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届六十的历史学家许纪霖教授是个复杂的人。

他研究知识分子，喜欢研究内心世界复杂的知识分子，他认为，只有内心丰富的人，才配得上理解他们。在接受采访时他说：“我是一个无法精准定位的知识分子，也不愿意被一种简单的框架定位。如果说一定要定位，毋宁借助丹尼尔·贝尔的话，我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经济上是社会主义者，文化上是保守主义者。”

确实，在思想的光谱上，许纪霖站于原教旨自由主义和新左派之间，对两种思想流派都有同情性理解，也都有批判：前者过于迷恋市场，相信个人主义的社会能拯救中国；后者又极端反对市场和代议制民主，希望借助国家的力量实现平等，这两种极端都会导致社会无穷动荡；必须在自由与平等、国家与社会、市场与统治之间找到某种平衡，实行中道，这个社会才会有张力、和谐。

他关心政治，又并非政治人物。他带有“五四”和启蒙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底色，介于文化与政治之间，但骨子里是文化人。他更愿意在政治背后看到文化，在文化背后去看政治。

在文化上，许纪霖又在古典和现代之间。他自认不是古典主义者，骨子里是“五四”的精神支持者，是现代的爱好者，但他所爱的现代是有古典韵味的现代——它从古典延长而来，在今天又赋予新内涵。

他的复杂，也体现在治学领域的丰富上：知识分子、思想史、中西文化比较、现代化，当代中国文化评论等，他涉猎极广，建树颇多。

英国大思想家以赛亚·伯林曾引用古希腊一个狐狸与刺猬的寓言，分析历史上的两种思想家：“狐狸有多知，刺猬有一知”，前者兴趣广泛，思想在诸多领域焕发光彩；后者兴趣集中，能够创造理论体系。许纪霖在狐狸与刺猬之间。从气质上看，他自认为是狐狸型，但思维以理性见长，有一种刺猬与狐狸之间的紧张。他说，在学术高度分工的时代，要在本专业领域拥有刺猬的建树，在非专业领域充当一个狐狸；刺猬为体，狐狸为用，以专业的刺猬之道，在公共空间发挥狐狸的功用。

“以出世的态度入世，以入世的态度出世”，在许纪霖看来，学术从某种意义上是出世，但他从来无法为学术而学术，他关心学术背后的文化意义，特别是对当下社会的意义。

许纪霖出身知识分子家庭，文革中他阅读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在人道主义精神的熏染中开始启蒙前史，打开了面向世界的心灵。1977年恢复高考，他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开始接受现代性知识教育，之后又长期在母校任教。

八十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中，许纪霖观察到中国知识分子总体上缺乏独立人格，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障碍之一、中国文化的缺陷之一，他从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格起步，开始了知识分子研究。他借鉴新社会文化史，将知识分子研究与社会史研究结合起来，开拓知识分子社会史的新论域。他的更大雄心，是在有生之年，写一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像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那样。在一个似乎到处都在狂飙突进的年代，他不给自己限定时间。“心态很从容，一个问题、一个问题解决，不着急，用林毓生先生的话说，就是一种’比慢’的精神吧。”

风雨如晦时节，不忘家国天下。许纪霖在新书《家国天下》后记中写道：“风声雨声读书声，大风浪中可耕田？我只想说：家国天下，我心依旧。” 　（记者 谢海涛）

（来源：财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