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启蒙运动,通称“哈斯卡拉”(Haskalah) [1],是指18 世纪中后期至19 世纪在中欧及东欧犹太人中兴起的一场社会文化运动。当时有许多知识分子服鹰哈斯卡拉,把启蒙同宗者、传播新思想作为自己的职责,这些人被称作马斯基尔[2]。哈斯卡拉运动的奠基人是德国犹太思想家摩西·门德尔松。18 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门德尔松及其弟子们的倡导下,柏林首先形成了哈斯卡拉中心。19 世纪40 年代之后,哈斯卡拉运动在俄国达到了高潮。俄国的马斯基尔们不仅把欧洲启蒙运动的主要观点,而且把此后在欧洲出现的主要思想观念及文化流派都传播给了犹太民众。“他们作为社会评论家和民族复兴的预言者所起的作用,至今仍为人们所铭记。他们对犹太社会的影响是可以和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俄国社会的影响相比的。” [3] 哈斯卡拉运动在犹太民族的文化发展史上占有及其重要的地位,它是犹太文化摆脱蒙昧、保守的中世纪状态而步入文明、开化的现代社会的第一页。

西方犹太学者和非犹太学者都非常重视对犹太启蒙运动的研究,有很多相关论著出版,特别是20 世纪中叶以来,随着对犹太文化现代化研究的展开,更多的著名学者如加尔文·戈德沙伊德、摩西·Z. 索克尔、乔纳森·萨克斯等都非常关注这一问题。他们把犹太启蒙运动看作是“隔都时代”( Ghetto Period) 与“解放时代”( Emancipation Period) 的分界线。有人甚至认为,与伊斯兰文化相比,犹太文化之所以较为成功地实现了由闭合性的民族宗教文化向现代性的国民文化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犹太启蒙运动。从国内学术界来看,尽管现代化研究早已勃兴,犹太文化研究也不断取得新的进展,但把二者结合起来的研究成果还未曾见到,犹太启蒙运动的研究至今也没有展开。因此,以现代化理论为视角,探讨犹太启蒙运动的思想根源、研究其基本主张、审视其社会后果,就显得十分必要。一、欧洲启蒙运动对哈斯卡拉的孕育

关于犹太启蒙运动兴起的思想动因,在西方学术界曾有过不同的看法。有人指出,犹太启蒙运动是在传统犹太教出现严重危机的情况下,一些犹太知识分子为振兴民族宗教、寻求社会复兴而发起的一场文化自救运动。它主要是指从犹太社会内部滋生出的一种带有强烈世俗化色彩的反传统势力,也是一种激进的希伯来文学运动和思想意识形态。但更多的学者不同意这一观点。在他们看来,哈斯卡拉的直接思想根源不在犹太社会内部,而是来自隔都之外,即当时正流行于欧洲的启蒙运动。笔者认为,研究哈斯卡拉根本无法将其与欧洲启蒙思想相分离,因为哈斯卡拉正是欧洲启蒙运动在隔都高墙之内的表现、反应与延伸。欧洲启蒙运动对哈斯卡拉的孕育与造就是勿容置疑的。

第一,欧洲启蒙运动造就了哈斯卡拉的领导层。18 世纪,启蒙运动作为一种崭新的事物和最新潮的话题传遍了欧洲,其冲击波也自然影响到犹太社会内部,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上层青年,热衷于研究法国的语言和文学,成为启蒙运动公开的或秘密的拥护者。作为哈斯卡拉奠基人的门德尔松不仅是洛克、伏尔泰、孟德斯鸠、康德等人的热诚崇拜者,而且是他们的思想继承人。他是在德国启蒙思想家戈特赫尔德、埃弗拉姆、莱辛的引导下,进入了柏林的思想界。门德尔松的主要思想如以理性的尺度衡量宗教,鼓吹信仰自由与宗教和解,主张政教分离,对社会平等的呼吁以及对澄明人性的期盼等,都可以从欧洲启蒙思想中找出根源,所不同的只是尽量在犹太文化的价值规范之内进行阐释与发挥,从而也在客观上兼顾了犹太同胞的认同感及内心承受力。

