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后人心目中最突出的形象，就是一个充满自由批判精神、一生“为人类的幸福”而工作的革命斗士。马克思自己对幸福的理解就是“斗争”，而他为幸福斗争的“武器”，就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

一、辩证法的古希腊传统

作为古老的传统，辩证法产生于古希腊。古希腊辩证法的原意是“对话”和“相互讨论”，在此基础上演变成为一种有助于揭示真理的“论辩的艺术”。[1]139但由于当时认识和科学水平所限，“在古希腊人那里——正因为他们还没有进步到对自然界进行肢解、分析——自然界还被当作一个整体而从总的方面来观察。自然现象的总联系还没有在细节方面得到证明，这种联系对希腊人来说是直观的结果”[2]287。所以，整个古代辩证法，基本上是一种经验描述的对事物运动、联系、变化的外在直观。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在这里“辩证的思维还以原始的朴素的形式出现”[2]287，还只是一种朴素直观的“经验辩证法”或“宇宙论的辩证法”。它虽然总体上要比形而上学正确，但在细节上却比形而上学有更多的缺陷。这也最终导致了后来辩证法的衰落和近代形而上学的“猖獗”。所以说，古希腊辩证法是在实质内容而不是理论形式方面，表述了辩证法的基本思想。

但古希腊的辩证法虽然是朴素的，却也是丰富的、充满生机的和具有怀疑、批判精神的。不管是赫拉克利特对“逻各斯”的寻求，巴门尼德对“存在”的沉思，芝诺对“运动”的诘难，德谟克利特对“原子”的解释，还是苏格拉底对“美德”的盘问，柏拉图对“理念”的困惑，亚里士多德对“实体”的探寻，“处处、到处都是辩证法的胚芽和探索”，“在每一步上所提出的正是关于辩证法的问题”。[3]313在这一意义上，古希腊哲学家都是天生的辩证论者。古希腊的辩证法，经历了从“感觉论”到“理念论”、从“诡辩论”到“真理论”、从“语言的辩证法”到“思想的辩证法”的转变。而这一转变，实际上体现了古希腊辩证法本有的怀疑、否定和批判精神的逐步积淀和发展。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苏格拉底的“精神助产术”起了关键的作用：苏格拉底把古代“辩证法”从主观的、感觉式的运用中解脱出来，成为理性的哲学的思维方法。[4]171虽然辩证法自古希腊发展到今天，其形态和内容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作为辩证法之为辩证法的内在自由批判的基本精神，却依然在延续着。著名学者刘小枫曾将辩证法的演化分为古代的“辩难推理辩证法”、近代的“理性启蒙辩证法”和现代的“生存辩证法”三类。但不管是哪种形态的辩证法，它们都“各自连贯着不同品质的自由观、世界观”。[5]45在此意义上，辩证法在本质上体现着人的一种“自由精神”，“是生命的写照和精神的本性”[6]84。这也就难怪英国著名的批判实在论者罗伊·巴斯卡为什么会把辩证法称为“自由的脉搏”。[7]

两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自比为雅典城邦之“牛虻”，曾运用辩证法之自由批判精神，为城邦之人能过上“经过省察”的“有意义的生活”而慷慨赴死。苏格拉底“试图通过接生每一个公民所拥有的真理而使整个城邦更接近真理，这种做法就是辩证法”[8]346-348。这种辩证法被苏格拉底形象地称为“精神助产术”。“这种艺术最伟大的地方在于它能够以各种方式考察年轻人的心灵所产生的是幻想错觉还是真知灼见”[9]211。但这种“助产术”得以实施的前提，却是对自己已知的知识进行不断地怀疑、批判和否定。所以苏格拉底一直强调自己“一无所知”。对此黑格尔指出：苏格拉底的辩证法“正是从具体的非反思的意识中揭发出具体事物的普遍性，或从普遍认定的东西中揭发出其中所包含的对立物”，从而“使一般的东西，通常被认识的、已固定的、在意识中直接接受了的观念或思想的规定瓦解”[10]53，57。在这一意义上，苏格拉底的辩证法就是通过批判和否定而追求“真知”的艺术。而苏格拉底本人，也就成了怀疑、批判和否定的辩证法精神的化身。正是这种“辩证法”，既给苏格拉底带来了荣誉，也给苏格拉底带来了巨大灾难——他最后为辩证法的自由批判精神饮鸩而死。可以说苏格拉底是辩证法之自由批判精神的最早殉道者，但他的“殉道”却只是为了自己的“城邦”。

