具有认识意义和存在意义，因此除了针对现代意识哲学的特殊形式所得出的特殊怀疑命题之外，古代的实在怀疑、近代的认识怀疑都被后现代主义所兼容，将反实在、反普遍、反主观存在这一整个怀疑主义史中不同形态的要义凝结为自己的现实表现。从某种意义上说，后现代主义正是一路尾随哲学的应变和选择而纠缠上现代意识哲学的。在后现代主义看来，不但外在世界那样的存在不可断言，对可能的存在不可能认识，而且就是主观内在世界的构成也已属不可能。这就把反击理性主义引向主体本身，认为在康德看来直接切己的自由精神存在也没有能力创造出确定的对象存在。这就是说，被现代意识哲学作为存在之源的统一性主体并不存在。显然，随着哲学中心从外在向内在的逐渐转移，怀疑主义也相应地把自己从客观怀疑论深化为主观存在的怀疑论。

虽然怀疑主义内容在扩展，但它的方法却一直未变，是在用一把弓箭射击不同的靶子。存在的变化和开放关联性是怀疑主义的唯一支点和全部土壤，由此引出各种对立观点，从而利用矛盾律达到软化、冲击一个哲学正题的目的。它的逻辑非常简单，就终止于反驳和破坏某种断言的效果上，而矛盾律的形式决定它仅包含推出相反论题这一个环节。同时，作为反对派，怀疑主义享有一种逻辑便利，即对它所反对的普遍断言，只要举出一个反例就可在逻辑上有效地瓦解其效力。因此，怀疑主义有着普遍的论说形式：口号—个例分析。在这一点上，后现代主义当然也不例外。后现代主义大量的文本见证着塞尔对后现代作家批评招数的三个步骤的概括：其一，逆转所谓的二元对立的等级秩序；其二，于作品中找出关键词语，以此为突破口来展示游戏的另一面；其三，潜心推敲作品。③ 质言之，后现代主义与以往的怀疑主义抱有相同的逻辑观念，重复着同样简单的论证范式。然而，后现代主义制造了与这种逻辑简单性不成比例的大量文本，用文本的繁复掩盖或者试图弥补其逻辑的贫乏。

为什么矛盾律这个被人们通常使用的逻辑规律在怀疑主义者那里引发了反常的消极否定效应，或者说矛盾律的何种使用诱导出怀疑主义？怀疑主义的论证历史显示，形式逻辑的原理体系一旦带着普遍认识目的而向特殊经验领域做直接运用，就必然导致怀疑主义。其机理在于，特殊存在的关联性导致关于同一对象可以做出不同的论断，这被矛盾律判定为不能同真而要求从中作出选择，以维持同一律的有效性。在同一律看来，不具有同一性的存在是不可设想的。于是，根据律受同一律的驱使，对互相矛盾的判断进行根据批判，试图排除那个无根据者而保留另一个有确定可靠根据者。但由于经验存在的无限关联性，此类寻求根据的逻辑批判必然陷入无穷后退，除非介入一个独断，推求就不可终结。这导致关于同一对象的不可判定状态。因此，怀疑主义竟是彻底的逻辑主义者。虽说它的逻辑思维简短单薄，但并不缺乏逻辑力量。是经验存在瓦解了逻辑系统本该具有的判定功能，因为在经验界中，思维的形式原理系统的诸原理不能创造出互相满足的条件。只要思维驶入经验区域，它就只能有权作出此时此地性的特殊性描述，而不能奢望普遍性断言。反过来，只要它试图进行普遍论断，怀疑主义障碍就是不可超越的。