以撒克·巴尔·莱温佐恩是俄国的第一位哈斯卡拉活动家,被称为“俄国哈斯卡拉之父”、“俄国犹太人的门德尔松”。这位3 岁便进入黑德尔(传统的犹太男子小学校) 、9 岁开始写书、10 岁会背《圣经》的犹太学者,当他初遇启蒙思想之后,大有茅塞顿开之感。他不顾自己的身体状况,如饥似渴地钻研世俗文化,接受自由主义思想,并以多种方式传授给自己的同胞,他大胆地指出:“艺术和宗教是不断进步的……为了置身其中,我们必须求助于非犹太的源泉。” [4]这位自称“没有兄弟、没有妻子、没有孩子、也没有好身体”的卓越思想家,却因为对启蒙精神的大力弘扬和与病魔作斗争的非凡毅力而铭记在东欧犹太人的记忆之中。

第二,启蒙理念是哈斯卡拉的主体精神,理性与科学是启蒙时代的基本理念。启蒙思想家一方面使理性科学化,把理性视作一种引导人们去发现真理、确立真理的具有独创性与现代性的理智力量,而不是上帝所赐予的精神宝藏;另一方面又使科学理性化,主张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人性问题、伦理问题、道德问题、历史问题,并进而提出了全新意义的社会政治学说[5]。在哈斯卡拉运动中,马斯基尔作为理性的代言人而获得了崇高的地位,他们深入研究犹太社会,从语言、宗教、法律等方面寻求“理性自身的发现”,并有力地推动了犹太科学运动的兴起。

欧洲启蒙思想的另一基本特征是把人从宗教神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肯定人的价值、尊严及创造能力。用康德的话来说,就是大胆运用你的理智来反对监护者(上帝和教会) 。而哈斯卡拉“在提高个人及人类的地位方面与欧洲启蒙运动是雷同的,并且向往人能够从历史上的不断进化的社会和宗教构架中解放出来” [6]。

欧洲启蒙时代是相信进步的时代。由于启蒙思想家看到了人对自然的认知力及控制力,因而坚定了对进步的信念[7]。在哈斯卡拉运动中,马斯基尔们不仅把进步的概念植入犹太价值体系中,而且广泛加以运用。门德尔松、卢扎托、科罗赫马尔等都反复论证犹太教是一种不断进步的宗教。莱温佐恩进一步指出,在自然进步的同时,文化、艺术、科学、社会都在进步,犹太人不可袖手旁观,除了融入这一进步的时代别无选择。

第三,欧洲启蒙运动为哈斯卡拉营造了理想的客观氛围。早在17 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先驱洛克就明确提出宗教是公民的私事,应平等对待,实行宗教宽容政策。伏尔泰指出,哲学呼唤宗教宽容,宽容是理性的特权,也是哲学的真正本质。他认为,如果犹太教徒、天主教徒、路德教徒、希腊正教徒、加尔文教徒、再洗礼教徒和索齐尼教徒都能像兄弟般相处,并以相同的方式为社会造福,那就是哲学的最大胜利[8]。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启蒙思想家都能接受宗教宽容,但也不能忽视“由于启蒙思想的传播,对犹太人的态度有了改变,比较人道的方法开始取胜” [9]。正是这种态度的转变为犹太人进入欧洲社会、吸纳现代文化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也为以沟通犹太文明与欧洲文明为己任的哈斯卡拉运动的兴起创造了必要的外部条件。二、犹太文化现代化的第一次努力

