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问题。近期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取得了重要的进展。现将讨论的主要内容综述如下，以期引起更深入的思考。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文化基础

随着研究的深入，学术界逐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大道而产生的，恰恰相反，它科学地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重大问题，是人类文明和哲学成果的结晶。其中，中国传统哲学也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文化基础。

有的学者从中西文化交流的角度详细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学脉渊承。认为，在16至18世纪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中，中国文化和有关中国知识的传入，形成了风靡欧洲的“中国热”，特别是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输入（东学西渐），推动了启蒙运动和哲学思想的发展。如伏尔泰、狄德罗、霍尔巴赫等都推崇儒家文化，并从中寻找可以利用的思想资料。许多欧洲著名哲学家都与中国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斯宾诺莎的“实体”中可找到宋明新儒家的痕迹，从莱布尼茨的唯理论、休谟的人性论中可发现融儒释道义理于一体的新儒学的影子。康德就曾指出斯宾诺莎哲学来自于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而黑格尔甚至认为斯宾诺莎哲学的基本原则吸收了“东方的绝对同一观”，具有“东方的流风余韵”。同样，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康德，曾被尼采讽刺性地称为“哥尼斯堡的中国人”，谢林对中国的宗教、习俗、语言等都有深入的研究，认为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唯一没有神话和宗教传统的民族。黑格尔尽管表面上对中国哲学持有公开的轻蔑态度，但它的哲学思想实际上与中国哲学有着多方面的联系。如他的“绝对精神”中就有中国道家哲学的影子，而作为其哲学“基本内核”的辩证法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辩证法思想有着深刻的同一性。费尔巴哈的“人本学的唯物论”就包含着儒学的成份，他公开赞扬孔子，认为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是一种“不离开人的理性本性所赋予人的那种义务的道德律”。另外，儒家的社会学说、人性论点、重农思想等对空想社会主义、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们知道，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思想背景，而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所以，中国传统哲学（文化）在影响欧洲思想界的同时，实际上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提供了广阔的历史、文化和思想背景。

有的学者指出，肇始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和法国的政治革命，使人类进入了一个马克思所说的“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新时代，各个国家和民族进入了全面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渗透的“一体化”的历史。物质生产是如此，精神生产也是如此。在“世界历史”时代，中国传统哲学传到西方，与西方近代哲学展开了广泛的“对话”，一种“世界文化”开始形成。如歌德认为，主静的东方文化与主动的西方文化共同组成了世界文化的两个方面。莱布尼茨指出，中国哲学与欧洲哲学互相补充，组成了一个世界文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在世界历史时代产生的世界性的精神产品。作为世界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整个人类哲学智慧的结晶，其中肯定包括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朴素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贡献。具体地说，西方近代哲学，特别是法国启蒙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参照中国传统哲学，中国传统哲学在一定程度上被西方近代哲学融入到自己的哲学思想中。马克思在批判继承西方近代哲学，尤其是法国启蒙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过程中，自然也吸收了其中的中国传统哲学的成分。只有从宏大的世界历史背景中，在宽广的历史文化基础上，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远在德国和欧洲境界以外，在文明世界的一切语言中都找到了代表”，在不同的民族那里都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成为其民族文化的一部分。

有的学者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自先秦两汉至明清的中国哲学在对世界本原的探究中由对具体实物的直观阶段发展到对事物本体的理性阶段，形成了悠久的朴素唯物主义传统，而且这种唯物主义还同辩证法密切相关，如对于变易发展、对立统一、相反相成、整体联系等都有相当精彩的论述，具有较为发达的辩证思维，形成了一种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传统，其理论思维水平远远超过同时代的西方唯物主义哲学。毛泽东就曾称墨子为“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最早的发祥地。这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提供了便利的思想桥梁。所以，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指出：“辩证唯物主义渊源于中国，由耶稣会士介绍到西欧，经过马克思主义者们一番科学化后，又回到了中国”。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关系的十分客观、公正、符合历史实际的说明，因而值得引起中国哲学工作者的高度重视，以便进一步深入地研究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渊源关系。

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石。有的学者通过详细的史料考证指出，哲学基本问题始终是在中国传统哲学的视野之内，并且在哲学论辩中逐步展开和日益明晰。先秦至两汉的天人之辩和名实之辩表征着哲学基本问题的开端，魏晋至隋唐的有无之辩和形神之辩预示着哲学基本问题的深入，宋元至明清的理气之辩和心物之辩则标志着哲学基本问题的明晰。这一哲学根本点上的相通，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仅有着外在的社会根据，而且有着内在的理论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结合不仅有着理论上的可能性，而且有着逻辑上的必然性。就此而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继承和发展了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是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哲学的优良传统。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涵义