回归确定性：先验田园

但是，形而上学理想也不可能因为怀疑主义的阻拦而被丢弃，因为它与怀疑主义逻辑同源，同样孳生于形式逻辑系统，具有对等的有效性。不过，形而上学理想在形式逻辑原理系统内有自己不同于怀疑主义的运思方向和程序。与怀疑主义一样，形而上学观点也首先发现了经验世界中复杂的对立性质，而依据矛盾律对它们的存在性进行置疑和否定，并创造一个“现象”范畴。形而上学没有急于恢复事物的同一，而是首先追问这种状态的根据，在根据律的观念下，每一现象都会有其实在原因。但按照同一律，一物之为一物即为一，而不能分裂为二，凡物存在必须统一。因此，根据的线索必然收敛。所以，思维按照其必然原理而设立起本质范畴和抽象的作为存在承担者的实体范畴，本质是从现象到实体的过渡中介，实现现象的秩序化。在怀疑主义中，根据的观点至上，而在形而上学中，同一的观点至上。形而上学所给出的是一种使形式逻辑原理体系自我满足的对策，是试图把无限对象有限化的设计。形而上学表现出理智与对象的斗争，因而显得崇高。而怀疑主义总是顺世论的，软弱谦卑。所以，形而上学充满生命的积极活力，在哲学史上虽历遭劫数，但杀而不死，相反，却不断进行自身革命，充当人的生活的意义和价值的支点和源泉。

形而上学的逻辑底蕴预设了它的可能条件。也就是说，形而上学认识必须在形式上体现逻辑规律间的相互要求，实现逻辑规律的绝对容存。而只有在一种形而上学成真时才会有存在的确定性和随后怀疑主义的逃遁。

按照形而上学的逻辑致思方向，它以充满对立的经验世界为对象而被矛盾律所启动，无所偏废地为每一经验事物寻找根据而运行根据律。而同一律向追求根据的思维作出范导，要求重新实现被矛盾律所否定的对象的存在性，创造新的存在形式。在矛盾律、根据律、同一律的这种三角形周流作用中，两两间形成对特定思维任务的规定，而且其中之一总是为由另外两者之间所规定的认识活动规定意义和性质，因为它正是另外两方生成认识要求的中介和条件，另外两方正是为它而设立起自己在认识中的作用地位。因此，沿着形而上学的逻辑运思方向依次分析矛盾律-根据律、根据律-同一律、同一律-矛盾律之间的纯粹逻辑关系，并分别与在它们之外的那个第三者相联系而确定其认识性质，就能够和完备地描述形而上学的成真条件系统。

由矛盾律所指代的事物的经验对立而向根据律的诉求，意在为那些存在受到对立性损害的每一方寻找各自的存在辩护，其形式为向一个他物寻求存在支持，并将其作为相对自己具有更高存在效力的存在根源。换言之，一个根据也就是与寻求者有存在联系并占据决定和主动地位的他者。因此，在矛盾律和根据之间设立起来的是某种存在关联，它包含由存在决定关系而成就的制约性和由根据相对寻求根据者所造成的他者性，以及由存在优越性所生成的超越性。这种制约和超越只是为了恢复在矛盾中已经涣散的事物的存在，也就是要重新塑造逻辑同一性。因此它们以同一的某种实现为目标，接受同一律的调制。从它所形成的事物间关系看，这形成一种综合要求，拟制的是存在综合。

而在根据律与同一律之间，形成了有限化和结构化要求。由于根据律满足于个别性根据序列，所以在逻辑上它处于与同一律要求相对立的开放状态。同一律克服根据的这种开放性的结果，必然是根据序列的渐次收敛，这也就是作为根据的事物的有限化。同时，与有限化过程相伴，按照根据的关联本性和同一律的整体归一要求，也必然有事物间的横向和纵向的组织结构形成即结构化。此番有限化和结构化一应矛盾律所导致的存在虚无而设，目的在于在矛盾这一不可理解的存在现象之上构造一种可接受的存在形式。所以，有限化和结构化的任务是存在批判，即一种对存在构成普遍条件的分析和追问。

同一律与矛盾律的认识关联形成显明的映照关系。同一律表达着存在的逻辑形式，是相对矛盾律消极存在意义的对存在的积极恢复。因此，在矛盾律和同一律之间具有存在化关系，即同一律承担赋予矛盾律所指代对象以存在性的职能。而同一律所表征的同一的逻辑单一性与矛盾律所表征的逻辑杂多性，又形成普遍化特征，即与同一律对应的认识结果具有相对于矛盾律对应的认识对象的逻辑普遍性。由于同一律所表征的内容区域把矛盾律所表征的内容区域整体指派为对象，所以，这种逻辑普遍性的载体是一种不沾染经验内容的纯粹普遍内容或者说纯粹形式。存在化和普遍化都在根据律的指引下作为寻求根据的结果表现出来，因此二者都作为经验杂多的存在的可能条件而存在。一种使得经验物的存在成为可能的普遍性存在正是所谓的先验条件。质言之，哲学认识必须以普遍形式为材料，表现为先验判断。

