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后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本身是否被人们普遍认可，无论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曾遭到怎样的质疑与讨伐，无论在当下的汉语学界后马克思主义以何等“前沿”的姿态出场，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却是：在人类进入第二个千禧年之际，国外学界对于后马克思主义从总体上已经从一开始的激烈反应和争鸣过渡到较为平和、冷静和深入细致的学术探究。如果说，后马克思主义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早期还是一种萌动的“思潮”或者是具有一定开启性或先导性的“运动”，那么，1990年代后期以降，它才真正作为一种“学术思想”而呈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早在1986年即对后马克思主义展开系统批判的左翼学者艾伦•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在1998年《退出阶级》第二版序言中就不无感慨地说道，“后马克思主义思潮或许已经成为往事”！[[1]] 当一个事情成为人们追忆的往事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历史的漩流已把它搡回到了远离当下场域的“对象性存在”的位点上，也只有在这样的时空距离的拉开或疏远之下，它才能够真正作为哲学反思对象与“返观内照的、幽暗无色的精神劳作”（黑格尔语）以更为完整、更为清楚的方式相遭遇。也正是在艾伦•伍德面对10多年前自己对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猛批”而顿生“些许不安”之际，[[2]]英国学者斯图亚特•西姆（Stuart Sim）汇编了《后马克思主义：一个读本》（1998），美国学者安娜•史密斯（Anna Marie Smith）则出版了长篇学术专著《拉克劳与莫菲：激进的民主想像》（1998）。翌年，丹麦罗斯基尔德大学教授托费因（Jacob Torfing）则推出了《新话语理论：拉克劳、莫菲与齐泽克》（1999）这部更为学术化的研究性著作。这三本书可以看作是西方学术界对后马克思主义加以“学术化”讨论的一个响亮的前奏。在这个前奏之后，人类走到了两个世纪的转折点上，而随着这个转折点——2000年的到来，国外后马克思主义研究也迎来了它生机勃勃的繁盛时期。

一

后马克思主义是迄今为止所有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具争议的一种理论。自其诞生以来，对它的诛伐可谓一波未止一波又起，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激烈的交锋与诘问驳难之中，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其特有的思想品格与独创性的阐释路径一而再、再而三地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成为众多理论家与学者回应的对象。进入新世纪以来，这种局面不但没有改变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这种状况的出现有许多复杂的原因，但有一个因素在此特别有必要加以着重申明，这就是作为“后马克思主义旗手”的拉克劳与莫菲本人仍葆持着一种旺盛不衰的理论创造与阐发的能力。他们所信奉的非缝合性、非封闭性、非固定性的理论主张同样适用于他们本人的理论活动，在他们那里，后马克思主义俨然也是一个“飘浮不定的能指”。拉克劳曾断言，“能指的固定程度与它在既定话语形式中的流传成反比”，[[3]] 如果这一论断能够成立，那么，它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后马克思主义何以在当代经久流传。

后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经问世就凝固不变、供人观瞻的经典，相反它是一种“后-经典”，它要对经典加以“置换（displacing）”，对经典施以“后化（posting）”。后马克思主义有一个著名的说法：能指是一个空位，这一说法也同样适作于“后马克思主义”本身——后马克思主义也是一个能指的空位。但是，切不要对这个所谓的“空位”产生误解，“空位”也是一个“位点”，它并不是虚无，并不是人尽可占的位置。很多传统型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后马克思主义竟敢对“传统”说三道四、“后来后去”而其自身又很难“捉摸”很是恼怒光火，保罗•雷诺兹（Paul Reynolds）就十分鄙薄地把后马克思主义称为“皇帝的新装”[[4]]——皇帝自以为穿上了新衣服，而实际是一丝不挂，裸体行走，这乃是一种有学识的无知与丑陋！后马克思主义者如拉克劳之流就是如此之丑陋！然而，冷静下来想一想，这终究也是雷诺兹对“能指的空位”的另一种误解而已。公允而论，如今已年过古稀的拉克劳眼下正在埋头撰写Elusive Universality这部新著（预计2007年出版），说他十几年来的理论努力宛若“光着身子”的游走与自欺，这无论如何是不能够令人信服的！

