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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光武】复杂性研究对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意义

哲学是对整个世界的宏观把握,是世界观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态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似乎是个无可非议不证自明的问题。为什么提出进一步论证呢?原因有二,一是回应挑战;二是使研究深化。
近些年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有些论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态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持怀疑态度,特别是对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竭力否定。其主要论据有二:(1)在文本上作文章,说马克思没有辩证唯物主义方面的专门著作,所以辩证唯物主义不是马克思的哲学。而马克思是马克思主义第一创始人,因此不能说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2)在科学前提上作文章,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从19世纪中叶产生以来至今已有150多年了,现代科学已经有了很大很大的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已经过时了,需要改变理论形态了。
事实如何呢?虽然这里要着重回答的是第二方面的问题,但是由于第一方面的问题是属于正本清源的问题,与第二方面问题密不可分。所以有必要先从这里谈起。
从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体系的形成过程来看,众所周知,与辩证唯物主义有内在联系的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在1845-1846年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共同创立的,这是举世公认的。但是,在19世纪50年代以后,马克思把主要精力转移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上去了。恩格斯主要承担了哲学的研究与建设,其主要成果是18769-18786月撰写的《反杜林论》和1873-1883年完成的《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既是论战性著作又是学科建设性著作。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的理论框架就是在这部著作中建立起来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也主要是在《反杜林论》与《自然辩证法》中阐明的。
比如,在《反杜林论》哲学篇中,恩格斯在批判杜林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和形而上学的过程中,系统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问题、物质与意识、物质与运动、时间与空间、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自由与必然等基本原理;论证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又如,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科学地总结了19世纪中叶自然科学发展的重要成果,批判了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观点,揭示了自然界的客观辩证性,论证了辩证唯物主义是关于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阐述了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范畴,比较详细地论述了物质的基本运动形式以及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还阐明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决定作用,提出了人类起源于劳动的学说。可见,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时期来说,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与理论体系(原生态的)主要来自《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两部书,这两部书是马克思、恩格斯相互支持、相互交流密切协作的产物。比如,马克思在1873530读了恩格斯谈自然辩证法纲要的信的第二天就回信说“非常高兴”。又如对《反杜林论》,马克思逐章阅读过,其中有一章是他写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二版的序言中明确地讲了这一点。他说:“本书所阐述的世界观,绝大部分是由马克思所确立和阐发的,只有极小部分是属于我的,所以,我的这部著作不可能在他不了解的情况下完成,这在我们相互之间是不言而喻的。在付印之前,我曾把全部原稿念给他听,而且经济学那一编的第十章《〈批判史〉论述》就是由马克思写的。”[1]
这绝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于他们在长期共同斗争中形成的立场世界观是一致的,相互吻合的。具体说,马克思在讲到自己的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的根本区别时指出,他的辩证法不是头脚倒立的,而是有现实基础的,现实基础就是唯物主义,强调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结合统一。恩格斯也是如此,不止一次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结合统一,他明确讲过“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2]。马克思在1845年撰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说的“新唯物主义”,就是区别于旧的机械唯物主义的,把唯物主义与辩证法有机统一起来的辩证唯物主义。
可见在《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中主要由恩格斯运作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体系、基本观点,是反映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的世界观。怎么能说辩证唯物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呢?文本问题回应完了,再讨论一下科学前提问题。恩格斯曾经指出:“唯物主义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3]
众所周知,科学的发展从古代的直观思辨,经过近代的经验分析之后,到了19世纪中叶,开始进入了以“整理材料”(恩格斯语)为标志的辩证综合阶段,一些以研究发展过程为特点的自然科学已相继出现并发展起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生物进化论,三大发现。这些新的科学成果就其哲学意义来说主要在宏观层次上,从不同侧面揭示了自然界的辩证联系与物质统一性,意味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已经跨入了辩证综合阶段,所以唯物主义的进程才能从近代机械唯物论开始转向了辩证唯物论。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辩证唯物主义产生的科学前提。
辩证唯物主义产生以后,20世纪以来现代科学有了很大很大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果,特别是当今世界范围的复杂性探索、复杂性科学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哲学来自非哲学,以科学为基础。现代科学的发展不断涌现的巨大的新成果,是否定着辩证唯物主义、证伪了辩证唯物主义呢?还是逐步深入地论证着辩证唯物主义?为它的充实丰富深化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呢?
