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要追问和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质是什么。因为它关涉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和灵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科自觉和理论自觉。今年是柯尔施发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90周年，也是马克思逝世130周年，借此契机重新阅读柯尔施的著作，思考和探究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关系问题，以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

一、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失误是放弃了社会革命理论

探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先应该弄清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关系。这也是20世纪20年代德国思想家和革命家柯尔施最先提出的问题。后来学术界将此称为“柯尔施问题”。我们知道，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之后特别是第二国际时期，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面临着新的时代课题，一些理论家们提出了新的观点，形成了所谓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如何批判性地分析第二国际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的思想，就成为柯尔施研究的理论支援背景。

19世纪的最后三十年和20世纪初，资本主义经济进入到了一个相对和平较快发展的历史时期，生产力水平得以明显提高，由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逐渐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与之相伴随的是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资本主义固有矛盾不断深化，无产阶级人数急剧增长和工人运动深入展开。由此，马克思主义发展进入到“黄金时代”，史称“第二国际时期”。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在欧洲许多社会主义政党中取得了领导地位，工人运动也取得了丰硕成果。研究第二国际史的专家尤利乌斯·布劳恩塔尔写道：“第二国际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乐观主义，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崩溃、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以及在不久的将来必定得以实现的观点。奥古斯特·倍倍尔在1891年——国际重建两年后——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说：‘我坚信，实现我们的目标为期不远了，这个大厅只有少数人才会看不到这个日子’。正是这种胜利信心，罕见地激励着第二国际时期社会主义运动的展开。”①而这一时期的工人运动以议会斗争为主要特色，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的议会斗争的胜利助长了第二国际在资本主义面前的保守性，革命性逐渐消退。“随着运动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部运动的机器，——一个服从自己的准则，服从发展要求和自我保存的准则的实体；运动本身变成了目的。由于运动的需要而形成的机器，不知不觉地失去了固有的发展本能和保存自己的本能，产生了某种保守的精神状态。”②

政治上的保守态度与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科学化和实证化的倾向是连在一起的。第二国际时期正统的理论家们认为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然，是自然而然的，由此产生了消极等待资本主义“不可避免”灭亡的机械论和宿命论。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考茨基说：“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不是引起不可避免的灾难，而是尽可能地推迟这种灾难，也就是说，要小心谨慎地避免任何类似挑衅或引发挑衅的事件。”③考茨基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关乎道德理想，而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恰恰是要为马克思主义补充道德价值。这一正一反，都说明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实证化的经济决定论。经济决定论简单地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种纯粹的科学观察，与任何革命的阶级斗争没有关系。在柯尔施看来，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要为20世纪初无产阶级革命失败负一定的理论责任，或者说他们在无产阶级革命到来之前缺乏必要的理论准备。从理论上看，第二国际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丧失了革命性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实证化的理论倾向，这也是柯尔施在总结20世纪初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失败时贯穿的一个逻辑主线，这也就能够解释他为什么猛烈批判庸俗马克思主义的机械论和宿命论。

柯尔施认为，第二国际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的实证化倾向表现在对待哲学和国家关系问题的态度上。“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循规蹈矩几十年，好像根本不存在什么问题，或者至多只有对于阶级斗争实践来说总是不重要的问题。这一立场现在显得极为含糊——按照在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和国家这两个问题之间的正相对应的情况，更是如此。”④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对待国家问题是第二国际最著名的理论家们和政治家们很少注意到的。忽视国家问题是与忽视哲学问题相关的吗？或者说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对哲学的忽视也与“他们一般很少注意革命问题”这一事实相关吗？柯尔施从考察马克思主义理论史中最大危机的原因和实质入手来分析这一问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危机，在社会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上，最清楚地表现出来。”这种危机的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衰变为没有任何革命结果的社会的理论批判”，它是“无产阶级斗争的社会实践中的相应变化的必然表现”。⑤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衰变为没有任何革命结果的社会的理论批判，正是忽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然结果；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企图以纯粹的理论形态来代替社会革命理论是抽象的和没有实际结果的，这也是为什么第二国际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者们不可避免地无法处理国家与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关系的真正原因。换句话说，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放弃了社会革命理论，无产阶级革命被推到了遥远的模糊的未来。“在这个时期，人们变得习惯于当即追逐修正主义可以作为其理论表现的策略性的东西。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正式谴责以后，这种修正主义最后还是被工会同样正式地接受”。⑥可见，社会革命理论的缺失是第二国际理论家们致命的要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第二国际解体就是其内部长期衰败的必然结果。这其中，柯尔施重点批判了第二国际理论家们对哲学问题的忽视，揭示出其丧失革命性的命门。