2000年，在英国伦敦著名的Tate Modern(国际现代艺术陈列馆)，Verso出版社为即将出版的《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的第二版举行了一次高级学术研讨会，拉克劳和莫菲与英国当代许多知名的“新左”理论家，如霍尔（Stuart Hall）、弗雷泽（Nancy Fraser）、布莱克鲍恩（Robin Blackburn）、马西（Doreen Massey）等一道出席了这次会议。据参加该会议的一位学者披露，这次会议虽然是一次商业发布性的“推介会”，但它却既有品位和趣味，同时又极具批判性和学术性，更有意思的是，整个学术研讨是在被投射了红色的大厅里进行的：在一所摩登艺术殿堂内的红色的氛围下，“房内房外，没有流血，没有革命，但人们都清楚，有某种东西，它可以清楚地说明：我们为什么仍然要采取行动，为什么我们要站在这里并提出一些‘蹩脚’的问题”。[[5]] 当人们已不再为最低限度的生活条件而困扰的时候，当人们不再为了填饱肚皮而发出抵抗的怒吼的时候，当物质的极度匮乏和生活的赤贫与困苦渐渐远离现代文明社会的时候，当经济的剥削与政治的压迫不再以狰狞的面目让人无法承受的时候，当支配与宰制以更加巧妙的形式不知不觉地潜入到生活的角角落落的时候，我们如何向权力关系挑战、我们如何在实践中抒发一种组织化的不满、我们如何以一种特定的形式展现我们作为人、作为一种“政治动物”所固有的不可根除的对抗维度？在后革命的时代，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已成为遥远的神话，在告别革命的喧嚣声中，激烈的阶级斗争也俨如冰川纪的故事，但是，依然存在某种东西，它深深植根于人类的禀性之中、埋藏在道德良心的深处、寄寓在“人的条件”之内，而在某种状况下，这种东西会以激进的方式喷射而出。所谓后马克思主义，就是表达并组织后革命时代红色激进想像的一种话语途径。在一定意义上，Tate Modern的“红色”宣讲大厅，本身就是一个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符码：这种红色并非是宣讲大厅的本色或固定不变的色彩，它是临时的投射，是一种布置，是一种设计，一种想像性的建构！

2000年见证了更多的后马克思主义“纪事”，不过，这些“纪事”并不一定都要在极其前卫的艺术陈列馆里表现自身。当然，拉克劳与莫菲也不仅仅满足于为《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的新版事宜而忙碌，在这一年，他们除了频频外出讲学、发表访谈、对话之外，各自还均有大作问世，拉克劳与齐泽克和巴特勒合作出版了三人对话集《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莫菲则出版了论文集《民主及其悖论》。前一著作侧重于为后马克思主义的霸权概念提供更为深入的哲学方法论根据，这主要涉及到对普遍性概念的后现代诠释问题，而后一著作集中探讨现代民主的悖论及其多方面的政治的、理论的意义。

2001年，《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第二版终于面世，在这个硬皮精装的新版本的开端，我们可以读到拉克劳与莫菲于2000年冬天撰写的再版序言，在这个序言里，拉克劳与莫菲虽然像艾伦•伍德一样抒发了重读旧作的感慨，但相比之下，拉克劳与莫菲显然更加自信，他们并没有象艾伦•伍德那样的承认自己的作品“不可避免地会在某些陈述上或判断上存在缺憾”，[[6]]相反，他们反而“惊奇”自己16年前的所作的判断不但切合于当时的背景，而且“自那以后所发生的很多事情简直就是我们书中提出的模式的翻版，在那时我们所关心的主要问题在当代的讨论中变得更为突出了”。[[7]] 也正是这个再版序言里，拉克劳与莫菲再次自我确认了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身份。

2005年，拉克劳发表了长篇著作《论民粹主义理性》（On Populist Reason），[[8]] 在这部著作的扉页上赫然写着：“To Chantal,after 30 years”。30年前，拉克劳与莫菲（Chantal Mouffe）刚刚开始理论合作，那时，他们正在构思写作一篇重要的学术论文《走向民粹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与意识形态》一书的第四篇论文）；30年后，拉克劳重新回到民粹主义这一论题上。窄看上去，拉克劳似乎是出于怀旧而重叙“旧题”，毕竟，1985年的《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和1990年的《关于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都没有专门直接论及民粹主义问题；但是，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一如克拉尼奥思卡斯（John Kraniauskas）正确指出的那样，“如果没有拉克劳在阿根廷的民粹主义历史经历以及他随后对民粹主义加以理论探讨并试图把民粹主义的逻辑普及到整个政治领域的理论努力，拉克劳对葛兰西的霸权概念的重构以及他对激进民主的阐释所作出的贡献将是不可思议的……同时，民粹主义也为拉克劳新近对于‘普遍性’的哲学思考以及他对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思想的涉入提供了基础。这就是拉克劳的理论规划：把‘民粹主义’通过‘霸权’转化成‘政治’，而《民粹主义理性》就是对这一规划的总结”。[[9]]