这是我们面对着机遇和挑战,必须进行的回应和反思。具体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后,20世纪以来,在科学发展历程中,又出现了相对论、量子论、遗传基因(DNA)的双螺旋结构“三大发现”,开辟了认识自然的新天地,即向微观(分子尺度以内的)和宇观(大尺度天体系统)领域进军。一方面,进一步揭示了微观领域的辩证联系,如20世纪初首先发现,光在光电效应等现象中显示出粒子性,在干射、衍射等现象中显示出波动性,因此得出光具有波粒二象性的结论。其后,到了20世纪20年代,又发现原来认为只有粒子性的实物粒子,如电子等也能发生衍射现象,说明它们也具有波动性。从此认为一切微观粒子都具有波粒二象性,都是粒子性与波动性的对立统一。但是,粒子的质量或能量愈大,波动性愈不显著,所以日常所见的宏观物体实际上可以看作只具有粒子性。另一方面,也进一步揭示了宇观领域(大尺度天体系统)的辩证联系,如爱因斯坦1905年提出的狭义相对论和1916年提出的广义相对论,直接否定了牛顿把空间、时间与物质割裂开来的绝对时空观。牛顿这种时空观认为,空间、时间可以离开物质而存在,是一种与物质无关的空洞形式,“是一切事物的贮藏所”。狭义相对论证明空间、时间特性,会随物体运动的速度的变化而变化,当速度接近光速时,物体内部的时间就会延缓,物体沿运动方向的长度就会缩短,这就是所谓的“钟慢”、“尺缩”,物质与时空不能分。广义相对论还揭示了空间、时间和物质也是对立统一体。物质以时空的形式存在和运动,反过来物质的存在和运动又决定时空结构。物体质量越大,分布越密,引力场越强,其空间曲率越大,引力场愈强,时间流程也越慢。新的三大发现进一步揭示了微观、宇观领域的辩证联系,奠定了分子生物学、核物理、凝聚态物理、天体物理、电子学、光子学的理论基础,并形成了宇宙大爆炸模型,地球板块模型、基本粒子夸克模型等。科学发展沿着辩证综合的路程,大大前进了一步,是进一步证实了而不是证伪了辩证唯物主义。但辩证综合的特征尚未全面展现。
20世纪中叶以来,现代科学沿着辩证综合的途径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着以电子学和计算机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新的科技革命,形成了一系列高新科技部门。其中有三大前沿:天体演化理论、生命起源科学、基本粒子理论;三大支柱:信息科学、生命科学、材料科学;三个重要标志:人工智能、空间技术、原子能利用。新科技革命的一个突出的特征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呈现了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而以高度综合为主的一体化趋势。科学知识的综合性、整体化,比较全面地从总体上展现了现代科学进入辩证综合阶段以后的整体特征,使辩证唯物主义得到了有力地论证,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为它的充实、丰富、深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系统科学发展的基础上,在物理、化学、天文、地学、生物、数学、经济等学科领域开展了大量有关复杂性或复杂系统的跨学科研究,以交叉结合为直接研究领域,以复杂性探索为中心内容的复杂性科学应运而生。先后有欧洲学派以普利高津、哈肯、艾根为代表的自组织理论;美国圣他菲研究所以霍兰为代表的复杂适应系统(CAS)理论;中国学派以钱学森为代表的开放复杂巨系统理论。
复杂性探索、复杂性科学告诉我们: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以系统的形式存在的,任何系统都包含着矛盾,而且不止一种矛盾,复杂系统更是大量矛盾形成的矛盾网络。由于矛盾的作用系统是运动的,而运动的机制是复杂的。世界上的联系、关系从根本上讲是非线性的,线性只是非线性的特例。整体性是由系统的结构来规定的,系统的复杂性主要是由非线性产生的,非线性是现实世界无限多样性、丰富性、奇异性和复杂性的来源。所以越是走向科学发展的深处,我们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复杂性问题。
对待复杂性问题,用简单的方法,还原论的方法是解决不了的,必须超越还原论发展整体论,用还原论、整体论辩证统一的方法“把复杂性当作复杂性来处理”。这样做,重视非线性、随机性、不确定性,从更大范围、更深层次、更复杂的关系上,观察问题,分析问题,才能更精确、更深刻、更完整地反映客观规律,认识必然,引导实践,获得自由。
21世纪科学技术发展的最主要特点是:科学是研究复杂性的科学,技术是调控复杂系统的技术。复杂性探索、复杂性科学集中体现着现代科学发展的辩证综合的总体特征和发展大趋势。事实胜于雄辩。它非但没有否定辩证唯物主义,证伪辩证唯物主义,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辩证唯物主义发展灌注了新的活力,进一步论证了辩证唯物主义。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7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64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8页。
 
(原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7年第2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