综合结构、存在批判、先验判断这些形而上学形式要求具有它们各自的形而上学方法效应。

与综合结构相适应，形而上学建构必须采取综合方法，即由最高普遍命题开始向下逐次展开命题系统。因为，对于一个可能的具有综合结构的事物关联，只有进行与其存在关联和决定方向一致的认识活动，才能在每一认识环节达到全面把握，即把在这一环节上的一切决定因素考虑在内。而与之相反的分析方法(从给定事实开始而向上溯求其根据)则在其每一认识环节上都逻辑地处于晦昧不明状态——它们的决定因素恰恰是未来认识的任务。因此，分析方法所进行的每一步认识都不能达到对所认识层面事物的正确全面把握。综合方法按其本质就必须层层有序推进，建构关于认识对象的体系化知识系统。形而上学的构造方向应该与设立形而上学使命的逻辑运思方向恰好相反。以往形而上学常见的重大错误就是误用分析方法，其代价是掉进片面化陷阱。

存在批判以构成形式分析而存在。因此，形而上学的合理兴趣为对内在结构及其存在关联功能的发现和描述，而不是外在关联性的自然因果关系的勾连。但以存在物间的因果模型来进行形而上学构建活动——如果不是全部搬用至少也是作为一种形式掺入其中——却是形而上学家的积习。同时，存在批判的有限化特性要求根据寻求的终点，以一个无根据的根据为最高根据。联系综合方法，这也就是说形而上学应该以一个无前提的前提性的存在为建构起点。这一点直接为分析方法所违反。而对于思维来说，直接独断一个这样的根据是最方便，似乎也是唯一的选择。但是，独断与存在批判所内含的批判即寻求根据的旨趣和立意不相容，丧失其理性论证力量。而且，从思维的真理可靠性看，这也包含巨大的逻辑危险。因而必须使最高根据是有思维过程的，亦即思维经过认识活动而与之相遇并达到直观洞见。如何满足这个彻底批判的要求是保证形而上学理性论理力量的关键。引出最高根据的思维内容——可以称之为纯粹批判思维——显然处于思维对象的存在构成之外，不参与对象的存在构成，否则即成为“根据”。而且对于纯粹批判思维来说，这最高根据的存在与否逻辑上还是未知的，因为它正处在认识的过程中。就认识对象的存在直接被这最高根据所决定和定义而言，对于纯粹批判思维来说，对象的有无尚处悬疑之中。所以，纯粹批判思维的功能正在于寻找和碰触对象，或者说中性地发问对象的存在。由之可以确定，纯粹批判思维是形而上学的一个怀疑论开端。怀疑论开端作为思想疑问的逻辑可能性被形式逻辑原理体系所保证，即形而上学的逻辑运思已经针对特殊经验抽象地设立起一个可能的最高根据观念，只是其现实性和具体规定性尚付之阙如。又，由于纯粹批判思维的预期结果是最高根据，而这最高根据作为“同一”之直接承担者在内容形态上按照先验分析要求必须是纯粹普遍的，所以这纯粹批判思维也必须是纯粹普遍性的——特殊经验思维不能带给其结果以纯粹普遍性，在纯粹抽象的思想规定性中展开。纯粹批判思维是对最高根据视见的外在引导，推动思维走向与它的直接相遇。其提问起点应该是必然包含可能的最高根据或者说认识对象的存在的普遍思想观念。而相遇的形式为，这最高根据在纯粹批判思维的某个环节上被一个确定的普遍概念所必然包含，或者说指示着这一最高根据。纯粹批判思维因为既外在于最高根据或者说认识对象，又显现纯粹普遍性，所以必然是纯粹形式性的先天分析命题。先天分析性保证它作为发现最高根据的思维过程不向最高根据附加任何实质规定，从而防止自己又暗中沦为关于对象的形而上学构造的一种根据。被如此严格限定的怀疑论开端，满足彻底批判关于最高根据的非根据化思维这一批判化要求。彻底批判的实现，既在正面上避免独断这一令逻辑理性所不能自安的现象，也在反面上消除怀疑主义对形而上学无穷后退的反驳和讥笑。而以往的形而上学都没有达到这种前提批判的彻底性。即便是笛卡尔的怀疑方法，也是对个别经验物的逐次反思，因而，既在逻辑上受经验开放性的影响而不能达到检索的完全性，又被经验认识的偶然性所限制而没有怀疑思维的必然性，同时也因对经验事物列举的经验直接性而未满足彻底思维化要求。