克拉尼奥思卡斯无意之间道出了拉克劳理论探索的一个重要特征：他善于把政治策略层面的东西“转化”成一种政治逻辑，尤其擅长于把重大的政治理论问题“转化”为“纯哲学”思考，同时又在“纯哲学”问题中“投射”或者说“移入”政治问题，因此，拉克劳总是晦涩的、模糊的、歧义的，他好象高深莫测，见头不见尾，见尾不见头。而莫菲则“透明”得多、“清纯”得多、“安静”得多，她不象拉克劳那样如诗人一般“跳跃”着思考，而是稳稳当当，一板一眼地运用哲学智慧去观照当代政治问题。当拉克劳充满玄思地就普遍性、偶然性以及主体构成问题而大谈拉康、黑格尔的时候，莫菲则温婉可人地娓娓讲叙她对罗尔斯、对卡尔•施米特的独特解读。2005年，莫菲推出了她的最著作《论政治》（On the Politics）。这本在厚度上与《民主的悖论》（2000）相当的小册子，以简练而富有表现力的语言透彻地分析了politics与the political的区分、进一步重申了对抗作为政治的一个根本维度的不可根除性并以更为犀利的锋芒剖析了“政治的终结”这一“后政治”观念的危险性。《论政治》既是一部阐发政治特性的理论杰作，同时又是一部针炙时弊的“异见性”的或者说是“反潮流”先锋。莫菲认为，当代政治的“时代精神”充满了一种浮夸性的盲目乐观，好象以为通过对话，通过协商，通过哈贝马斯式的“交往理性”，人类就可以告别冲突，走向一种没有敌人、没有对抗、甚至没有“我们-他们”差别的自由和谐世界。莫菲提醒人们要对这种“后政治”视野保持足够的警惕性，因为这种观念不仅扭曲了政治的本性而且无助于当代政治困境与难题的真正解决。在《论政治》中，莫菲再次宣称：没有对抗就没有政治，对抗是不可根除的，政治永远不会终结。

二

谈后马克思主义无法回避拉克劳和莫菲，谈论后马克思主义研究也是如此。尽管后克思主义不同于后马克思主义研究，它们有时是两个层面的东西。即便如此，仍然无法绕开拉克劳与莫菲。之所以要在谈论后马克思主义研究时仍然面对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活动”，这不仅是因为拉克劳与莫菲是许多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对象，并且在有些个案中他们是唯一的对象；而且还因为有很多后马克思主义研究是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活动”激发或引起的，还有一些后马克思主义研究本身就是在拉克劳与莫菲的领导或指导下进行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建与阐发与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总是纠葛在一起，互激互动，同步推进，作为后马克思主义“旗手”，拉克劳与莫菲的理论探索不断激起新一轮的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概念的研讨热潮。

单就拉克劳对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辐射性影响而论，拉克劳长期执教的埃塞克斯大学政治系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1982年拉克劳在英国埃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Essex）创建了一个“意识形态与话语分析研究项目(the Ideology and Discourse Analysis Program)”，这个项目相当于我们国内大学里的“研究基地”或“研究中心”，它最初只有有硕士学位授予权，后来发展到也培养博士研究生，拉克劳就是这个项目的第一任主任。二十多年来，从这个“意识形态与话语分析研究项目”走出了一大批年青的后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拉克劳与莫菲：激进的民主想像》的作者安娜•史密斯（Anna Marie Smith）、《新话语理论：拉克劳、莫菲与齐泽克》的作者托费因（Jacob Torfing）都曾经是这个“项目”的博士研究生。目前，这个“项目”聚集一批非常活跃的学者。正是埃塞克斯大学政治系的这些学者的研究与著述活动给二十一世纪后马克思主义研究注入了新活力、带来了新气象。埃塞克斯大学政治系也因它的后马克思主义研究而蜚声全球。英国学者朱尔斯•汤申德（Jules Townshend）在2004年发表的长篇论文《拉克劳与莫菲的霸权规划：迄今为止的故事》中把这些人称为“埃塞克斯学派（the Essex School）”，他说：“拉克劳与莫菲在培养年轻的学者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些学者最近发表的作品显示出他们在理论已经走向成熟，他们无愧于‘埃塞克斯学派’这个称号。这个学派颂扬‘话语理论’的效能，其大部分成员在‘下游’以‘具体实在’的形式把拉克劳与莫菲的‘本体层面’的概念诸如“等同与差异的逻辑”、“错位”等等应用于分析各种具体的政治意识形态，尽管其中有少数几个人尝试对‘上游’的精深的理论枝节加以改进或发挥”。[[10]]

汤申德所说的“埃塞克斯学派”中试图对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问题加以“精致化”的少数几个处在“上游”的人大抵是指豪沃斯（David Howarth）、德文尼（Mark Devenney）、诺尔弗（Aletta J. Norval）、斯塔夫拉卡基斯（Yannis Stavrakakis）、格林诺斯（Jason Glynos）。汤申德之所以把这个人挑出来，是因为这几个人近年来都有重要的理论性作品发表，豪沃斯于2000年出版了专著《话语》；斯塔夫拉卡基斯于2004年发表了长篇论文《形式主义的悖论：拉克劳的民粹主义理论与希腊宗教民粹主义的教训》；[[11]] 诺弗尔于2000年发表了论文《我们用语词所做的事：意识形态分析的当代探讨》、2004年发表了论文《解构之后的霸权：不可判定性的后果》；[[12]] 德文尼于2002年发表了论文《批判理论与民主》、于2004年出版了专著《当代理论中的伦理与政治：在批判理论与后马克思主义之间》；[[13]] 格林诺斯2003年发表了论文《激进民主的精神实质，或者什么是真正的政治行动？》。[[14]] 这些理论作品涉及到对后马克思主义与索绪言尔的语言学和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关系、后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的颠覆性“再生产”、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伦理”、后马克思主义对民粹主义的同化、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气质”等一系列更加专门化的理论问题。