二、忽视哲学问题是丧失马克思主义革命性的理论表现

在柯尔施看来，忽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性是当时思想界的通病。资产阶级的学者们充其量只是把马克思主义看作19世纪哲学史中一个相当不重要的分支而已，进而将它视为黑格尔主义的余波而不予考虑。第二国际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也同样不想强调他们理论的“哲学方面”，认为“关心那些在较狭窄的意义上甚至根本不是哲学问题的问题，而仅仅是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般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有关的问题，不过是浪费时间和精力”。⑦这种观点预设了一个基本的前提，即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中是不包含任何哲学问题的立场。这样的话，无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资产阶级理论在其他方面存在对立，但是他们对待哲学的态度却是惊人的一致。“资产阶级的哲学教授们一再互相担保，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它自己的哲学内容，并认为他们说的是很重要的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也一再相互担保，他们的马克思主义从其本性上来讲与哲学没有任何关系，并认为他们说的是很重要的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⑧

在资产阶级学者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马克思主义是缺乏哲学内容的。从表面上看二者的动机大不相同，但是他们得出结论的决定性原因却是惊人的一致，那就是无视黑格尔哲学和辩证法。柯尔施通过考察哲学史后论述到：“在19世纪后半期的资产阶级学者中，存在着对黑格尔哲学的极度漠视，这与完全不理解哲学对现实、理论对实践的关系相一致，但这种关系却构成了黑格尔时代的全部哲学和科学的生存原则。另外，马克思主义者们同时也以完全同样的方式日益倾向于忘记辩证法原则的原初意义。然而，两位年轻的黑格尔主义者马克思和恩格斯，当他们在19世纪40年代离开黑格尔，他们是完全自觉地脱离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并转变到关于历史和社会的唯物主义观念上来的。”⑨柯尔施在这里清楚地提示我们，马克思恩格斯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扬弃而建立起一种关于社会—历史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所说的那样：“正当我写《资本论》第一卷时，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模仿者们，却已高兴地像莱辛时代大胆的莫泽斯·门德尔松对待斯宾诺莎那样对待黑格尔，即把他当作一条‘死狗’了。因此，我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关于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为了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必须把它倒过来。”⑩

而资产阶级哲学家们抛弃了黑格尔辩证法突出地表现为其哲学史的写作方法，即“以完全观念形态的和无可救药的非辩证的方法，把哲学思想的发展表述为纯粹的‘观念的历史’的过程”。(11)这种观念史的哲学史写作有三大历史局限性：一是“纯粹哲学”的局限性，这些理论家们没有看到，哲学中的观念不仅存活在哲学和实证科学中而且还存活于广阔的社会实践中。第二是“地域性”的局限性，以德国哲学教授为典型，他们没有看到在德国之外还有其他哲学家这一事实，他们更没有看到，尽管黑格尔体系在德国已经衰亡了几十年，却在内容、体系和方法上仍然继续在其他国家兴盛。这两种局限性随着当时哲学史的发展已在原则上被克服了。但是第三种局限性由于资产阶级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们不可能抛弃资产阶级的阶级立场而无法被根本克服，而这种立场正好构成了他们全部哲学和历史的先天本质。“事实上19世纪纯粹的‘观念的哲学’发展这种现象，只有同这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具体历史发展相联系，才能从实质上被充分把握。”(12)换言之，资产阶级哲学的发展包括从康德到黑格尔及黑格尔之后的哲学发展，都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纯粹的观念的历史，而必须联系当时的“思想运动”与“革命运动”之间的联系来考察。

在这里，柯尔施其实提出了思想史(哲学史)本身研究的局限性问题，因为任何哲学的发展都不只是思想自己运动的逻辑展开，而是体现了黑格尔所说的“思想中所把握的时代”，即“思想形式的革命”是整个社会现实革命过程的一个客观的组成部分。柯尔施所肯定的黑格尔这一原则，一言以蔽之就是哲学和现实之间的辩证关系。这就可以解释19世纪后半期资产阶级哲学发展和哲学史研究不可避免地面临的命运。具体地讲，在这一历史时期，资产阶级在它的实践中不再是革命的了；与之相联系的是，它也因此不能再在思想上把握观念和现实的历史发展之间尤其是哲学和革命之间的辩证关系了。“在社会实践中，资产阶级的革命发展在19世纪中期衰退和停止了。这一过程在其哲学发展的明显衰退和终结中得到了意识形态上的体现”。有人将这个时代的哲学描述为“处于一种普遍的枯竭状态之中”，“日益丧失了它对文化活动的影响”。(13)而柯尔施却不这么看，他认为，“观念领域的革命运动与其说是19世纪40年代减弱和最后地停止了，毋宁说只是经历了一个深刻的和有意义的特征的变化。德国古典哲学，这一资产阶级运动的意识形态表现，并未退场，而是转变成了一种新的科学，这就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40年代发现和系统论述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14)由此，我们不难看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之间的继承关系，即无产阶级和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既然马克思主义体系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理论表达，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是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理论表达，那么，它们必然在精神上和历史上(即在意识形态上)彼此处于联系之中，就像在社会和政治实践领域里，作为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和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处于联系中一样”。(15)