现代化是一个深刻而又漫长的历史转变过程,现代化理论学家把这一转变概括为经济领域的工业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社会领域的城市化及思想文化及价值观念领域的理性化的互动过程[10]。毫无疑问犹太启蒙运动正是犹太文化的理性运动。马斯基尔们的主旨是对传统的民族文化进行反思与批判,并急于使自己从装束、举止和观念上都更现代、更文明。从他们对未来社会的构造蓝图上以及对自由、平等、权力制约、政教分离、文化进步等典型的现代化概念的理解与阐释上,都可以看出他们对现代化的向往与追求。因此,正如启蒙运动标志着现代思想的确立及对现代性的选择[11]一样,犹太启蒙运动则标志着犹太文化现代化的肇始。对此,著名的犹太学家罗伯特·M. 塞尔茨从比较史学的角度给予了精辟的论述,他写道:“从比较史学的观点来看,哈斯卡拉是一种以刚刚萌芽的现代化为典型的观念形态,因为像哈斯卡拉那样的运动,通常是在一个种族集团或民族开始为侵蚀它神圣生活方式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影响,以及出现了深受发达民族的知识、期望和生活方式影响的知识分子以后产生的。这一新的领导层最初将自己视为世界主义的‘人’,因此他们感到自己的同胞已落后于时代并亟需跟上时代。这些对外部世界对犹太人的认识感到忧虑的理想家发表了一些经常具有一种自我否定格调的作品,对在他们民族中古代神圣的价值观念占据主导地位的状况提出了批评(然而,一旦现代化已完全进行了,以后的几代人则怀旧般地试图重新恢复他们自己身份的惟一性,并对‘西方’的缺陷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 [12]

在哈斯卡拉运动中,马斯基尔们以现代化为目标,进行了一系列努力,其主要主张可概括如下:第一,呼吁犹太人走出隔都,寻求民族文化的复兴。门德尔松、莱温佐恩等人深刻地意识到隔都已成为犹太人的精神桎梏,它把犹太世界与非犹太世界截然分开,使犹太人无法接触到一系列正在改变欧洲人的生活、扩大其视野的新事物,如探索新思想、追求艺术、发展科学、地理发现等。隔都的高墙也使基督教世界失去了了解犹太人的机会与条件。他们对犹太人的看法更多的是重复了自罗马帝国以来反复流行的反犹宣传,即犹太人只能是吝啬自私、卑鄙无耻的家伙,就连歌德等人的作品中也难以完全摆脱这种偏见。显然,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犹太人的命运就无法改变,犹太文化就无法在迅速变迁的世界中求得发展。为了使犹太民族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永恒的民族”,使犹太文化成为“一种可塑性的、始终适应环境的有机的民族文化”,马斯基尔们极力主张变革,呼唤民族文化的新生。

阿瑟·M. 威尔逊在评论欧洲的启蒙思想家时说过:“事实是,启蒙思想家之所以为‘光明的世纪’而感到那么激动,是因为他们有希望把他们的思想传播到越来越广阔的民众中去。已经增强的参与意识于是被那些试图启迪人们的人所掌握,为群众所掌握,也为启蒙思想感染到的人们所掌握。” [13]这一观点完全适合于马斯基尔们,他们就是通过自身的呐喊,唤醒自己的同胞,抓住启蒙时代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机遇,为民族文化寻找一条振兴之路。

第二,顺应现代化潮流,改革犹太教。马斯基尔认为,要复兴犹太文化必须使犹太人的宗教、习俗适应现代潮流。只有适应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与生活,以科学的原则改革宗教,犹太民族才能发展。用盖革的话来说,就是“以科学精神重筑犹太教”。那么,如何对犹太教进行改革呢? 启蒙思想家提出要重估犹太教教义,以科学与文明的新鲜空气荡涤其中的落后与愚昧成分。历史学家海因里希·格雷茨反思道:“犹太教是一个完全系统化的计划,旨在培养一种温顺的气质,一种俯首贴耳地服从上帝绝对意志的性格,它的最大的长处是反复灌输一种宗教感情。” [14]霍尔德海姆则大胆地否认《塔木德》的现实意义,他认为,在科学进步的时代,仍把《塔木德》作为生活指南是不恰当的。因为“《塔木德》所反应的意识形态只是当时的意识形态,在当时它是正确的;我所反应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程度更高的意识形态,就这个时代来说我是正确的”。“传统的真谛不是保守,而是革新,这是一条永葆青春的原则,是持续不断地从上帝亲自植入《圣经》的原始胚胎中成长起来的原则” [15]。