二、马克思与辩证法的关系

古希腊辩证法的自由批判精神尤其吸引年轻的马克思。可以说，马克思是苏格拉底之后辩证法之自由批判精神的最真实的践行者，但马克思却不是为了某一个城邦，而是为了“全世界无产者”。马克思的辩证法作为古希腊辩证法之自由批判精神的最集中的体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和“活的灵魂”。马克思的自由批判精神是与辩证法联系在一起的，“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是不可分割的”[11]。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古希腊辩证法在资本时代的真正复兴。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的一个事实是：“在马克思主义中，还有哪一部分比他的辩证法遭到的攻击更多吗？”[12]71而人们对马克思辩证法的攻击，实际上也就是对马克思本人的攻击。对于自己的辩证法，马克思本人的具体叙述确实并不多，虽然也有一次集中而深刻的阐释，那就是在其一生最伟大、最重要的巨著《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跋”中，马克思对自己辩证法批判本质的鲜明强调：“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空论主义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3]22但后来人们在具体理解和应用过程中，还是对马克思辩证法的批判本质产生了诸多误解。美国著名学者悉尼·胡克曾认为：“在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辩证法与其说是经常作为一个清楚地限定了的概念而出现的，还不如说是作为一个有魔法的信条而出现的。”[14]62其实，早在马克思生前，人们就对马克思的辩证法存在不同认识，并产生了相关争论。而马克思去世之后，关于马克思辩证法本质的争论不但没有消失，在一定程度上反而愈演愈烈。可见，作为马克思哲学的活的灵魂的“辩证法”问题，一直是人们持续关注的重大问题。但正如人们对“马克思”的理解不同一样，人们对马克思的辩证法本质的理解，也是不一致的。之所以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条，这恐怕与马克思本人没有像黑格尔那样对自己的辩证法作更多的具体解释和论述不无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如悉尼·胡克所言：马克思主义“像基督教那样有它的奥秘，而其中主要的一种，就是辩证法”[14]62。

马克思的辩证法在继承辩证法的古希腊传统的基础上，将黑格尔概念辩证法的“逻辑的自否定性”，具体运用来分析和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资本的自否定性”。在这一意义上，列宁强调马克思虽没有留下“大写的逻辑”，却留下了“《资本论》的逻辑”。[15]290而《资本论》逻辑的实质，就在于“《资本论》不是为社会主义改造提供的菜谱，也不是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描绘的乌托邦蓝图。它是对资本主义的潜在动态变化的系统研究”[16]644。所以说，马克思的《资本论》实际上就是马克思的辩证法。从马克思本人的立场和旨趣来看，辩证法在“形式”上，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已经完成了，自己已没有再写的必要；而辩证法在“内容”上，他对资本主义社会实质的研究和分析，就是辩证法的具体实践和现实体现，《资本论》已经做到了这一点。“正是《资本论》体现了这个本质上是批判的、革命的辩证法，辩证法正是在《资本论》中展现了自己的批判的、革命的本质；离开《资本论》，马克思并没有为我们提供现成的辩证法著作，而研究马克思的辩证法，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文献就是《资本论》。”[17]这也可能就是马克思后来没有专门再写关于辩证法的小册子的真正缘由。对此，前苏联哲学家凯德洛夫的解释是有说服力的：马克思通过其他形式已经实现了自己撰写辩证法的设想。[18]6而正是在马克思实现其辩证法设想的过程中，黑格尔不仅仅是马克思所反对并且纠正了其错误的人，而且更是一个其思想被保留下来并牢牢地编织进马克思成熟理论的经纬线之中的人。[19]9