先验判断的形而上学方法意义在于，它规定必须以纯粹的概念统一方式搭建形而上学体系，指明只有在可以作为先验条件的纯粹普遍概念领域才有存在确定性产生。而且，也只有在这一先验领域，才能同时满足综合方法和存在批判的要求。质言之，形而上学只能产生于先验田园。相应地，认识活动只有以先验观点才能理解存在。因此，形而上学必须以经验存在为对象，将其设在自己的彼岸作为统辖目标，而不是从经验存在出发。要想打破当代哲学中现代意识哲学这种理性形态与后现代主义这种怀疑主义的紧张关系，并超越后现代主义，重新找回认识和存在的确定性，就必须清除对哲学科学性的实证误解，躲开怀疑主义瘟疫的天然媒体——经验存在领地而返回和保持在纯粹普遍性领域内。

被哲学所揭示的先验原理，不但按照形而上学的意图承担维护存在意义的任务，而且以其根据的普遍性具有对其作用对象的逻辑规范功能，即只有满足其要求者才有可能是正确的，而不满足者必然错误。但是，绝不能把这种逻辑规范看成对对象世界直接有效的真理，可以代替对象之具体真理的探讨。因为，先验原理与其作用对象在逻辑上相分离，先验原理具有抽象确定性，而其对象则是个别偶然的，可以由不同的个别对象内容实现出同一的先验原理所要求的关系。更为关键的是，这些对象内容作为杂多本身没有真理性，只有依赖先验原理才能拥有存在性，是先验原理赋予对象内容间的具体联系以真理地位。也就是说，对象内容间的具体联系是真理的直接内容，先验原理仅仅是真理的抽象判据。因此，形而上学的天然职能是生产先验真理以给出(经验)对象真理的标准：一种具有完备先验原理形式的对象内容间的关联或综合即为真理。

作为真理标准的先验原理按其预设具有普遍确定性和有限性，在其中，各个先验原理都处于普遍逻辑秩序之中，被派以相对确定的有效性。而有了标准的这种绝对确定性，对象内容关联的真理意义就是可完备描述的。具体真理的意义——包括相对性——在其可适用的标准当中。有效的生活真理——它必然关联具体现实内容——既不在纯粹先验界，也不在纯粹经验界——它不能以任何具体构造而自足产生关于自己真理性的逻辑品格的自我意识，而是在二者相切合的界面上闪现。成功的形而上学必然恢复人类的判断能力。

康德哲学：一座不能续建的斜塔

面对休谟怀疑主义对人类知识客观普遍性的进攻，康德天才地创造了先验概念，把认识论引向先验领域来克制怀疑主义，辩护认识的可能性。通过哥白尼革命，康德把知识的基石从客观对象搬运到自我主体中，又利用主体先验知识的普遍性掩埋休谟所主张的认识主观性。可以说，康德的哲学先验观点为人类开发出一种拒斥怀疑主义的新型资源。但是，由于哥白尼革命仍然滞留在主客二分框架内，康德不得不在逻辑上设立一个“物自体”来安慰实在怀疑论而全力对付知识怀疑论这一怀疑主义的近代新生近敌。因此，就休谟怀疑主义包含古代实在怀疑论而言，康德仅仅反掉了休谟怀疑主义的一半即认识的主观任意性，而保留了另一半即实在的客观真实性的不确定性。康德没有勇气和力量把先验批判指向存在。

康德所开辟的先验哲学传统在抵制怀疑主义过程中的这个漏洞，旁证其形而上学建构的失败。形而上学按照其逻辑预设，应该而且能够达到对世界存在的解释。依据形而上学思维的逻辑根源所阐明的形而上学标准形态，为具体诊断康德哲学的纰缪提供了科学和系统的依据。