启蒙思想家还主张改革犹太教的繁琐礼仪,使之与当代人的美学价值观相符合,要求模仿庄严肃穆的欧洲礼仪,如会堂里有统一的祷文、固定的唱诗班、具有现代风格的配乐应答、缩短礼拜时间等等。这些改革措施后来都程度不同地被犹太人所采纳。此外,他们还主张尽量消除犹太教徒与非犹太教徒之间的隔阂,以减少外界社会对犹太人的怀疑与敌意。

第三,大力发展现代教育。启蒙时代的欧洲,思想家们把教育视作国民的头等大事。从卢梭的《爱弥尔》到狄德罗的《为俄国政府起草的大学教育计划》,无不体现对教育的高度关注。哈斯卡拉兴起后,马斯基尔们力主吸取现代西方教育的先进经验,学习西方教育体制,在进行传统宗教文化教育的同时,必须进行多层次的现代化、世俗化教育。这一时期,一系列旨在推广世俗文化的技术学校、医药学校等相继建立。在马斯基尔中,俄国思想家冈兹伯格的作品对犹太教育的改革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冈兹伯格作为一位作家、记者和批评家,在他那本带有自传色彩的《亚以比谢》一书中,以自叙的方式批判和揭露了传统教育模式对青少年的禁锢与危害,号召人们与各种陈腐观念与偏见决裂。他以满腔的热情呼吁犹太人改革墨守成规的教育制度与繁缛陈腐的教学内容,采用科学的教学方法,以保证青年一代的健康成长。他的著作深刻地体现了时代精神,开阔了犹太人的眼界。莱温佐恩在他的《以色列的密西拿》一书中,详细地阐述了复兴犹太教育的计划。他号召青年人不仅要学习《托拉》,还要学习外语及各类世俗科学,并且要从事生产劳动。

最后,马斯基尔推崇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从门德尔松时代到19 世纪80 年代,“大多数马斯基尔感到,犹太人需要使他们的生活方式现代化” [16]。一些犹太青年刮去胡须,脱去长袍,说起了种种欧洲语言,并极力反对早婚制;一些犹太女孩读上了职业学校,有的还上了大学,成为“欧洲化”或“斯拉夫化”的知识分子;有的家庭主妇穿上了时髦的现代服饰,掌握了各种欧洲礼仪,出入于社交场所。这种现象起初在一些传统主义者中确实激起了强烈的反对。然而,这种状况持续不久,19 世纪70 年代之后,连最正统的犹太人似乎也开始认同这种新的变化。三、犹太启蒙运动的历史遗训

犹太启蒙运动作为一场规模广泛的理性主义运动,对犹太民族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及生活方式等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一些马斯基尔自认为已找到犹太民族的解放之路,下一步所要做的就是引导自己的同胞放下沉重的传统之负,而轻装步入现代化之列;一些热血青年自称为“新文化的见证人”、“新时代的迎接者”。哈斯卡拉的历史又一次证明了知识分子是现代化的不可或缺的推动者，“他们最倾向于尊重自由的文化”,自然就成为“传统性和现代性之间的重要媒介” [17]。在肯定这一点的同时,还必须看到另一个社会阶层——广大的中产阶级对哈斯卡拉的物质支持,没有商人、业主、医生及各类自由职业者的慷慨捐助,哈斯卡拉绝不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哈斯卡拉在解放思想、促进民族文化的更新方面确实起到了有目共睹的作用,但也留下了惨痛的教训。许多犹太人背离了自己的传统,全然放弃了犹太教。哈斯卡拉的发起者,从本意上不是要放弃民族传统,也无心瓦解宗教虔诚,大多数马斯基尔一直主张打破隔都与外界的障碍,融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想于一体,最终建立起新的犹太民族文化。“早期的马斯基尔是全然遵守礼仪的犹太人”,但后来发生了逆转,许多人以自己的犹太身份为耻,并认同了基督教。在门德尔松的6 个子女中有3 人改信了基督教,在他逝世后近一个世纪内,他的所有直系后裔也相继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在门德尔松之后,无论是中欧还是东欧,改宗在犹太人中成为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