三、马克思辩证法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扬弃

马克思的辩证法，既与古希腊的辩证法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更是直接源于黑格尔辩证法传统的“理性启蒙辩证法”。实际上，黑格尔的“理性启蒙辩证法”在主体性方面也体现了辩证法的“自由批判精神”。对此，法国著名的黑格尔专家科耶夫曾有过最为明确的指认：归根结底，黑格尔的辩证法之所以有一种辩证特点，是因为他的辩证法试图解释“自由”；或者这样说也一样，本义上的“行动”，即有意识的和有意志的人的行动的现象；或者再换一种说法也一样，因为他的辩证法试图解释“历史”。总之，这种哲学之所以是辩证的，是因为它试图解释人在世界中存在的事实，揭示或描述实在地存在着的，即在其不可取消的特殊性中或本质上不同于自然的一切东西的“人”。[20]574-575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黑格尔的辩证法在本质上也是关注“人的自由”的辩证法，它重视的是人的能动的主体性。但只不过是它抽象地、逻辑地和思辨地发展了人的自由本性，还只是一种“无人身”的理性和自由，最终获得的不过是“概念的真理”。所以马克思的辩证法决不仅限于作为获得或占有唯一真理的概念逻辑，而是通过辩证法看到了“对话双方或多方之间基于追求真理而进行的平等交谈被启蒙主体与他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所取代”[21]，也即看到了他本人所生活于其中的资产阶级社会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这两大阶级之间不平等的事实。而马克思辩证法的使命，就是要发现和揭示出造成这一不平等的事实的本质和根源——形而上学与资本逻辑的“联姻”和“共谋”，从而展开对不合理的现存世界的无情的批判，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实现人的真正的自由和解放。因此，马克思的辩证法虽继承于黑格尔的“启蒙辩证法”，但它“导向的不是对自由的专制，不是通过否定一切他者而对‘唯一者’的肯定，更不是社会生活的教义式崇拜”[22]7。马克思的辩证法最充分地体现了一种彻底的自由批判精神。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的辩证法是源于“启蒙辩证法”的“反启蒙的‘启蒙辩证法’”。马克思的辩证法所追求的，是如何把自古希腊以来形成的辩证法的自由批判精神，应用于一个“资本逻辑”控制的“个人受抽象统治”的时代。也就是说，马克思是真正把辩证法自由批判精神的古希腊传统带到并应用于资本时代的第一人。

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作为概念的自我运动、自我发展和自我否定，本来是黑格尔用来反对传统形而上学僵化的二元对立模式、解决形而上学实体化的内在困境的。但最终由于其泛理性和泛逻辑主义，它只是停留在理论领域，在概念层面上达到和实现了理性与现实的“和解”，最终又与形而上学的同一性逻辑“合流”了。因此，马克思称它徒有批判的外表，而本质上却是“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同样非批判的唯心主义”[23]99。但是，透过这一“外表”，马克思仍然看到和抓住了黑格尔的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23]101马克思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正是充分吸收了黑格尔概念辩证法的“自否定”精神，并将其批判改造地运用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支配性基点——“资本逻辑”的“抽象性”和“自反性”实质与发展趋势的揭示和分析上，从而在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和裂隙中，发现和开辟了实现共产主义和人的自由解放的可能性空间。

马克思看重黑格尔概念辩证法的，决不是它的形式的方面，而是它的实质的方面。黑格尔概念辩证法的实质的方面，就是黑格尔以概念的自我否定的隐蔽形式揭示和阐明了人如何通过异化而克服异化、并获得自由解放的真实历程。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强调黑格尔的辩证法“(虽然是不自觉地)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这个体系的迷宫而达到真正地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2]220。马克思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透过黑格尔概念辩证法的抽象形式，看到了活生生的现实内容：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只不过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24]117。所以，马克思需要发挥辩证法的自由批判精神，对黑格尔辩证法加以改造和颠倒。“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在历史社会学的用法上推进了作为实质理性的辩证法，使之成为历史社会的运动法则，成为自由的现实批判的革命精神，使费希特和黑格尔已具革命性的启蒙精神成为现实政治的革命行动”[5]37。这才是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进行“颠倒”的真实本意。说到底，马克思真正关心的是现实的人的生存解放问题，而不是抽象概念的逻辑自洽问题。对此，法国当代学者洛克曼强调：应当把马克思的辩证法看做是他毕生对黑格尔关于现代社会的最有意义的见解进行思考、反驳、批判、借鉴和进一步详细阐述以及贯彻的结果。[19]9

在马克思看来，“作为包括精神发展在内的一切发展的动力的辩证法，其真正的根源不应到抽象的精神中，而应到现实的生活中去寻找、去发现”[25]10。而现实的生活对马克思来说，就是“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也即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受资本控制和奴役的异化生存状况。因此，如何克服资产阶级社会条件下人的异化，最终使人获得真正的自由解放问题，才是马克思的辩证法区别于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所在。对此，德国哲学家卡尔·洛维特明确强调：“马克思的辩证法不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辩证法。黑格尔辩证法的活动原则，除了在扬弃中被否定又被扬弃的形态，只是否定之否定。马克思辩证法的目的，乃是宗教和政治经济的异化的整个‘消除’。”[26]151