而汤申德所说的在“下游”干“实活”的人是指像巴罗斯（Sebastián Barros）、卡斯塔诺拉（Gustavo Castagnola）、格里格斯（Steve Griggs）、巴斯托（Steve Bastow）、克洛赫西（Anthony M. Clohesy）[[15]] 等一批曾经在埃塞克斯大学“意识形态与话语分析研究项目”学习过或工作过并且只从事一些实用性的调研或仅仅做对策性分析工作的学者。2000年，由豪沃思、诺弗尔和斯塔夫拉卡基斯作主编将一部分应用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理论剖析现实社会中的各种政治斗争或运动的文章汇编成文集（由一篇导论和14篇文章组成），以《话语理论和政治分析：身份、霸权与社会变化》[[16]] 为题出版，拉克劳亲自为这部文集撰写了前言。这部文“草根性”的微观案例分析是截止到目前为止覆盖范围最广的运用“埃塞克斯话语方法”透视当今世界形形色色“非阶级”的大众抗议活动的性质、界限、策略与模式的最出色的作品。在这部文集中，我们可以从话语分析的独特视角了解到阿根延庇隆主义的民粹主义运动、法国的新社会主义及第三条道路、北爱尔兰新芬党的政治活动、英国曼彻斯特的新“环保”抗议、墨西哥的革命秘教仪式、罗马尼亚的社会民主建构、土耳其的基耳马主义想像、南非的黑人意识与非种族的民主运动、香港的同性恋与政治认同、中美洲的妇女斗争，绿色意识形态的出现，如此等等光怪陆离、异相纷呈的真实“斗争场面”。

但是，必须强调指出的是，这部文集并不是对事实的无立场的杂乱陈列，它的细碎、它的零散、它的错杂、它的超既定性本身就是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种价值取向和主体的构型的“无型之型”的绝妙展示。质言之，《话语理论和政治分析：身份、霸权与社会变化》里呈现的事实是一桩桩“后马克思主义事件”或者说是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殊”。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向来以抽象艰涩而受到抱怨，比如默克罗比就断言“因为拉克劳一心关注历史特殊性，所以他在写作里才不那么具体。他无法详细阐述身份形成的机制，因为它们是特殊社会和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因此，他的政治哲学一直保持着高度的抽象性”。[[17]]但是，如果默克罗比读到了《话语理论和政治分析：身份、霸权与社会变化》这本书，他可能就要部分地改变他的看法了：正是因为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特殊性比比皆是，所以拉克劳无须直接地停留在这种历史特殊性面前，目前缺少不是事实，而是用以看清事实的“普照之光”。拉克劳并不是没有详细阐述身份形成的机制，他的整个理论努力都倾注于寻求政治身份构成机制的理论阐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话语理论和政治分析：身份、霸权与社会变化》是对拉克劳与莫菲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生动、最具体、最详尽、最通俗的“例释”。如果想实实在在读懂拉克劳与莫菲，浏览一下这部后马克思主义“叙事诗”当不失为一条便捷之途。

三

无论从拉克劳与莫菲对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贡献还是从他们对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影响来说，都可谓无人出其右。而且，象拉克劳与莫菲这样坚定不移地、无怨无悔地自我宣称为后马克思主义者的能有几人？有些人只是拿这个概念去“说事”，[[18]] 有些人则仅仅乐于把这个标签贴在别人身上，齐泽克不是常拿这个词“忽悠来忽悠去”吗？但他什么时候自告奋勇地说他自己是后马克思主义者了？话又说回来，是不是谁只要自我“标榜”一下他是后马克思主义者，就应该把他划入“后马克思主义阵营”？从而他就是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标签”的合法拥有者？西蒙•托米（Simon Tormey）和朱尔斯•汤申德（Jules Townshend）在2006年刚出版的《从批判理论到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家》这部专著里就正式提出了这个问题。

托米和汤申德之所以把这个问题当作一个重要学术问题提出来，主要是针对后马克思主义界划中的两种极端倾向：一种倾向是只把拉克劳与莫菲认定为后马克思主义者、只将他们的《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认作是后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文本”（比如Norman Geras, Nicos Mouzelis等人）；另一种倾向是把后马克思主义描述为一种根源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广泛的思想运动，英国学者斯图亚特•西姆（Stuart Sim）是这一倾向的代表。托米和汤申德对这两种倾向都持反对态度。托米和汤申德同西姆一样不赞同仅仅把后马克思主义与拉克劳与莫菲两个人“挂钩”，而是让更之多的人共同拥有后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成果的发明权，并且在把诸如利奥塔、鲍德里亚、德里达这样的后现代主义者以及一些象哈特曼（Heidi Hartmann）、巴特勒（Judith Butler）、哈拉威（Donna Haraway）之类的女性主义理论家归入后马克思主义者之列方面也并没有什么大的不同。但是，《从批判理论到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家》却又主要是针对西姆于2000年发表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演变历程》而作出的批判性回应。托米和汤申德与西姆的主要分歧在于，他们认为“把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想运动一直回溯到20世纪早期”[[19]] 是不恰当的，也是毫无裨益的，这不仅无助于对后马克思主义实质的把握，反而引起了一些不必要的混乱。

