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四十岁前（即1949年以前），兼治中西哲学，既诵习中国古代哲学典籍，也阅读英文哲学著作，而颇好深沉之思，不自量力，拟穷究天人之故，于是著《天人五论》（《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品德论》、《天人简论》），对于宇宙人生，独抒所见。四十岁以后，因教学工作专业化，遂专心研究中国哲学史，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于中国哲学史的发展过程进行科学的探索。对于哲学理论问题存而不论，惟对于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坚信不疑。光阴荏苒，忽忽四十余年，近几年又复对于哲学理论问题感兴趣。昔年章太炎（炳麟）先生在所著《菿汉微言》中自述思想迁变之迹云：“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间，局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我的治学经历，可以说是始则由论入史，终乃由史转论。平生学术宗旨，略有可言。

我的学术研究，可分为三个方面：一中国哲学史的阐释，二哲学问题的探索，三文化问题的研讨。

关于中国哲学史，我所特别著重的有三项：一是表扬唯物论传统，二是阐发中国的辩证思想，三是显示中国的人本思想。我认为中国自古以来有一个唯物主义的传统，每一时代都有宣扬唯物论的哲学家，不过其所采取的形式有所不同，汉代的王充“疾虚妄”、南朝范缜论“神灭”，是最显著的。北宋张载提出“太虚即气”、“凡象皆气”，反驳“有生于无”及“天地幻化”的观点，开创了近古时代的唯物论，明代的罗钦顺、王廷相，明清之际的王夫之，清代的戴震，都继承发展了张载的气化学说，实为中国古典哲学中的优秀传统。而中国的辩证思维尤为丰湛。孔子讲“辨惑”，道家讲“反衍”，《易传》讲“一阴一阳之谓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都是极其深刻的思想。张载、王夫之更阐发了“两一”理论。中国古代的以人为本的思想更值得注意。“以人为本”即反对“以神为本”，可称为人本主义观点。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智矣。”以人事为重，而不祈求上帝的保佑。从而确定了中国文化以道德教育代替宗教的传统。中国的一般群众虽然信仰原始多神教和佛教，但是知识分子的宗教意识非常淡薄，这主要是由于孔子学说的影响。（我于1985年讲《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曾提到“以德育代替宗教的优良传统”，后来才知道前辈梁漱溟先生久有此论，可谓不谋而合。愧未能早读梁老著作。1986年在一次座谈会上，梁漱溟先生发言说：儒学不是宗教。儒家一不谈生死，二不讲鬼神，所以决不是宗教。我完全同意梁老的这一观点。）我特别推崇孟子的“良贵”学说，孟子高扬人的独立人格，特别重视人的人格尊严，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的健康发展，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

关于哲学理论问题，我始终坚持唯物主义。早在30年代，我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哲学著作，为辩证唯物论的真理光辉所吸引，同时对于现代英国新实在论的逻辑分析方法亦颇赞赏，又认为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亦有可以继承的内容，于是试图将现代唯物论与逻辑分析方法及中国哲学的精粹思想结合起来，提出了一些管窥之见。40年代致思所得的臆说有四：一物统事理；二一本多级；三与群为一；四兼和为上。管见以为，物的存在都是过程，就过程中的变化而言，谓之事；就其变化中的恒常而言，谓之理。凡物都是事事相续而具有一定之理的过程，可以说是物统事理。物有不同层次，最基本的是无生命的物质，无生命的物质是基本粒子构成的。物质变化而产生了有生命的物质，有生命的物质演化而产生了有心知的有生命物质，物质是一本，生命与心知是较高的层级所具有的特性，是谓一本多级。“与群为一”本是为了修正“与天为一”思想而提出的。孟子讲“万物皆备于我”，庄子讲“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程颢宣扬“与万物为一体”，我以为这些都未免失之玄远，只是精神上的自我陶醉。最高的道德境界应是爱国家、爱人民、公而忘私，与社会国家合为一体，是谓与群为一。与群为一即是集体主义。孔子以“中庸”为至德，受到后儒的称赞，程颐对于中庸的解释是“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庸观念含有两层意思：一肯定事物的变化超过一定限度就要转向反面；二要求坚持这个限度以免转向反面。在日常情况下，中庸是必要的。在社会变革的时代，中庸可能成为前进的阻力。我以为中庸不如兼和，兼是兼容歧异，和是保持一定的平衡。在一定条件之下，可以容许“过之”。我认为，矛盾是变化的根源，而和谐是物体存在的基础。”和实生物”，新事物的产生实由于一定的和谐。