四、马克思辩证法对资本逻辑的批判

马克思所生活的时代，正是自由资本主义获得全面发展的上升时期。这一时期，“资本”已取代宗教在现实社会和生活中获得了无限的权力。这实际上就是资本借助于理性形而上学的同一性所形成的“交换原则”在现实中的具体显现——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所以这一时期最根本的时代特征，就是理性形而上学与资本逻辑的“共谋”。这正如海德格尔指出的：现今的“哲学”只是满足于跟在知性科学后面亦步亦趋，这种哲学误解(或根本不理解)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两重独特现实”——经济发展与这种发展所需要的“架构”；然而，马克思却懂得这双重的现实。[27]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的时代，资本具有形而上学本质，形而上学也具有资本本质，二者是彼此“拱卫”的。资本逻辑是形而上学的“现实幽灵”，形而上学借助资本逻辑实现了“现实运作”，资本逻辑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统治一切的权力。因而在马克思的时代，个人的最终命运只能是受“抽象”——资本的统治。

在资本的统治下，马克思批判的辩证法面临的历史使命就是：通过瓦解“资本的逻辑”来完成对理性形而上学在“思想”和“现实”中的双重否定和颠覆，最终实现人在“思想”和“现实”中的双重自由和解放。这正是马克思辩证法批判本质的最集中体现。在马克思批判的辩证法视野中，资本既具有伟大的文明作用，也具有自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的批判分析，逐渐认识到：资本的唯一本性就是使自身无限增殖，而这就要求资本为劳动和价值的创造确立界限，但这种界限又是和资本要无限度地扩大劳动和价值创造的趋势相矛盾：“资本一方面确立它所特有的界限，另一方面又驱使生产超出任何界限，所以资本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而正是这一矛盾，决定了“资本的本质”就是“自相排斥”，也即“资本必然自己排斥自己”。[28]408-409正因如此，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界限，这些界限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28]393-394。当“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13]874。所以必须借助资本的力量来批判和瓦解“资本”这一“非神圣形象”，才能变资本的独立性和个性为具体的人的独立性和个性，在作为“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彻底实现人的“自由解放”。

正是资本主义自身的这一内在矛盾，决定了它最终将走向自我否定，并为共产主义的产生和人的解放创造了条件。因此说，作为资本主义的超越者和替代者的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具有最为深刻的渊源关系，它生成并发展于资本主义内部无法缝合的裂隙之中，没有资本主义就没有共产主义。马克思辩证法的独特本质在于把对抽象形而上学的颠覆诉诸于现实资本逻辑的瓦解，因而它开辟了一条不同于哲学史上的仅是解释世界的对资本逻辑的外在超越的“内在超越”之路。正是这一独特的内在超越，使马克思的辩证法通过瓦解资本的逻辑，既终结了理性形而上学的“现实运作”，又破除了理性形而上学的“意识形态幻象”，最终实现了对理性形而上学的社会历史批判。[29]所以说，马克思通过对资本逻辑的批判，构成了自己的以人的历史活动为内容、以抽象的存在——资本——为批判对象的辩证法，并以自己的辩证法实现了双重的“终结”：既终结了超历史的形而上学，又终结了资本主义的非历史性的神话。[30]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马克思的辩证法就是“资本辩证法”，也可以说是马克思的“资本现象学”。而正是马克思的资本辩证法，真正实现了使辩证法从“思想的否定”走向了“现实的否定”，并在现实领域里获得了它“完全的意义”。

在资本全球化的时代，资本逻辑获得了全球性的扩张，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资本批判的辩证法过时了。马克思辩证法作为对资本逻辑的内在超越和瓦解，是在资本逻辑的内部获取生机和活力的，只要资本主义没有灭亡，它就永远不会过时。相反，资本逻辑的全球扩展，反而为它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生长空间。马克思辩证法的批判本质在今天仍然具有无限的生命力和巨大的理论与实践效应。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的辩证法”。所以说，作为揭示资本的自我否定性的马克思的资本辩证法，在当今资本全球化的时代不但没有终结，反而“成了今天马克思主义研究和讨论中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在英美国家尤其如此”[31]。根据詹明信的看法，今日的资本主义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仍然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仍然存在着体系性的危机，所以宣告资本主义和市场体系决定性胜利是不合逻辑的。马克思的辩证法作为关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科学，其自由批判精神仍然没有过时：“对于那些没有拜倒在西方神灵脚下的知识分子来说”，马克思资本批判的“辩证法仍然是一颗方法论上的定时炸弹”，“仍然可以迸发出新的思想火花，展示出新的思想前景”[32]268。资本全球化将历史性地表明：马克思的辩证法仍然是21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助产婆”。所以，我们今天仍需要继承和推进马克思未尽的解放事业，做辩证法之自由批判精神的最忠实的追随者和实践者。

 

白刚，吉林大学农学部公共教学中心副教授，哲学博士

（原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年5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