我们知道，西姆在《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演变历程》一书中在集中论述了拉克劳与莫菲（第2、第3章）、保罗•赫斯特与巴里•辛德斯（第4章）之后，紧接着是两章“Post-Marxism before post-Marxism（Ⅰ、Ⅱ）”，一章专论“Luxemburg to the Frankfurt School”（第5章），一章专论“Hybridising Marxism”（第6章）。对于这两章，西姆给自己规定的任务是“发现诸如卢森堡、卢卡奇这样的早期理论家、法兰克福学派著作中的异见倾向（dissenting tendencies），考察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欧洲共产主义及存在主义给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所带来的多少有点意料不到的助益”。[[20]]西姆在作了一番并不轻松的追溯性的漫游之后，得出了结如下结论：不论在经典马克思主义内部还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之中，早就存有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偏离”、“异见”甚至是“抵制”，而正是这些东西构成了“后马克思主义的潜流”。[[21]]依西姆之见，一股“后马克思主义的潜流”从20世纪早期到20世纪50、60年代一直就没有停息地在潜移默动，好象在那里耐心地等待、蓄势待发。1968年，这股“潜流”终于冲出一个裂口喷涌而出。

托米和汤申德明确反对西姆的“潜流说”。他们并不否认后马克思主义有其“源”、有其“流”，但是，后马克思主义不与西方马克思主义 “同源”，它也更不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同流”。 托米和汤申德坚持认为，“激发拉克劳与莫菲写作的特定问题域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实践和用于政治动员的意识形态，它的有效性和实际价值受到了质疑。这与西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审视的东西并不相同。卢卡奇、布洛赫、葛兰西等人如其说是因为看到马克思主义已经枯竭才进行他们的理论探索，还不如说，他们为了马克思主义的‘复兴’（借用卢卡奇的用语）和繁荣而工作。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力图去阐发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而不是要用其他思想体系或其他的理论观点去取代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情感，而不是后马克思主义的情感”。[[22]]在《从批判理论到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家》导论中，托米和汤申德主张把“1968年”作为一项求解中介的“参数”引入对后马克思主义的语境勘察和质性界定的考量之中，因为，1968年是“双重终结”的一个“临界点”：1968年“布拉格之春”代表“东方马克思主义”（指苏联和东欧的马克思主义）开始走向终结，而1968年巴黎“五月风暴”代表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始走向终结。而后马克思主义不过是由这一“双重终结”的理论信号、理论呐喊、理论反思、理论沉淀杂合而成的多声部的“变奏曲”。

西姆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演变历程》（2000）和托米和汤申德的《从批判理论到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家》（2006）突出地反映了西方学术界在后马克思主义界定上两种主要不同趋向：一种认为后马克思主义乃是蕴藏在传统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各种叛逆因素和背离倾向或修正意图在20世纪中后期之后的集中爆发；而另一种则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是在“现实存在的社会的主义”产生严重失误与挫折、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右翼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空前得势、作为一种政治动员与斗争策略的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陷入危机的当代困境之下，一部分左翼知识分子在“剩余”的激进情感的激荡之下寻求一种消解总体化与威权主义幽灵的另类解放途径的理论努力与尝试。前一种理解高度重视历史的脉络与长时段理论渊源并由此承认后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连续性，如果在这个方面 “更进一步”的话，就有可能把后马克思主义视作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后现代境遇中的最新表现形态；后一种理解则特别强调现实的维度、当下的情境与问题域以及理论发生与建构的特殊性，这种理解如果过于极端化就会把后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完全隔离开来，认为后马克思主义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终结之后的全新理论操作。

需要指出的是，西姆虽然像一个考古学家似乎地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内部发掘后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蛛丝马迹”，但他本人并没有象约翰•巴尔达基诺（John Baldacchino）那样径直把卢卡奇、阿多诺称为“后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23]] 也没有象约翰•莱希特（John Lechte）那样将汉娜•阿伦特1950年代批判极权主义的作品也视为后马克思主义理论。[[24]] 西姆在《后马克思主义：一个读本》（1998）中给后马克思主义下的著名定义 [[25]] 强调的也是“异见倾向”与后现代理论的结合，并没有把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偏离”或反对意见直接称为后马克思主义。也许西姆所用的标题“Post-Marxism before post-Marxism”会使一些不明就里的人产生某种误会——以为在拉克劳等人的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几十年前早就有了后马克思主义。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在行文中可以看到，西姆是相当严谨的，他从来没有把任何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指称为后马克思主义者。事实求是地说，把后马克思主义大幅度地“前移”之责并不能归于西姆。在这方面“开风气之先”的是英国的老左派拉尔夫•密里班德和美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他们为了给后马克思主义牢牢钉在“新修正主义”的耻辱柱上而大翻历史旧帐；这一翻不要紧，爱德华•伯恩斯坦也就“翻成”了“第一代后马克思主义者”。受密里班德和詹姆逊影响的学者又进一步用后马克思主义来指称与伯恩斯坦同时代而又立场相近的人，比如，道格•布朗（Doug Brown）就称20世纪初期著名制度主义经济学家韦布仑（Thorstein Veblen）是后马克思主义者。[[26]]再演义下去，所有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略些微词或者着以批判性阐发的人似乎都有可能被称为后马克思主义者，比如，英国当代学者格雷格尔•麦克伦南（Gregor McLennan）把科尔（G.D.H.Cole）1948年代的《马克思主义的意义》说成是“较旧的后马克思主义” 文本。[[27]]顺此滑移，好象就没有了尽头，后马克思主义几乎成了一个毫无时段限制的完全“漂浮”的能指，它可以“漂”到马克思那里，[[28]] 也可以“漂”到黑格尔那里，[[29]] 甚至可以“漂”到卢梭那里——凯文•因斯顿（Kevin Inston）新近就写了一文章，题目就叫《让-雅克•卢梭对异化的‘后马克思主义’批判》。[[30]]

