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翠香】反抗资本
《历史唯物主义》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刊物。围绕着此刊物，以伦敦为基地的“历史唯物主义大会”每年都会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来参会。自2006年以来，北美的“历史唯物主义大会”就一直在多伦多和纽约两个城市轮流举办，一年分春、秋两季。此次笔者有幸参加了2013年4月27—29日在纽约大学举办的春季历史唯物主义大会。
大会以“反抗资本”为主题，云集了来自北美各地的百余名学者。会议集中探讨了几个问题：在当前资本主义危机尚未减缓的背景下，如何应对资本对我们生态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大幅侵蚀；如何在当下各种反抗运动如阿拉伯之春、占领华尔街运动及希腊反抗运动的基础上，在全球范围内开辟出新的政治议题并使之产生持续影响；左派如何在重新思考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资本主义发展史的基础上提出一些新的抵抗方式。
此次大会虽然参会人数众多，题目纷杂，但组织较为有序。会议交流形式基本上分两种：一是全体与会人员都要参加的主题大会，一般都安排在晚上；二是白天在各个分会场进行不同主题的报告、讨论。由于讨论的主题众多，分会场的数目每天都在10个以上。与会人员只能根据自己的兴趣参加不同分会场的讨论。笔者在此先重点介绍此次大会的主题报告，然后列出各分会场的专题讨论的题目，最后简略谈谈自己的参会感受。
此次大会的主题报告共有三个：论社会主义计划；论女权主义政治；论马克思主义和庶民(subaltern)研究的遗产。
一 论社会主义计划
该主题报告有三位发言人，分别是纽约市技术学院社会学系的卡斯塔·若塔斯基(Castas Panayotakis)；维克森林大学经济系教授艾琳·卡特瑞尔(Allin Cottrell)和多伦多约克大学政治系教授大卫·麦克纳利(David Mcnally)。
若塔斯基教授认为，在当今新自由主义崛起和资本全球化的条件下，应该重新思考“资本主义就是自由市场，而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的传统看法。以希腊的政治危机为例，就体现出资本主义与民主之间的矛盾。有人说希腊是苏联经济模式在欧洲的最后一个国家。希腊政府希望通过财政紧缩政策来摆脱严重的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而不考虑是否可以通过民主的方式将欧洲大陆上的不同人群团结起来，共渡难关。希腊人民面临的问题是将政治民主让位于资本的独裁。为此，应该重新思考资本主义发展的模式，探索一种计划性的经济模式。经济民主应该是这种模式的指导性原则。它的计划性体现在经济的层面，即我们要在经济领域或经济空间中实现民主化，让不同组织、性别和种族的公民与劳动者一起参与到经济发展的民主决策中，以反抗当下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模式。
卡特瑞尔教授在1993年曾发表《走向一种新的社会主义》一文，2011年又出版了《经典的经济物理学》一书。他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经验层面永远不会过时；社会主义的计划体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劳动时间的计算上；劳动时间的预算与民主息息相关。
麦克纳
不难看出，关于“社会主义的计划性”的讨论与西方一个世纪以来有关“市场社会主义”的争论紧密联系。如何在既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又反对苏联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前提下，将市场和社会主义有效地结合起来，以避免前两者的弊端，消除这两种体制下产生的剥削和压迫问题，是西方左派学者持续关注的焦点和热点问题。当然，更为激进的学者甚至在探讨我们如何能超越市场经济，从根本上消除人类社会劳动的商品化和异化现象。
二 论女权主义政治
参与这场主题报告的四位教授分别是南希·霍姆斯特姆(Nancy Holmstrom)，露丝玛莉·埃内西(Rosemary Hennessy)，西尔维亚·费德里希(Silvia Federici)和琳达·艾勒考夫(Linda Alcoff)。
来自新泽西纽瓦克市罗格斯大学哲学系的南希·霍姆斯特姆教授长期从事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研究。她首先做了题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提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策略应该全面展开，应该包含权力、特权、性别、种族和性关系等多方面的问题研究，而不是局限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问题上。我们可以在性暴力、性别歧视和剥削国际工人等方面组建独立的组织，以反对新自由主义、资本、市场及父权制的剥削与压迫。她以两个地区的妇女劳动为例展开论述。一是欧洲的移民妇女。由于新自由主义体制的形成及公私部门的分割，致使妇女的很多权力降低了。妇女只是被看作是家庭中的一员，没有被当作社会公民来对待。二是墨西哥的移民妇女。除了在个体和结构层面强调资本主义与父权制联合起来一起剥削和压迫这些女性劳动者之外，南希还强调了教育与交流对发展女权运动的重要性。无论是在工厂、家庭还是社区，只要女性劳动者能够相互交流，相互学习，并分享经验，就能在反对性别歧视、性暴力等运动中成熟起来。总的说来，南希把当今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政治置于跨国妇女或移民妇女的问题视域中，更加契合西方移民社会的问题和实际。