在讨论中，学者们关于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中国化的理解，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实践相结合，以指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进程，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另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以批判地继承历史遗产，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历史地看，近代以来中西哲学、文化的交流和冲突构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前提，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近代中西哲学、文化交流的继续和最伟大成果。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中产生了两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所产生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矛盾论》、《实践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典范；邓小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继承者和创新者，他在新的历史实践中创造性形成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都是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中国化的成功实践和理论创造。

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取得民族形式”，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同时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同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哲学相结合的过程。而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属于现代哲学范畴，是现代唯物主义；而中国传统哲学对于合理解决当代人类发展所面临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矛盾和冲突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观点，依然具有某些现代价值，这使二者在现代实践和现代科学基础上具有某种程度的契合，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也是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的过程，这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在“全球意识”与“寻根意识”并存的现时代，任何民族哲学的发展必须同时考虑时代性或世界性和民族性，并使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因此能够代表中国哲学未来发展方向的，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有的学者基于当代实践的需要和对传统哲学理论的反思，提出了创立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构想。这一问题要从两个层次上来回答。首先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性质上归属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现代形态。其次，它不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吸纳时代精神的精华，反映中国现代化进程内在需要的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哲学构架应该以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为核心，兼具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优势和内涵，既批判地汲取现代西方哲学的成就，又吸收中国传统哲学的精萃，面对中国社会现实的呼唤，以邓小平理论为坐标，总结提炼邓小平哲学思想，就能创立真正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有的学者提出，21世纪中国哲学首先要确认的仍是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现代理性文化传统，因为它一开始就实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明的自觉继承与超越，同时也唯有马克思的社会历史观能以一种积极的建设与批判相结合的态度而与现代化发展实践保持广泛开放、灵活适应的关系。无论是消极批判现代化弊端的传统主义，还是简单附会认同西方价值取向的科学、民主、自由主义传统，似乎都难以担负指导中国现代化建设大业的历史重任。因此，21世纪中国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必将是以那种对现代化发展具有全面指导意义的经典历史唯物主义精神为根本宗旨的“接着讲”，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哲学更好地结合起来。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途径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及其在中国成功实践的历史经验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途径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以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为指导解决中国社会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毛泽东思想的形成、邓小平理论的创立无不体现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原则。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中国传统哲学，都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二者只能在解决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问题的过程中创造性地融合起来。

有的学者指出，为了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对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进行正本清源，明确以实践唯物主义为核心的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三位一体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含义，并以此作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根基和指南。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哲学还要进一步现代化和中国化，才能创立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化表现在对世界哲学特别是现代西方哲学成就的批判汲取上，借鉴现代西方关于人的哲学、发展哲学、价值哲学、文化哲学以及各种应用哲学的积极成果，使实践唯物主义更加深化、细化，坚定不移地实现哲学现代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包含两个方面内容：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吸取中华五千年文明积淀起来的哲学睿智和精华，实现马克思哲学的自我扩张和自我完善，最终形成具有浓烈中国气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要适应中国社会转型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这必须向邓小平理论靠拢，因为这个理论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蕴含了当代中国所应具备的宗旨和要义，特别是邓小平的哲学思想不仅支撑了全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而且为当代中国哲学提供了建构的坐标。

有的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需要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有相通或相似之处，但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揭示的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统一是科学形态，体现了现代工业社会的时代精神；而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统一则是朴素形态，体现的是古代农业社会的时代精神。因此，要看到二者对立的一面，要有自觉的批判意识，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分析、批判中国传统哲学及其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对之进行创造性的转换，并用这种分析、批判过的中国传统哲学及其朴素辩证唯物主义去理解、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使其具有“民族形式”，并在此过程中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是简单地用传统哲学的概念、范畴或理论去附会、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

还有的学者认为，21世纪的中国哲学必须在消化、吸收、改造传统哲学范畴上狠下功夫，为实现其语言术语的民族化（本土化）和规范化（世界化）而努力；同时又要注意深入分析和精心提炼日常生活语言及其精神，使哲学研究走出狭隘的传统教科书语言框架。概括地说，21世纪的中国哲学在一个市场交换价值支配全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功利主义时代，应该发挥启蒙教化、科学分析、理想的批判、为自由本身辩护等功能。

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一个在实践基础上不断融合中外、综合创新的永无止境的发展过程。有的学者满怀信心地指出，当今哲学界思想激荡，新人辈出，不仅哲学改革声浪日高，而且已有多年的思想积淀作为基础，当此之际，会聚“中、西、马”有识之士，通力协作，编著一本反映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作为当今中国哲学水平和现状的记录，无疑是我国哲学改革和发展最具现实意义的实际步骤。

（原载《哲学动态》1999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