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威廉姆•H•肖教授访谈录
美国圣荷塞州立大学哲学系威廉姆·H·肖(William H. Shaw)教授在上世纪80年代与英国的柯亨(G. A. Cohen)、北美的罗默(John E. Roemer)、爱尔斯特(Jon Elster)、伍德(Ellen M. Wood)、莱特(E. O. Wright)等著名学者共同开创了英语世界中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出版了一批影响广泛的重要著作，并组成了一个有着明确宗旨、纲领和活动规范的学术团体，该流派的异军突起遂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的一道引人注目的景观。肖教授上个世纪80-90年代在英语世界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几十篇论文，他在1979年出版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Marx' Theory on History)一书于1989年被译成中文，编入重庆出版社出版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丛书”，已为中国广大学者所熟悉。2007年7月25-29日，肖教授应邀参加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与当代问题”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会上发表了题为《马克思主义、商业道德、公司企业的社会责任》的演讲。会议期间，吉林大学哲学系师生邀请肖教授以“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为题进行了专题访谈，这里刊发的即是此次访谈的记录，由
问：我们都知道您在马克思主义研究，特别是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有很高深的造诣和成就，而且你曾经是这个学派最为活跃的学者之一。在这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奥地利学者塞尔斯(Sayers)的论文中还提到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进展，近来我国也有学者撰文论及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与现象学的、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共同构成当前英美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要潮流。能否请您谈一下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作为一个理论运动，它的产生、发展、近期所取得的主要成果和活动以及未来的走向问题？
答：这是一个很好而又很难圆满回答的问题。我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写过一本用分析哲学方法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书，后来改写成《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于1979年出版。几年之后，我开始与柯亨、爱尔斯特、罗默、伍德等人一起工作，他们都对马克思主义学说有浓厚的研究兴趣，而且像多数英美哲学家那样，有着良好的分析哲学修养和背景。针对当时欧洲大陆国家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比如许多人的研究不是认真严谨地对待文本，不重视一些最重要理论原则的研究，对一些重要概念和命题的解说陷于混乱和繁琐。这些都需要我们运用分析哲学的方法来解决。我们所做的工作正是为了达成此目标。而且我们所说的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研究，并非只是运用语言分析和逻辑分析方法研究马克思的理论文本，更重要的是，这个方法与思辨的哲学方法相反，后者往往是独断虚构地得出一系列结论，而我们则主要运用批判和辩驳的原则来研究马克思的文本和思想，我们中许多人所得出的结论对马克思的思想不仅有“澄清”的价值，而且有“重建”的意义。在我们的这些工作之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研究的主要是欧洲大陆一些理论家的工作，而在英语世界里，即使是在别的学科，比如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有人对马克思的思想有研究、有成就，但是在哲学领域中，认真对待马克思思想的人为数不多。所以，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使英语世界中真正呈现出马克思哲学的价值和意义。把哲学问题凸现在英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并引进分析哲学的方法，是这个学派所作出的两项主要贡献。
上世纪80年代，我们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出版了一系列有着广泛影响的著作，定期举办以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为专题的学术会议。80年代是这个理论运动的鼎盛时期，这时期的成就越来越广泛地传播开来，使得这个学派成为英美理论家在理论方法和视角上有别于欧洲大陆理论家的一个品牌和标志。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虽不能说这个理论运动已经结束，但是它的鼎盛时期肯定已经过去。在那以后，很难说这个理论运动还有什么大的进展。当初那些有影响的代表性学者的研究兴趣大都转向了其他领域：柯亨90年代后主要研究和写作规范理论和伦理学；罗默在90年代之后还有一些关于马克思和社会主义问题的作品，但他主要是一个经济学家，哲学方面的作品不多；爱尔斯特在90年代后主要是研究社会科学领域、政治学领域的问题。我在近十几年主要从事商业伦理学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写作。伍德、莱特等人后来在马克思理论研究方面的工作也不再有什么进展。近20几年中我几乎没有看到关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再有什么重要的作者和作品出现。这就是为什么我把这个运动称为一个历史上的思想运动的原因。
问：那么我们能不能说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已经过时、已经完全成为过去的事？
答：我认为不能这样说。当前虽然看不到新的杰出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作品和理论家，但是这个学派作为英美哲学家研究马克思理论的最重要品牌和标志，被越来越广泛地使用和讨论，甚至可以说是英美国家研究马克思理论的一个主流。大多数英美学者在马克思哲学的研究中不能脱离、不能超越分析学派的背景和框架，我们当初提出的一系列理论问题还激励着人们，还在被许多学者深入思考和讨论，成为当今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课题和理论资源。所以我们当初提出的理论及方法没有、也不可能被今天的人们所放弃，不能说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