莱斯大学女性研究中心的埃内西教授主要围绕着“情感(affect)”概念展开她的女性主义报告。她认为，人类除了进行物质生产之外，还有一个基本的生存需求，那就是人的情感活动。人需要情感或情感文化。情感既是一种物质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生活，也是一种社会的、集体的生活，女性所从事的照顾劳动(caring Labour)、家务劳动等基本上属于这一类活动，而这一类情感劳动却属于超越马克思的生产劳动之外的剩余物。那么如何来看待人类这样一种基本的需求呢？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反思和研究的问题。
来自霍夫斯拉大学的社会科学教授西尔维亚·费德里希回顾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女权运动的发展历程。指出女权主义运动虽然有过启蒙、革命的作用，但是它没有建构起相关的知识，也没有转变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形式。繁衍后代这一工作的意义和价值还是被贬低，为此人类付出了极高的代价。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全球经济的兴起，我们没有及时有效地交流，并团结起来抵御这种体制，这使得我们现在缺乏发起社会运动的动机。可事实上，女性的权力还需要我们继续争取。从事家务劳动的大多数人还是女性。我们需要沿着正确的方向继续干预，并团结起来，再生产我们自己及我们的生活。
纽约城市大学的琳达·艾勒考夫教授非常赞同女性主义理论对资本主义再生产的讨论，但她更愿意从殖民主义和去殖民主义的女权主义政治谈起。因为在她看来，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离不开殖民主义。如果不理解殖民主义基础上的种族、性别问题，我们就无法理解资本主义的劳动市场，就无法理解去殖民化的历史唯物主义。在资本主义的殖民历史中，人的“社会认同”是建立在决定论和中心主义基础上的。这种认同存在着虚假性。为此，对于“认同”这个概念我们需要去解释、讨论。与此相联系的性别认同，我们也应该放在种族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中来思考。
总之，上述学者对当代女权主义政治思考的共同之处在于，既重视马克思主义对阶级和资本主义再生产的阐述，又充分考虑西方社会的现实问题，如移民妇女的问题、新自由主义和全球化的影响、去殖民主义的女性主义政治、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新策略，等等。她们都在认真思索如何在当下的语境中切实推进女权主义运动。
三 马克思主义和庶民研究的遗产
该主题发言采取相互争论的形式，即针对庶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分别由来自纽约大学的维维克·奇伯(Vivek Chibber)教授和芭芭拉·威斯坦因(Barbara Weinstein)教授、哥伦比亚大学的帕尔塔·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教授来做陈述，之后再相互争论、辩驳。由于争论的焦点主要在奇伯
“庶民”研究主要来自于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葛兰西的著作。“庶民”主要是指由于种族、阶级、性别、性取向、民族和宗教等因素而低人一等的个体或群体。国际上的庶民研究团队(subaltern studies group)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是由对后殖民主义、后帝国主义社会感兴趣的南亚学者或发展中国家的学者组成。这些学者大多主张一种反本质主义的历史方法，坚持聚焦于底层社会的大众研究，而不是局限精英社群研究。这场辩论的双方就是这类学者。奇伯和查特吉教授都是针对印度社会的庶民研究问题而展开争论的。
奇伯教授认为，无论是对印度还是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发展，庶民研究都很重要。在当下后殖民主义理论已经疲软无力的语境下，我们应关注西方发达国家与殖民国家在文化、政治、社会学领域中的深层差异，探寻欧洲以外的资本主义发展经验和规律。正如马克思所讲述的，东方的发展不一定遵循西方的道路。为此奇伯提出，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的普遍化是不同的，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已经普遍化。例如印度等后殖民主义国家走的发展道路就不是西方资本主义道路，它们是在被殖民的背景下由底层反抗、斗争的产物。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改变了印度社会的生产、分配方式，却不可能改变所有的事物。尤其是在文化、宗教、政治、社会学等诸领域，东方国家显然不同于西方。
查特吉教授针对奇伯近年出版的有关庶民研究的著作《后殖民理论与资本的幽灵》提出了批评意见。
首先，查特吉认为奇伯拒绝古哈(Guha)(也是一位庶民研究的学者)对资产阶级民主和印度后殖民主义的批判，是对古哈的误解。奇伯认为，东方之所以没有发展出充分的资产阶级公共文化领域，或没有将庶民和精英阶层联合起来，就在于没有发展大众或庶民的运动。而西方是通过百年来的无数次斗争和抵抗运动才将这两个阶层团结起来。而古哈最初也是依靠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但最后却寄希望于印度的资产阶级。查特吉认为，奇伯对古哈的批判没有抓住要害。古哈从马克思那里继承了对资产阶级革命的肯定，他并不关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现实社会学内容，而是聚焦在20世纪中叶印度与西方社会的比较上。