受其反击认识主观论这一特定任务的局限，康德关于智性的先验批判被定性为知识普遍性的辩护。而康德过于狭窄地处理这一问题，仅仅关注知识的普遍表现形式而把其根源追溯到直接与知识相邻的逻辑形式环节。对于逻辑，康德则以在其诞生之后内容体系的历史稳定性而坚信它的完备和正确，不再考察。一个批判哲学家在此非批判地容忍了一个历史学思维习惯。这个关于逻辑的独断，直接把康德关于知识普遍性问题的批判的形而上学，限定为逻辑批判。而就逻辑体系不表达一种存在构成而言，逻辑批判不具有存在批判意义。也就是说，在康德的先验批判体系中，错误地用逻辑批判替代了存在批判。这使得康德的先验哲学被注定不能解决任何关于存在的问题，也绝不能由之发展出可能的关于存在问题的答案。因此，在逻辑上，曾比较成功地抵制了近代经验论的怀疑主义的康德先验哲学，绝不可能被用作反击以存在构成为焦点的后现代主义的基础。

起点的逻辑独断使康德同时触犯了形而上学的两个规范即经验超越性和彻底批判性。没有哪种理性独断可以远离经验，否则就不可能在离开了理性思维的条件下而想像有独断内容的来源。理性独断必然暗通经验。被康德所独断的逻辑形式，在它们的创始人亚里士多德那里就来源于思维经验的归纳，而不是统一的理性推证的发现。因此，逻辑独断是设置了一个需要推论其理性根据的根据，没有满足作为形而上学可能条件的存在批判所要求的彻底批判，需要补写某种纯粹批判思维。但是，这个任务绝不是在康德形而上学体系内可以直接完成的简单修缮，而是必然要打破其体系，在一种新的形而上学体系中才能完成。因为纯粹批判思维只能针对最高存在构成形式，而逻辑形式并不表征一种存在构成。显然，只要残留独断，就不可能有思想的理性清晰性并获得压制怀疑主义的不可置疑的论证力量。

在形而上学的方法维度上，虽然康德具有综合的理论意识，并努力实现在其批判哲学中④，但是由于他只能把批判的起点落实在智性活动的不同现象上，所以他设想的综合起点“主体”源泉变成了徒具象征意义的形式，并不能发挥对知识统一的逻辑说明作用。最根本的缺点是，赋予主体以统一功能的“我思”仅仅是一种自然存在关系，其中之“我”在康德用作出发点时仅仅被给予了抽象的同一性，由之可以设置逻辑统一功能，但并未揭示其内在存在，因而并不能从中理性地分析出感性、知性、理性。主体的这三种认知功能实际上是依赖对思维经验的观察分类提出的。

康德先验哲学的逻辑批判定位的后果是必然漏失真理论。由于直接接触对象材料的知性范畴是纯粹形式，仅仅作为一种主体的认识活动功能而存在，只是不受材料特殊性影响的知识的构成手段，所以它们不能处理形式与质料的结合问题。显然，思维形式不是可以任意施用的，但康德先验哲学缺乏形而上学所要求的材料参与观点，因而不能在形式的何种材料运用为合法问题上有所作为。也就是说，对于经验知识即存在之特殊内容的特定组织的可接受性，康德先验哲学不可能给出积极的判据。他所提出的知性范畴不可超验使用这一消极规范，只是划定了理性认识的边界，并未阐明边界之内的认识正确性条件。防止形而上学超验谬误还须与一般认识错误的鉴别相结合，才能成就完整的真理论。而一种完善的真理论的意义正在于阐明存在构成问题。作为一段历史，康德先验批判在真理论上的先天缺陷，既是现代意识哲学兴起的根源，也是怀疑主义以后现代主义形式复活的根源。现代意识哲学相对康德的进步正在于提出现实意识存在的内在构成即存在形式问题，但不幸的是却付出了倒退到具体的经验内容之中而被存在特殊性所纠缠的代价。