问：有的学者说，以前西方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是以欧洲大陆国家的理论家和作品为中心，但是在苏东剧变之后，这种形势有所改变，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开始转向以英美国家的理论家和作品为中心，那么在英美国家，近年来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出现了哪些新的，像当初欧洲出现过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那样有影响、有特色而又有代表作品和理论家的思潮、派别和理论运动？比如说，我们听说有一种被称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答：我没有发现西方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转移的问题。至少在哲学领域里不能说有这样的情况。不仅在欧洲国家，就是在英美国家，近年来也没有出现过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理论家和理论作品，更谈不上有什么新的思潮和学派出现。上个世纪末在西方文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出现过后现代马克思主义(Post-modern Marxism)的提法，但是在哲学领域中我没有看到什么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作品，学术刊物上也没有反映这种理论的重要论文。可以说，这还构不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学派。关于你所说的“正统马克思主义”问题，我也没有发现有这样一种理论思潮，这可能是某个作品中偶然提到的东西。可以说，在英语世界中，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研究还没有遇到强有力的挑战，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这个学派的理论方法至今不能被超越和抛弃的原因。
问：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爱尔斯特曾经在他的《卡尔·马克思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Karl Marx)一书中宣称，今天不可能再有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只能有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因为马克思理论的主要原则都已经死亡，不再有价值和意义，即使有一些原则，如异化理论、剥削理论等，还有一些价值和意义，但是这些理论和原则也需要从根本上修正和改变。对此您如何看待？
答：这也是一个难以全面回答的问题。因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是作为一种理论方法，即运用分析哲学的澄清语言、逻辑命题的意义、真伪值的方法来祛除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特别是欧洲大陆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语义逻辑混乱，从而根据马克思的理论文本来更加准确真实地阐明马克思的思想。这种方法是柯亨、爱尔斯特、包括我在内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所共同认可的。但是对于马克思的理论观点和原则，各个学者抱有完全不同的态度。爱尔斯特基本上是否定、反对马克思的主要理论原则的。而柯亨和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是欣赏、赞同马克思的主要理论原则的，特别是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我们的作品都表明了我们为马克思的这些理论原则作辩护的态度。甚至我们所辩护的东西都是一些非常传统的、不同于欧洲的马克思研究者修正过的那些原则，比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则、技术决定论的原则、资本主义制度基本矛盾的原则等。也有些人和作品，像罗默的作品那样，对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剩余价值理论有所批评，也有所赞同。所以实际上，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理论的主要原则没有一个共同的态度，爱尔斯特的观点只属于他自己，每个学者都有着独特的态度和评价。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提出历史进步的根本原因问题，提出社会制度形态进步的规律性问题，并且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立足经验科学资料并上升到哲学抽象的概括，所得出的批判资本主义和私有制的结论不仅今天仍然有价值意义，而且在人类历史真正超越资本主义之前都保持着最为重要的理论意义。但是，我们今天的环境和问题肯定与马克思本人所经历的环境和问题大有不同，他的原则和理论在许多方面需要被修改，被重建，这点也必须肯定。
问：分析学派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各个学派大多注重于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政治理论、人性理论，而很少有人讨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认识论问题，对此您有何看法？
答：我系统研读过马克思的作品，这些研究虽然有一定的困难，有版本的局限，但我还是能够基本了解马克思的思想面貌。在我的心目中，甚至在多数西方学者的心目中，马克思并不像黑格尔那样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面面俱到的学院式学者，他首先是一个革命家，然后才是一个理论家，他是领导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失败后才退到博物馆和书斋中去研究与工人阶级革命密切相关的政治经济历史等理论问题，去为工人运动和革命运动发展寻求理论根据。所以马克思对那些抽象的哲学问题，比如对于现代西方哲学中最为重要的心灵与肉体关系问题，对于西方传统哲学中的世界、宇宙的本体、结构、发展规律问题，对于认识的先验与经验性问题等都没有做过深入的研究和思考。恩格斯和其他一些马克思的学生在这些问题上的思考和理论不能看作是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我同意很多西方学者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严格区分开来的看法。马克思的思想和马克思的学生的思想不能混为一谈。这是我们研究马克思学说与前苏联学者研究相区别的一个重要方面。