其次，双方展开了对马克思抽象劳动概念的争论。查特吉教授认为，奇伯在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理解上，非常重视市场独立和资本的作用，强调两者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遍性因素，但却忽视了对劳动力的强调。正如马克思所阐述的，资本必须与劳动力相结合，才能创造出价值。马克思的抽象劳动指的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劳动，它是交换价值的基础，但奇伯却只是将抽象劳动看作是提高社会生产效率的一个指标。与此相反，奇伯认为，查特吉所描述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简单再生产的概念，这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从来就不存在。奇伯还从马克思的抽象劳动概念中发展出如种族主义的、种姓制的和宗法制的劳动概念。他认为这些不平等的劳动概念不仅存在于东方，还出现在西方，如白人与黑人的劳动之间的不平等。左派人士应该为消除这种不平等现象而努力。查特吉认为奇伯引入了完全不同的心理学，特别是政治心理学方面的内容，而他主要依赖的是人类学方面的知识。
最后是关于人类为了追求好生活而存在的基本需求方面的争论。查特
总之，正如查特吉教授在回应时所说的，无论如何，我们争论现象的一个重要事实是马克思主义与后殖民主义、庶民研究的关系。这里的关键就在于：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如何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成为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
四 关于分会场论题
以上是主题大会的主要内容。下面笔者再列出各个分会场的主要标题。
27日下午分会场的标题有：后殖民主义和资本的幽灵；艺术的政治经济学；地缘政治经济学和美国的工人阶级；列宁主义的传承；城市、犯罪与电影；历史唯物主义、性别和性；左派音乐理论；马克思理论中的法律和惩罚；选民权力和拉美未来：以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为例；共同体和共产主义：没有共同体的共产主义；奴隶制和资本主义；叙利亚和希腊左派的策略型挑战；在近东的战争；新自由主义的金融、失业和权力；资本的视觉批判；财政紧缩政策下的女权状况；社会民主和左派政治的视域；纽约市的教师工会主义；马克思的暂时性；罗莎·卢森堡：她的生活与遗产；街垒和牡蛎礁：循环、物流和基础设施。
28日上午分会场的标题有：如何对待劳动价值论；黑人的解放斗争；殖民主义、商业和向资本主义的转型；现代金融和规制的图景；美国文学和批判中的马克思主义遗产；女性和左派；资本和生态需要；文化和资本主义的危机；实验和政治组织；亚洲的未知崛起；暂时性。
28日下午分会场的标题有：占领运动：动力、遗产和未来；酷儿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危机的解脱之路：自组织和国家；马克思理论中的地租和房产问题；美国文学中的黑人激进主义；性暴力和新自由主义；环境和能源；美国力量及其衰微的争论；现在的公社；理性的情形；斯皮瓦克和康奈尔在运用和滥用马克思主义方面的对话；马克思的价值理论：金钱和商业圈；14年后的拉美社会运动：1998年以来的经验和看法；全球新自由主义；艺术、行动主义者和批判；性别劳动；工人和心理学；解放、再生产劳动和父权制：重温20世纪70年代；政治的主观性。
从这些眼花缭乱的题目中，我们不难感受到马克思和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与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息息相关。从参会者参与聆听并讨论的热情来看，新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拉美的社会民主运动、亚洲的崛起等专题是北美左派知识分子热衷探讨的社会理论问题。其中，有关女权主义的讨论最为热烈。无论是大会场的主题报告，还是分会场的专题演讲，凡是涉及有关性别、性、酷儿理论、社会再生产、女性劳动、性暴力等的专题讨论，就会看到会场几乎是座无虚席，很多人都是见缝插针地坐在地上，认真地聆听，并积极地思考。恩格斯说过：“一个国家或社会的文明进步程度取决于这个国家或社会的妇女的解放程度”。美国社会的先进文明离不开历次女权主义运动的影响，更离不开美国学术界和知识分子对女性诸多问题的重视和反思。
从他们所探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来看，笔者发现他们比较关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有关资本主义危机、异化劳动、共产主义等方面的内容。这一方面与当代西方社会的现实问题息息相关，另一方面与西方左派知识分子的学术旨趣相关。他们追求平等，支持有利于工人阶级的社会政策，主张文化多元主义，所以，马克思主义是他们开展社会运动的重要理论资源。与我们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呈现出的“学院化”倾向相反，西方的左派更看重现实存在的社会问题。他们的国际视野和学术情怀以及真诚地希望用马克思主义来改变现状的决心使人印象深刻。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左派那里不是一些僵死的教条，而是一种研究现实问题的背景性资源；不是一种社会的乌托邦，而是要渐进地去达成目标的过程。一句话，马克思主义在他们心中是“活着”的幽灵。
（原载《哲学动态》2013年9期。录入编辑：里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