意识批判及其前途

后现代主义的逻辑延伸是各行其是的廉价民主，这种民主的偶像即古代犬儒。它不啻为在存在领域内进行的一场“捣毁神像”运动，一切确定性都必遭扫荡。其自然后果是，给社会实践和理论认识带来巨大危害。可以说，对不断追求健康生活的人类来说，它是一个不祥的兆头。理性曾历遭劫数，但以往都幸运地成为反思的契机，在认识的深化中转化为历史进步的一环。现在，意义和价值的直觉信念正呼唤对后现代主义进行反击，再现历史的辩证奇迹，向世界灌注更丰满通透的灵魂。这是自康德克服近代哲学危机之后，哲学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时刻。

找回存在和确定性，这就是时下哲学的使命。

由此，哲学重又与形而上学结缘：不但那种关于存在原理的学问在历史上一致地被称为形而上学，而且存在追问必然追随逻辑递归方向而具有超越经验的结构。

然而，当前哲学的形而上学选择并非仅仅是实用主义的反应性临时对策，而是另有其深刻的逻辑必然性。怀疑主义和形而上学都信赖同一律、矛盾律、根据律这三个基本逻辑原理，只是对它们的运用程序不同。但是在这两种不同的运用程序之间并不具有同等的认识论的和逻辑的价值。形而上学从矛盾律到根据律再到同一律，这种逻辑运转承诺抽象思维的有效性，确立了存在同一的非经验方式即概念方法，从而充满气魄地走迂回构造之路，在追求整体化中期望一种大型同一。形而上学是解决问题而不是取消问题的道路。这种做法与其出发点即对逻辑律的思维是一致的，思维在两种情况下都被认为是有效的。而从矛盾律到同一律再到根据律的怀疑主义则把存在同一性局限在具体的个别事物之内，缺乏关于存在同一方式的想像力，拒斥概念思维而局限于经验层面考虑问题，客观上限制或取消了思维的反思作用。怀疑主义仅仅是取消问题。更大的问题在于，怀疑主义是自相矛盾的，即它进行怀疑主义论断本身就是一个思维过程，而怀疑主义却否定思维的有效性，具体表现为它在进行判断而同时却反对做判断。这种逻辑矛盾使怀疑主义不能被任何有健全思维的人所信服。因此，形而上学对怀疑主义具有逻辑优越性。尽管形而上学的历史表明它也是一条充满魔鬼和陷阱的道路，但却是哲学淘沥存在的唯一可以寄望的技艺。哲学只能不断重试形而上学。

虽说一种可能成功的形而上学被限制在先验区域内，但因以康德为代表的先验哲学传统在逻辑上存在先天缺陷，却不可续建以应对哲学的当前形势。因此，面对形而上学探索要求，哲学必须首先审慎进行关于形而上学方向的元设计。形而上学要求一个最高根据，而按照先验领域的普遍必然性，特定的起点就注定了先验分析的展开。因此，重建一种形而上学意味着重新寻找安固的起点。

按照存在批判这一形而上学的任务，它应该进行整体存在性的构造，存在是它的课题。而综合方法要求这种存在分析以一个最高根据为起点，在存在论题内，这也就是要求自最高存在的确定为体系建构的支点，由之诱发形而上学的有序扩展。因此，这个最高存在不是在认识道路上可以首先论定的存在那种认识序列意义上的第一存在物，而是具有直接的本体论基础这一价值的存在，它内在地支配存在图式和秩序。就此而言，笛卡尔把“我在”作为第一哲学的起点是一个巨大错误。在存在批判和综合方法之外，形而上学还必须满足先验判断这一条件，即“最高存在”必须处于先验普遍性领域内。也就是说，最高存在绝不能是一个具有经验性的具体所指物那样的实体性存在，而必须是某种普遍的思想概念或者说纯粹的存在形式。无疑，这个纯粹的存在形式就是存在概念。而按照存在批判的彻底性所要求的纯粹批判思维设置，不能独断存在概念。因此，形而上学的首要课题就是弄清存在概念。

存在高于逻辑，因为逻辑本身是为了存在的，每一逻辑规律都是为使存在可以被思维理解和接受而设立的。因此，把哲学追问的起点放在存在上，肯定是对康德的逻辑批判性的先验哲学的超越。然而，难题在于如何批判而不是独断地获得存在形式，首先就有如何确定存在概念的寓所问题。