问：你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美国工人运动，与美国共产党组织活动的关系如何？我们的一些学者认为必须区分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学，因为后者是脱离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实践，而前者是与之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答：如果说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美国共产党和美国的工人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当时的美国共产党出现过重要的理论家如白劳德等人；那么现在，美国共产党和工人运动在当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包括在美国社会生活中影响都不大。在美国当前的劳动者中，像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那个意义上的工厂生产线上的体力劳动者只占所有被雇佣劳动者总人数的16％，这部分人的工会组织对全美国工会联盟的影响也是有限，而且美国工会联盟主要是与美国的民主党关联较多，很少听说工会组织和工人活动与共产党的联系。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研究者也主要是独立意义上的和学院式的学者，他们主要是在大学课堂上讲授马克思主义，在学术刊物、图书出版物上发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作品，他们与社会政治活动，与党派活动和工人运动，与各种工会缺少真正的联系。我本人也没有参与社会党派活动和工会组织的活动。从这方面看，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历史、政治、经济制度理论在美国产生实践性的力量还是非常遥远的事，这与中国和亚洲一些国家的情况完全不同。在这些地方，对马克思思想的研究和宣传直接影响到社会生活和政治制度，具有真正实践的意义。英国的安德森在最早提出“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的著作中讲道，西方国家马克思研究与前苏联及东方国家马克思研究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对前者来说，马克思研究主要是理论学术活动，是思想文化领域中的事件，而对后者来说，马克思研究是为社会变革的实践活动服务，是与共产党和工人运动的策略制定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你所说的区分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学是有道理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主要是一种西方马克思学。
问：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运动怎么可能完全脱离社会生活？上个世纪60年代末的法国“红五月”学生运动和美国的“新左派”运动都曾经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生深刻的相互作用，难道没有对美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产生什么影响吗？
答：说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有社会生活背景，这是可以的。但是这种背景绝不是德国、法国的“红五月”运动，美国远离欧洲，那里发生的那个运动对美国理论界有所影响，但并不是很大。影响美国“新左派”和激进思想成长的主要背景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越南战争。是在抗议当时美国政府的战争政策的反战运动中，思想激进的人和“左派”人士开始对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产生兴趣，他们希望从中找到推动反战运动的思想根据。当时的许多大学生
问：中国有成千上万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专家，已经出版和继续出版着大量这方面的著作和论文，提出了许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富有创造性的见解，这些成就是否对英语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产生了什么影响？就像你们许多人的作品和思想影响了我们中国学者那样，我们有哪些理论家和著作为你们所知晓？我们要对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和传播作出贡献，需要在哪些方面努力工作，要克服什么困难和问题？
答：非常抱歉，我对中国学者这方面的工作和成就所知不多，因为我们的视野主要局限于英语文献和刊物，即使是法语、德语、俄语的文献和刊物中发表的成果，我们了解的也不是很多，但是他们的成果往往很快就会出现在英文的文献中，所以我对欧洲，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成果和文献是有所了解的。关于中国学者和作品，我只记得偶然在一个英语学术刊物上读到一个中国学者的论文，他的名字也记不准了，他不是讲马克思主义，而讲中国传统哲学与美国传统哲学的比较研究。毫无疑问，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有优秀的学者队伍，有长期的积累和发展，必然会有杰出的成果和思想家。这次我来参加你们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得到
可惜的是，在这些东西转化为英语文本之前，不可能对英语国家的学者或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学者产生重要的影响。所以中国学者要想在英语世界的哲学领域发挥影响作用就需要通过向英语学术刊物投稿、发表论文，通过英文出版商发行你们的优秀作品。我们的学术刊物和出版界在包容学术成果方面是非常开放的，我相信反映中国学者优秀成果的作品他们一定会欢迎。但是这就需要你们在两个方面同时努力，一个是克服语言方面的障碍。人文学者本身应具备较强的英文语言文字能力，而不是像这次会议，依靠对各国学者的论文做中、英文对照翻译，我参加过许多国际性学术研讨会议，各国学者大多都能直接运用英语进行交流写作，不需要翻译。因为就人文学科多数领域来讲，英语是一种国际通用性语言。另一方面，在学术研究上也需要找到一些有着共同关切的理论问题，能提出创造性和论证性都很强的理论来进行交流。如果中国学者讲的问题对我们来说完全是陌生的，那也不可能达到互相影响的目的。