菲利普•戈德斯坦（Philip Goldstein）似乎是为了抵制这种任意扩大后马克思主义值域的做法，2005年，他在《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导论》这部专著中给后马克思主义“收缩”了覆盖范围。在他看来，尽管后马克思主义并不来自于一种思想运动或者某一个学派，后马克思主义也从不同的理论传统中汲取营养、借鉴方法，但是，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还是共同拥有一种最重要的鉴别性的身份特征：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阿尔都塞和（或）福柯著作的影响，后马克思主义是“对阿尔都塞和（或）福柯学说的重写或修改”。[[31]]按照这标准，戈德斯坦认为最有资格称为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是斯蒂芬•雷斯尼克（Stephen A.Resnick）与理查德•沃尔夫（Richard D.Wolff）、福柯、拉克劳与莫菲、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皮埃尔•马舍莱（Pierre Macherey）、托尼•本尼特（Tony Bennett）和约翰•弗劳（John Frow）这些人。虽然戈德斯坦的这本书写得有些粗糙，但在学理上比较集中一贯，而且在了解文化研究与后马克思主义的关联方面，特别对于了解托尼•本尼特、约翰•弗劳、皮埃尔•马舍莱在文化研究和文艺理论领域中的后马克思主义尝试与突破方面，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指要性材料。如果读者觉得这本书还不足以对“文化后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全面而透彻的把握，还可以求助英国学者保罗•鲍曼（Paul Bowman）[[32]]——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探讨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文化研究带来的构成性影响，他大作《后马克思主义与文化研究》（Post-Marxism versus Cultural Studies:Poliytics,Theory and Intervention）不久将由英国爱丁堡大学出版社出版（预计2007年）。

四

国外学术界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界定、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身份的确认至今也没有完全一致的说法，但是这不并影响人们对后马克思主义保持一种有增无减的学术兴趣，“对象的不确定”反而激起了人们更多的探索欲望和追根究底的念头和劲头。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外众多学者以种种不同路径思入后马克思主义这一“众说纷纭”的主题，他们以学术追问的方式不断更新着后马克思主义话语、不断地重塑着后马克思主义“外形”、不断地扩大后马克思主义边界、不断丰富后马克思主义探讨的问题域、不断密切后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政治生活的关联。当人们概览最近几年国外学术者专论后马克思主义的作品时候，就会清楚地发现这些作品与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相比，出现了若干新趋势、表现出许多新特征，它们构成了新世纪后马克思主义解读的独特“风景线”。

（一）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由“中心”向“边缘”扩散的趋势进一步加强。在欧洲，不仅英国、法国和德国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涉入后马克思主义研究，其它国家也不时响起此落彼起的“应和之声”，例如，在比利时，2001年有卡彭蒂埃尔（Nico Carpentier）和德沃斯（Patrick De Vos）的《拉克劳与莫菲的话语理论：一个社会分析框架和工具》[[33]] 发表， 2002年有坎特利（Fabrizio Cantelli）的《尚塔尔•莫菲的反本质主义的政治哲学：后马克思主义与泛女性主义之间的理论空间》[[34]]发表。在芬兰，2005年有罗曼-拉戈斯皮兹（Sari Roman-Lagerspetz ）和埃里克•拉戈斯皮兹（Eerik Lagerspetz ）的《尚塔尔•莫菲的民主理论中“政治”与基础问题》[[35]] 发表。2003年，丹麦学者N.安德森继托费因（Jacob Torfing）之后奉献出了一部析解后马克思主义话语理论的新作《话语分析策略》。单就英语国家而论，也不只是英美和加拿大频起“后马”之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左翼学者也是隔洋聒噪、独有“格调”，比如，西澳大利亚大学政治系的索尔•纽曼（Saul Newman）对“后马克思主义权力理论” 与无政府主义关系的对比诠释就别出心裁、新见迭出。而最引人注目的则是，近年来，后马克思主义探讨已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播散”到了众多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按诺曼莱文的说法，后马克思主义是“对后工业社会、后贫穷和全球第一世界成员的规划。它也许并没有对世界上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成员的需要进行呼吁……后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一般的术语，而是一个适用于大西洋世界的概念”。[[36]]诺曼的这一说法搁在后马克思主义孕育期、生产期以及它兴起的早期阶段也许是合适的；但是最近十来年，很多迹象表明，莱文的这一说法越来越似乎越来越站不住脚了。1997年贾巴尔（Faleh A.Jabar）主编了一部《后马克思主义与中东》的文集，[[37]] 1998年卡尔帕纳•米斯拉（Kalpana Misra）在其《从后毛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一书中借用拉克劳与莫菲的理论框架来分析中国“后邓时期”官方意识形态的变化，[[38]] 21世纪初的最初几年间，来自“亚非拉”地区的学者纷纷以后马克思主义来概念分析本国的政治意识形态或者结合本地区政治斗争的实际情况阐发后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者以自己特异性的本土文化背景和地方性的政治眼光与学术视野去解读最初兴起于大西洋世界的理论“洋特产”。比如，2000年有阿根廷学者鲍隆（Atilio A. Boron）的《有争议的遗产：“后马克思主义”与卡尔•马克思的社会政治理论》，[[39]] 2002年有戈里埃尔（Claudio Gorlier）的《非洲语境中的后马克思主义：安东尼奥葛兰西的适用性》，[[40]] 2004年有巴西学者门顿卡（Daniel de Mendonca）的《当代政治学中的对抗观念：来自话语理论视角的分析》[[41]]、越南学者萨瑟兰（Claire Sutherland）的《通过话语理论的民族建构》，[[42]] 如此等等。中国学术界的后马克思主义研究基本上也是在这个时段活跃起来的，短短几年间，已经取得颇为可观的成果。