可见,“犹太宗教中的救世主和民族的成分在迅速而又彻底的现代化进程中被削弱了” [18],他们“有相当一些人选择了改宗和犹太社会现代化作为他们进一步融于周围世界的途径,结果不仅从内部削弱了社团组织,而且丧失了以前涌现犹太社会领导人的阶层。这个阶层现在开始把他们的注意力及希望寄托于产生在犹太社会之外的活动与发展上” [19]。但也有人认为,对于犹太人的改宗不能过多地归罪于启蒙运动,因为信仰的大衰退在犹太社团内部早已产生,犹太教的基础已从内部被削弱,因此“哈斯卡拉不是这场危机的成因,而是它的后果” [20]。实际上,这种辩解是软弱无力的,哈斯卡拉使许多人背离了犹太教早已成为不可更改的事实。正是由于这一事实,哈斯卡拉遭遇到了严厉的批评,这种批评主要来自正统派及刚刚兴起的民族主义者。同时,一些马斯基尔也为这一始料未及的后果而痛心。再加上1848 年之后,随着反动势力的复辟,保守主义占了上风,一股反犹浪潮席卷欧洲,许多国家又恢复了对犹太人的种种限制,马斯基尔们的挚热理想遭到了毁灭,许多人认识到文化启蒙并不能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在此背景下,犹太启蒙运动在19 世纪中后期逐渐呈衰落之势。犹太启蒙运动作为一场现代化运动,显然没有达到其预期的目标。究其原因,又不得不回到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命题上,即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何谓传统? 不同的人有不尽相同的理解。爱德华·希尔斯给传统下了一个学理层面的定义:传统是围绕人类不同活动领域而形成的世代相传的行为方式,是一种对社会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道德感召力的文化力量,同时也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创造性想像的积淀[21]。在世界视野中,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 凡前现代时期非常辉煌的文明或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却往往举步维艰,伊斯兰文明、儒家文明、犹太文明都是明显的例证。作为传统积淀十分浓厚的犹太文化,实现现代化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要使传统观念依据现代社会变化的需要作出一些功能上的适应,或者说面对理性与科学的挑战,完成自身的宗教与文化模式的创造性转变,而绝不是彻底抛弃传统。马斯基尔们在发动哈斯卡拉之时,从本意上讲并不是要否认传统,也提出要对传统文化进行扬弃,融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于一体。但问题出在哪里呢?

首先,缺乏对传统文化的合理定位。马斯基尔们确确实实利用了批判的武器对传统进行无情的鞭斥,但却没有告诉他们的同胞(事实上他们自己并不真正明确) 在犹太传统中,哪些是“现代性的”,是需要大力发扬的;哪些是“含现代性的”,是需要改造继承的;哪些是“非现代性的”,是需要彻底否定的。当然,这说起来很容易,操作起来实在太难。可缺了这一课,就要付出代价。在世界历史上,任何国家和社会无论是已经现代化了,还是尚未现代化都程度不同地面临着对传统的困惑,没有传统的国家或社会是不存在的。即便是现代化的摇篮英、法等国,也都经过了对传统文化的漫长而艰难的改造过程之后,方步入现代化的。改造的前提是要有正确的评估或定位,而马斯基尔们缺乏的正是这种评估或定位,所以,改造显然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实现对传统的突破也只能是一种理想而已。