50年代，我研读了以前没有读过的马克思、恩格斯所著《自然辩证法》、《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及列宁的《哲学笔记》，对于辩证唯物论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但对于20世纪40年代以后的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则没有进行研究。

我已达耄耋之年，但壮心未已，仍愿对于一些哲学理论问题进行深入的探索。

关于文化问题，我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所谓综合有两层含义：一是中西文化之综合，即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之下综合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内容与近代西方的文化成果，其中最重要的是吸取、学习西方的科学成就及其与科学发展有密切联系的哲学思想。二是中国固有文化中不同学派的综合，包括儒、墨、道、法各家的精粹思想的综合以及宋元明清以来理学与反理学思想的综合。诸子百家各有所长，儒学定于一尊的时代久已过去了。尤其是对于墨家的贡献应该继承下来。文化的综合创新有一个理论基础，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文化综合创新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的结合。

我少年时期，对于民族危机感受极深，痛感国耻的严重，于是萌发了爱国之心，唤起了爱国主义的激情。深知救国必须有知，于是确立了求真之志，培育了追求真理的热诚。自审没有从事政治活动的才能，于是走上了学术救国的道路。事实上，也知道仅靠学术是不能救国的。中国的广大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取得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解决了民族危机的问题。这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

直至今日，我仍坚持对于辩证唯物主义的信念。学无止境，我决心在学术园地中继续前进！

回忆往昔，在中学读书时受教于林励儒先生、汪伯烈（震）先生。30年代以后，会晤了冯芝生（友兰）先生、金龙荪（岳霖）先生、熊子真（十力）先生，受益很多。我赞同冯先生研究中国哲学史的路数。我努力学习金先生的分析方法。熊先生为文笔力雄健，我读后深受启发。我远慕孔、墨、孟、庄的宏卓深湛，对外钦敬西方哲学家的笃实缜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近几年来，有几位及门学友对于我的哲学思想颇感兴趣，写了一些评述的文章，可以说是我的知音。古语云：“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何况这些同志都近在咫尺，我的感慰之情是难以言喻的。首先应提到的是程宜山同志，宜山同志1978年到北大作硕士研究生，在我的指导之下研读中国哲学史，毕业后潜心研究，造诣更深。1989年写了一篇《综合创造、自成一家——论张岱年先生早期哲学思想》，评述我的思想。宜山学有根柢，对于我的思想了解甚深。198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建议撰写一本《中华的智慧》，由我担任主编，约请宜山同志参加撰写，他写了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参加撰写的还有方立天、刘笑敢、陈来同志）。1987年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文同志邀我写一本系统论述中国文化的书，我请宜山执笔撰写，他依据我的文化观点，展开论述，写成《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一书，他的文笔较我丰茂，此书出版之后受到读者的欢迎，友人方立天同志与方克立同志都很赞许。宜山同志工作极其勤奋，竟因劳致疾，于1991年4月不幸病逝，这是我十分悲痛的！1986年我应刘宏章同志之邀，到中央党校为研究班讲课，听课的有范学德同志，对于我的议论很感兴趣，他借去我的全部存稿，写了许多篇论述我的见解的文章，进行深入的分析评述，1988年集为一书，题目是《综合与创造——论张岱年的哲学思想》，是关于我的思想的专著，由刘鄂培同志写了序文。1981年陈来同志与刘笑敢同志都在我的指导之下读博士学位，都成果丰硕。陈来同志于1985年写了一篇评述我的早年思想的文章，题为《张岱年学术思想评述》，后来发表于《时代与思潮（3）中西文化交汇》一书中。李存山同志在北大读硕士学位时也听过我讲课，对于中国哲学史的造诣也很高，他阅读了我40年代的哲学论著后，写了一篇《并非陈迹——张岱年先生早期哲学思想的今日启示》，论述了我的思想，并以我和加拿大哲学家本格（M．Bung）的科学的唯物主义作了比较，对于我的见解了解甚深。中央党校李振霞同志编著《当代中国十哲》，以我为十哲之一，邀王中江同志写了关于我的章节。王中江也是我指导的博士生。1989年，刘鄂培同志、钱耕森建议编选我的文集，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这也是我非常感激的。我提出了“文化综合创新论”，得到很多同志的赞同，我确实感到吾道不孤。我的学术论著受到这么多同志的注意，我感到非常欣慰。

对于一些理论问题，我还要努力进行探索。

（文章节选自《张岱年自传》，撰于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