这次国际研讨会的论文集表明，中国的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学者们都特别关注马克思的历史理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也的确是马克思学说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当你们在这两个方面的工作都取得真正进展的时候，我相信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成就会对英语世界，对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起到重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问：您的论文在讲到马克思主义与商业道德关系的“不相关论”中说到，当前似乎除了市场经济体制之外没有别的经济体制选择，对全社会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生产消费的经济体制不再有人抱有信心，这是不是指前苏联解体和现在中国市场化经济改革都使马克思社会理想中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不再有价值？
答：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一个问题是我的论文中并没有明确讨论前苏联的解体问题，更没有谈到中国的经济体制问题，也没有讨论马克思的“全社会有组织有计划生产和消费的经济体制”问题。另一个问题是，我的确说到除市场经济体制之外很难找到其他可信赖的经济体制模式。这可能是使你们联想到前苏联和中国的计划经济问题的原因。我虽然没有写在论文中，但是我认为前苏联在经济上的失败和政治上的解体，以及中国当前的市场化经济体制改革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那种经济体制的不可信任。然而，我并不认为那种体制就是马克思理想中的全社会有组织有计划生产和消费的经济体制，因为按照马克思的理解，组织和计划的主体是工人、农民、劳动者以及全社会的公民，组织和计划只有反映了全体公民的意志和需要时，那才是全社会的组织计划。前苏联经济的组织计划所反映的只是少数占统治地位的官僚和领导者们的意志和利益，那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组织和计划经济。所以我们不能把前苏联的垮台看作是马克思理想经济模式的失败。在这一点上，柯亨曾经写过一些东西，我以及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都不认为前苏联领导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认为他们真正实践了马克思理想经济制度的设想。当然，西方也有一部分学者把前苏联经济模式与马克思理想中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完全混同起来，把前苏联的失败看作是马克思理想必然失败的实证。而且许多人因此而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当今世界唯一可行的经济模式。不能否认的是，前苏联毕竟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帜和标榜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强大国家，它的解体极大地损害了马克思主义运动，不可避免地从心理学的意义上削弱了人们在几十年前曾经有过的对马克思理想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信心。要扭转这种情况，除非有成功的社会主义国家，成功的全社会有组织有计划生产消费的经济模式来证明。
问：您在参加大会的论文中，用分析哲学方法得出结论，认为商业道德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应认真研究和建设的理论，这里所说的商业道德基本原则是：公司和个人的商业活动不能只有利益最大化原则，还要有社会责任原则。但是这里必须有一个理论前提，那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唯一可选择的社会经济模式，然后商业道德才能发挥作用。这样，能否在你的论文标题前面加上定语——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商业道德学。而且根据马克思的理论，资本主义经济有三个发展阶段，一是原始积累阶段，二是自由竞争阶段，三是垄断资本阶段，您所说的商业道德原则似乎只在第二个阶段适用。那么“商业道德”的普遍有效性就大打折扣。对此您能否有进一步的说明？
答：我这次给大会提交的论文实际上是我的一本著作《商业伦理学》(Business Ethics Thomson Wadsworth)中第四章的内容改写成的。对商业活动及其未来的领导者进行道德教育，这对于美国的大学和美国全社会来说都是非常迫切的任务。美国几乎所有大学的商学院都开设这方面的课程，而商业道德这个理论就是在这种社会需求的推动下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表面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其他对资本主义采取激进批判态度的人都会认为，它们与商业道德理论之间存在着无法调和的关系。似乎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本质批判、总体批判看问题，就会得出资本主义商业道德的存在是不可能的(“不可能论”)，以及这种商业道德问题的研究和教育是无关紧要的(“不相关论”)两种结论。然而我的分析性研究显示，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不是要反对，而是要关心和支持关于商业道德理论的建设。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看作是像“囚徒困境”的问题一样。比如马克思认为，机器的使用会使生产成本提高，利润下降，个别资本家如果只追求眼前的利益必然反对使用先进技术和机器。但是如果真这样做，他们就会失去更为根本的利益，所以事实是，资本主义体制中各个公司都在使用先进技术和机器。亚当·斯密说有一只无形的手，支配着资本主义商业活动和公司经营去追求个别的利益，去损害别人。但是理性选择的认识使得公司经营必须遵守某种规则和道德规范，才能够有效率地运行。“不相关论”无非是认为，马克思所要求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全被非市场的有组织有计划的生产和消费经济体制所取代，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因而调节资本主义市场的道德理论是多余的。但是马克思逝世一百多年之后，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都发现，这种取代难以实现，他们更为关心的是，如何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组织计划经济之间找到相互沟通的渠道。市场经济的制度运作起来，没有道德规范是不可能的，所以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当前必须积极关切商业道德的理论问题。
（原载《南京大学学报》2008年5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