其次,对现代化的理解出现偏差,从而助长了文化脱裂。马斯基尔们心目中的理想是要步入现代社会,那么“现代”的标准是什么? 从他们的一些主张与活动中不难看出,他们所理解的现代化就是欧化。他们把欧洲的思想、文化、礼仪、习俗等视作文明与现代的标准,似乎欧洲的一切都是好的,甚至连欧洲人头上的假发、目无一切的傲慢神态、对穷困者的卑视以及故意在大街上朗读哲学篇章以炫耀自己对智慧的拥有等都令他们羡慕不已,并极力模仿。他们忘记了他们的祖先文化中有一系列与上述现象相对立的但却是饱含理性的训诫,如“勿盲目顺从异邦人”、“以色列人当行谦逊”、“总要向你地上困苦贫乏的弟兄松开手”、“智慧藏在你心中”等。一旦欧化已成为一种价值取向,许多人便急于摆脱自身的“犹太性”而成为真正的欧洲人。既然犹太教是“犹太性”的主体标志,那么改信在欧洲人中占绝对主宰地位的基督教便成了犹太人脱胎换骨的第一步。马斯基尔的这种心态事实上是把犹太传统与西方文化割裂开来,原来所提出使二者相容的思想仅停留在口头上,甚至在一些人的身上,这一口号已有意无意地变成了他们游离于民族文化之外的一种借口,一种掩饰。

对于犹太民族而言,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在文化层面上表现于两种异质文化的冲突,问题的症结在于如何处理外来的西方文化与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联系。对于一个缺乏地域疆界而又历经漂泊之苦的民族来说,犹太人比欧洲社会中的其他少数族类从心理上更渴望被外部社会接纳、被主体民族认可,这一现象也是他们自身所具有的弱质性、寄居性及务实性所决定的。而这种内心渴望的程度又恰恰与文化同化的可能性成正比。钱乘旦先生在分析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时曾指出:“在现代化的先行那里,现代化是由内部的压力造成的,内部的变化使传统的变异保持在原有文化的框架内,并不造成文化脱裂的印象。对于后行者来说,特别是那些其传统文化与先行者并非同一渊源的社会,由于现代化对它们来说是外部压力造成的,所以现代化带来的冲击似乎就和异质文化的渗透等同起来,也就是说现代化无异于外来文化同化。这样就把这些后行者置于这样一个尴尬的局面:不实行现代化是不行的;而现代化若等同于被外来文化同化,就立刻会受到当地文化‘高度难以渗透性’的抵抗。正因为如此,人们发现在现代化的全球过程中,原先文明程度发展很高的地区,现代化起步艰难得多,且步履蹒跚。” [22]而哈斯卡拉运动则恰恰证明了上述论断。

最后,忽略了文化转型的必要条件。门德尔松曾经对犹太人说:你们必须一手托起两个太阳,肩负世俗文化和犹太文化双重性重任。“遵从你们所在国家的习俗和法律,但同时也坚定地维护你们父辈的宗教,尽你所能挑起这两付担子”。门德尔松这一主张的正确性是勿容置疑的,但问题在于成功地实现文化转型需要诸多条件,应当具备一定的基础。文化变革的表层内涵或基本目标表现为价值观念、思维程式及生活方式的转变。在这种转型中,既有本民族原有的文化模式与正在培植或业已培植的新型文化模式之间的矛盾,更有民族传统与外来文化的严重冲突。门德尔松等人对这一问题的估计显然简单化了,他并没有从理论上解决如何在充满诱惑的世界中保持民族特性的问题。因而,在旧的文化构架打破之后,缺乏一整套切实可行的指导方案以实现对新文化的重塑,最终只能出现这样一种事与愿违的结果:“门德尔松义无反顾地把德国犹太人领出了隔都,然而,他并没有给他们指出一条通向‘应许之地’的道路。他们因此陷入了一种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不知何去何从。面对这一困境,相当一部分犹太人在基督教会中找到了自己的避难所” [22]。

当然,面对现代化这样一张疑惑丛生的试卷,直到今天人们也很难获得一步到位的精确答案,对于马斯基尔们来说也不能过于苛求。他们虽然没能实现民族文化的新生,但毕竟引导着犹太同胞朝着现代社会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无论这一步换回的是经验还是教训,对后世的犹太思想及犹太民族的现代化历程而言都是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原载《世界历史》2002年5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