（二）随着英美学术界1980年代以来对卡斯托里亚迪斯著作的译介次第展开，也由于卡氏1997年逝世所引发的纪念活动的牵动，近几年来，对于卡斯托里亚迪斯与法国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乃至整个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研究明显地多了起来。我们看到，西姆在2000年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演变历程》中只是将卡斯托里亚迪斯放在后马克思主义之前的“后马克思主义萌芽”的章节（第六章末尾）中加以考察，并没有将卡斯托里亚迪斯直接划归于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列，可是，2001年之后，将卡斯托里亚迪斯作为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来加以研究的学术作品频频亮相，著名的左派杂志《论纲十一》（Thesis Eleven）仅在2005年度就发表若干篇讨论卡斯托里亚迪斯思想的长篇学术文章，当代西方一些颇为知名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比如：Jean L.Cohen）也纷纷介入对卡氏的评说。新西兰左翼学者奥杰利（Chamsy Ojeili）坚持认为卡斯托里亚迪斯是与拉克劳与莫菲“最类同” 的标准的后马克思主义者，为此他特意反向模仿杰拉斯（Norman Geras）的用语，写了一篇名为《有实质内容的后马克思主义：卡斯托里亚迪斯与自治规划》论文。[[43]] 可以说，托米和汤申德在《从批判理论到后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思想家》（2006）中把卡斯托里亚迪斯作为一个重要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放在第一章加以论述，这本身就近年来卡斯托里亚迪斯研究骤起与升温的反应。也可能由于对卡斯托里亚迪斯思想研究的扩展与深化，与卡斯托里亚迪斯有长期合作关系的法国左翼思想家克劳德•勒福尔（Claude Lefort）也在新世纪渐渐进入了诸多研究后马克思主义的学者的视线之中。而关于卡斯托里亚迪斯与勒福尔的研究又可能引发关于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界划的新争议，因为这两个理论家不仅不是后现代主义者，而且一直不遗余力猛烈批判后现代主义理论。卡斯托里亚迪斯对这个作为前缀的“后”字，尤其反感，他多次说过，这个“后”字无非表达着一种屈从、一种绝望、一种无力。这就意味着后现代理论与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系需要重新加以审理。

（三）后马克思主义研究继续向其它学科和领域渗透、蔓延，从而使后马克思主义研究呈现出更加纷繁多姿、丰富多彩的多元化格局。在激进政治经济学领域，被测定具有后马克思主义性质的理论，不仅仅是调节学派（法国调节学派：Michel Aglietta,Robert Boyer,Alain Lipietz；德国调节学派：Joachim Hirsch,Roland Roth）。最近几年，对以下人物的研究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其一是对塞缪尔•鲍尔斯（Samuel Bowles）和赫伯特•金蒂斯（Herbert Gintis）的激进政治学的研究（他们的代表作《民主和资本主义》已有汉译本）；其二是对斯蒂芬•雷斯尼克和理查德•沃尔夫经济理论的研究；[[44]] 其三是对保罗•赫斯特（Paul Hirst）和巴里•辛德斯（Barry Hindess）经济理论的研究；[[45]] 在文化研究领域，对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中坚人物斯图亚特•霍尔（Strart Hall）的研究呈现出一种难能可贵的“哲学化”色调，比如，2001年，哈斯金斯（Ekaterina Haskins）尝试探寻霍尔与亚里斯多德思想的关系，[[46]] 2003年，怀斯（J. Macgregor Wise）深入考察霍尔对马克思的解读，[[47]] 2005年，斯科特（David Scott）全面铺开对霍尔伦理学的讨论。[[48]]在社会学领域，探测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的系统理论所寓含的后马克思主义要素成为最新学术时尚，这方面的较好的作品是格林•戴利（Glyn Daly）2004年发表的长篇论文《激进政治经济学：卢曼、后马克思主义与全球化》，[[49]]2003丹麦学者N.安德森在其《话语分析策略》一书中对卢曼的话语理论的特征进行了专题讨论。[[50]]在宗教神学方面，与后马克思主义具有“亲缘关系”的不仅有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东欧一些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福音传道（Evangelism）活动也与后马克思主义进了有趣地“对接”。2005年，沃伦•布雷克曼发表长篇论文《在祛魅与政治神学之间民主：法国后马克思主义与宗教的回归》，详细地审视宗教神学对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熏陶”与“濡染”。[[51]]