存在的确认是一个思想事件。因此，不论是常识的存在意义还是哲学的超越性存在概念，都不能逃逸于思想之外，必然在思想中有其根源。即使是外在的实在观念也是思想的一个设定，有其思想起源。我们所谈论的存在，必然在思想中有其规定。思想不可能触及自身不能容有的东西。存在概念的所属指点存在分析的方向。存在概念为思想所拥有。因此，必须采取纯粹的思想考察形式追问存在的意义。

思想在自身之内独立地拥有存在概念表明，它本身就具有这存在概念所指示的规定性。因为，其它一切观念均待存在概念确定存在性，而存在概念本身亦为一个观念，所以，存在概念只能来自普遍的纯粹思想本身。思想本身也必然拥有这种存在，因为具有封闭性——不能触及自身所没有的东西——的思想不可能提供其自身所没有的东西。思想只能把其自身的现实构成提升为存在概念。思想的自我意识结构为此奠基。思想的自身确认表明，它已经把存在概念运用于自身。既然纯粹存在属于意识，而意识作为一种存在也同时被这纯粹存在所断定而确立自己的存在身份，那么意识的存在本身就同一于这纯粹存在(概念)。意识正是意识到自身的这种存在形式而将之作为存在概念的。换言之，意识自身的存在是其拥有存在概念的源泉。

常识的存在概念以及与常识一致的传统的哲学存在概念——在思想之外而客观伫立——的重大失误在于，它作为存在概念却在其定义结构中决定性地带有片面化疏漏，即在断言存在时逻辑地把断言存在的观念这种存在排除于存在之外。因此，常识的存在概念使得存在残缺不全。其后果在于，奠基于残缺的存在圈划之上的存在哲学，不可能达到其普遍有效地把握存在的目标。根据上面对存在概念居所的分析和定位，这样的存在哲学甚至已是从根本上走错了方向。

在把意识存在确定为存在概念的本根之后，形而上学所内在要求的存在概念追问，就深化为对意识的构成或者说显现形式的分析问题。思想在运用着存在概念说明，它拥有“存在”的构成条件和内容，因而具有通过思想把“存在”的构成原理揭示出来的基础。同时，“存在”属于思想，揭示它的也是思想，在认识者与被认识者之间具有同质性即存在同一性，没有存在间距那样的认识论障碍，而且意识本身具有“透明”性即自我意识，所以，对于存在的追问仅仅是思想的自我提现，具有现实的可认识性。意识存在与纯粹存在同一这种存在论结构，与存在作为思想形态而被提出一起，展露意识存在为存在追问的恰当切入点。

对于形而上学，相应于它所追求的存在概念的纯粹普遍性，必然向意识存在分析提出普遍性要求。任何从特殊出发的思维活动都逻辑地沾染不能褪掉的特殊性色彩。因此，其任务就是发掘意识存在的普遍形式——只有纯粹形式才能达到绝对的普遍性。而一物之普遍形式即构成该物之现实存在的条件和规则。在对这种作为条件和规则的普遍形式的完备揭示中，即划定该物的存在界限，为其刻画出可能的存在状况。在逻辑上，这些可能的意识分析结果，正是意识的纯粹存在的规定性，表达着为存在概念提供范本的意识存在的实际性。按照对批判的哲学理解，这种内容构成对给定意识存在的澄清，属于批判思维。因此，这种意识存在分析构成意识批判。

后现代主义的要害在于反对意识的现实存在确定性。就它构成对哲学存在和发展的挑战和刺激，客观上诱导哲学去发现意识批判主题而言，也许可以说它作为哲学思维的一种历史处境所发挥的提示作用，恰好耦合形而上学的本真逻辑起点。

意识批判具有一般形而上学的特征。在其存在构成形式分析意义上，它显然是一种存在批判；从构造意识存在的系统原理出发，综合方法为其所内在要求；而寻求纯粹普遍的意识存在规定这一点，决定它必须采取先验判断形态。由此，意识批判成为形而上学的一部分和开端，并为自己规定了由纯粹批判思维直接而无独断地发现意识存在的最高普遍形式的任务。

前提批判的彻底性具有很大的思想难度，这为以往一切形而上学均不能达到所旁证。它对思维操作技术做出单一的先天分析规定，而且又对切入点具有苛刻的要求，即着手对象必须碰巧在逻辑上与纯思一致。意识批判被赋以形而上学起点意义之后，改变了这一问题在历史上所一贯表现出的艰难外观，使之具有逻辑乐观性。