（四）对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更加细化、深化。1980年代和1990年代，国外学者对拉克劳与莫菲的研究多集中于他们的后马克思主义的总体特征、理论性质及他们思想演变轨程上，而新近几年，对拉克劳与莫菲思想的探讨显现一种“分割包围”、“定点突破”的招式，学术化趋势也更为突出。就“分”字而论，有研究他们的话语理论的，有研究他们的“政治社会学”的，有研究他们的“身份政治”的，也有研究他们的激进民主思想的；就“点”而言，有锚定于“霸权”的，有直指“接合”的、有专论“对抗”的、还有叩问其“能指的空位”的，很多研究锚定于某一分枝问题、某一重要概念或者是他们对某一相关思想资源的“挪用”来展开较为深入而细密地拷问。关于拉克劳与莫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葛兰西主义的关系的探讨就特别具体、特别细致，比如，彼得·艾夫斯（Peter Ives）从葛兰西早年对语言学的研究到拉克劳与莫菲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分析来探测、发掘他们思想的关联性与共同点，[[52]] 亚当•莫顿（Adam Morton）通过展示对葛兰西的双重解读来超越拉克劳与莫菲的“偶然性逻辑”，[[53]] 詹姆斯•马丁（James Martin）从反基础主义的视角透析新葛兰西主义话语理论对于观念史考察的重要价值，[[54]] 而奈杰尔·格里维斯（Nigel M.Greaves）激烈痛斥拉克劳与莫菲由于对葛兰西本人一向着力突显的其作品的语境缺乏起码的判断因而严重误读了葛兰西的著作。[[55]]

对拉克劳与莫菲的研究走向深入的另一个表现是将“拉莫”两人“拆开”，由“拉莫”并提合称过渡为“分而论之”。比如，2000年亨利•维尔特迈耶尔（Heny Veltmeyer）发表了《后马克思主义规划：对欧内斯托•拉克劳的评价值与批评》一文，[[56]] 安德鲁•诺里斯（Andrew Norris）尤以专论拉克劳为“偏好”：《反对对抗：论欧内斯托•拉克劳的政治思想》（2002）、《欧内斯托•拉克劳与“政治”的逻辑》（2006）是他专攻拉氏研究的两篇力作。而专门论述莫菲思想的人也是大有人在，比如上文所述所卡彭蒂埃尔、德沃斯、坎特利诸人即是。把拉克劳与莫菲分开论述，自然是有利于瞄准对象、理清线索、集中问题从而展开更为有效的规范性探讨，应该说，这是对拉克劳与莫菲的学术研究由泛泛而论、总体粗描走向纵深开掘、深度耕犁的一种必然要求，因为对任何对象的认识，不经历由整体直观到分割解析“抽象化”过程，都无法达到真切地把握和透彻地洞察。

但是，这种由“合”到“分”的转变，确实也隐含着将拉克劳与莫菲的思想本身加以区别的潜势。2003年，马克•温曼（Mark Anthony Wenman）的一篇论文将这种潜势戏剧化地激变为一种“学术实在”。[[57]]马克•温曼一反多年来“拉莫”不分家的惯常做法，提出要把“拉克劳与莫菲”改为“拉克劳对莫菲”，他认为拉克劳与莫菲两人的思想存在重大差异，这一差异长期以来被《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的巨大成功而被遮蔽了，而实际上，自《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之后，他们两个再也没有联名著述过，而是各行其事，自说自话。马克•温曼甚至把“拉莫差异说”返用到对《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分辨查验上，认为拉克劳与莫菲之间的紧张关系在《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中已经存在了，为此，他细心甄别《霸权与社会主义战略》哪些章节是拉克劳所写，哪些章节出自莫菲之手。马克•温曼的结论是：拉克劳主要对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负责，这种政治理论仍然建立在对总体性观念的拜物教之上，而莫菲则主要在公民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传统内活动，因此应当把拉克劳的后马克思主义与莫菲的激进民主的多元主义规划有效地加以区分。颇有兴味的是，马克•温曼的“拉莫差异说”抛出后几年后，拉克劳与莫菲二人竟置若罔闻、不置一辞，真不知这对马克•温曼的轻蔑还是对马克•温曼的默许？最有资格说这个话的人却忍而不言，这让其他人如何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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