作为形而上学序曲的纯粹批判思维要求采取先天分析命题形式。根据对意识存在与存在概念关系的阐述，二者具有在思想领域中的自相关性，即存在概念根源于意识存在的普遍构成形式，而意识存在也在自身之内自觉到存在概念并将其运用于自身。这说明，意识存在和存在概念之间具有分析性关系，可以必然地互相引达对方。但受意识批判主题限制，形而上学彻底批判的任务特化为，在存在概念所确定的区域内寻找意识存在的普遍形式。因为这一活动被限定在纯粹普遍性水平上，所以其实质为从存在的思想意义或所指中寻找“意识”这一普遍存在物。存在关系的分析性为展开寻找意识存在的思维提供了可能。

纯粹批判思维的分析结构，要求按照批判本意用一个思维过程中介来连接作为主词的存在的思想意义和意识存在的本质规定。这就决定二者具有分离关系，不可能在提及主词时就能立即断言意识的存在形式。因此，纯粹批判思维具有疑问结构，即在形而上学问题的诱导下做出一个怀疑论式的提问：在存在观念的思想指涉中有“意识”存在的普遍概念，或有意识存在吗？同时，在开展这个怀疑论式的提问时，按照彻底批判要求绝不能以一个判断开始，即其第一条语句不能是一个命题。因为，如此则这一断言就不具有思维根据，而必须从设置准备从其中引出所求对象(意识)的主词(存在)开始。但主词之规定当然亦受此限制而不能以直接命题形式给出其定义描述，而必须从其存在表现的普遍形式——有某物——入手分析其思想意义，以便赋予其“思维—结论”形式。以纯粹普遍思想开始的分析思维过程决定其所得之结果——假如能够获得的话——也必然具有纯粹普遍规定性。把“有某物”作为存在概念的表现形式并没有违反前述规则，因为这只是一个存在概念的形式化运用现象，同时也并没有因此给“存在”附加什么实质规定，存在概念没有任何变化地作为其中之“有”而待分析确定。

关于意识存在或意识最高普遍构成形式的纯粹批判思维，构造了一种特殊的非独断论证。以其结果为起点而开始的意识存在的先验批判担负着多种功能，或者说逻辑上可以实现诸多认识任务。首先，以意识之最高普遍存在规定开始的综合认识活动，按其本质可能性，要依序推导出意识的一切先验形式内容，并最终发现其普遍构成结构或者说普遍存在形式。因为按照先验的本质，它作为经验存在的根据，必然要到达经验并形成对现实经验存在的直接规定。它的纯粹普遍的思想思辨性——这已为关于形而上学条件所论述——所具有的可能内容间的必然联系，保证这一先验分析过程能够贯彻到底。

其次，逻辑是思维自身的自我立法，目的在于保证思维的合理可接受性。根据存在相对逻辑的优越地位，和意识对存在标准的根源性，可以断定，逻辑是意识内在地根据自己的存在构成形式而提出的要求。因此，从意识存在构成形式应该推导出逻辑形式系统，或者说为一向被赋以公理地位的逻辑发明出统一的论证。在逻辑的这一论证水平上，其本质才能得到清晰把握。另外，直观的事实为，语言是对意识的表达，因此，也必然能够从意识存在构成形式中推定语法体系。

第三，由于一切可能的认识活动都必然以一个现实的意识存在为起点，而且也必然在每一环节上采取意识存在形式，所以认识的发动及其一般过程的根据，必然包含在意识存在的普遍构成形式中。

   第四，意识存在的普遍构成形式作为思维之源，必然决定思维方向以及不同思维结果间的意识存在关系的安排，因为这种关系本身就需要通过意识来实现。也就是说，思维的有效性情形及其最终前景可以根据意识存在普遍构成形式加以论定。进而，意识存在领域内的普遍的真理确认机制和关于存在的组织方式就可以显露出来，最终回答真理和存在问题，了断当前哲学中怀疑主义与形而上学之间的论争。

 

 

（来源：《江海学刊》2006年1期。编辑录入：齐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