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在本质上是一种政治解放，是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中获得解放。其结果就是市民社会成为独立于政治国家而存在的社会实体，成为“私人利己主义”的战场。但这种政治解放并没有克服市民社会的本身的缺陷，准确地说就是“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的人，即作为封闭于自身、私人利益、私人任性、同时脱离社会整体的个人的人”。(16)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市民社会的发展制造了阶级对立，“产生了一个阶级，它必须承担社会的一切重负，而不能享受社会的福利，它被排除于社会之外”，(17)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一言以蔽之，无产阶级诞生于市民社会之中，却被排除在市民社会之外，这恰恰说明了市民社会中无产阶级的异化状态。而要克服这种异化，就必须诉诸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作为无产阶级理论武器的马克思主义的显著特点就是革命性。据此，柯尔施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自产生到现在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843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开始到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时期完全为哲学思想所渗透，是一种关于总体性的社会革命理论。具体地讲就是一种“把社会发展作为活的整体来理解和把握的理论，或者更准确地说，它是一种把社会革命作为活的整体来把握和实践的理论”。(18)这种总体性的理论并没有被分解为经济的、政治的和思想的要素或知识的各个分支，即使在分门别类地对待以上各种因素时，仍然保持总体性理论的特质。这在作为社会革命理论的马克思主义早期作品最富有活力代表的《共产党宣言》中可见一斑。

第二阶段从1848年到1900年左右。这一阶段经历了第一国际的建立和解散、巴黎公社起义的失败、第二国际的建立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但总的说来，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处于低潮时期，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重新退回书斋更加注重理论研究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研究，撰写了《资本论》及其手稿等经典著作。这些著作与《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巴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有着鲜明革命色彩的主题显然不同，但是其理论的核心特征没有发生改变。正如柯尔施正确指出的那样：“在马克思恩格斯后期著作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特征实质上仍没有变化。因为在后期的论述中，马克思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仍然是社会革命理论的唯一整体。”(19)作为整个理论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如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诸要素虽然是相对独立的，但并没有完全分离出去，它们是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只不过以一种科学精确性为表现形式，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开始建立起来。更为根本的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线。革命意志的实践渗透于理论研究中，人们只需要读一读《资本论》中有关资本积累历史趋势的论述就可一目了然。然而，在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那里，尤其是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破坏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只是将其看作脱离革命目标的纯理论考察，于是乎，“一个统一的关于社会革命的一般理论被变成了对于资产阶级的经济秩序、资产阶级的国家、资产阶级的教育体系、资产阶级的宗教、艺术、科学和文化的批判”。(20)这样的话，他们只是在资产阶级社会和资产阶级国家的界限之内进行改良式批判而不是诉诸革命的实践活动，由此导致了马克思主义的危机。

第三阶段，以罗莎·卢森堡和列宁为代表的理论家们，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从社会民主党的禁闭性传统中解放出来，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本性，从而适应了新时期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实践需要，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复兴。特别是列宁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预示着“理论和实践的内在联系已被有意识地重建”。(21)在柯尔施看来，重新考察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关系是重建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理论前提。第二国际理论家们对哲学问题的极度忽视是丧失马克思主义实践性和革命性维度的重要表现。为了恢复被第二国际理论家们庸俗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正确性，对马克思主义和哲学关系的再考察，有助于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特征。

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特征是理论批判和革命实践的统一

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革命性特质的理论化表达形态。因此，从学理上考察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革命性的思想前提和理论任务。这个理论任务与马克思主义和国家关系的问题一样，产生于革命实践的需要。“在夺取了政权以后的革命转变时期，无产阶级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内完成一定的革命任务，这一任务不亚于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完成的任务，所有这些任务永远是相互作用着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必须再次成为《共产党宣言》的作者所描述的东西——不是作为一个简单的回复，而是作为一个辩证的发展：一种关于包括整个社会一切领域的社会革命的理论。”为此，“必须恢复正确的——辩证的和革命的——原初的马克思主义观。这个任务只能通过首先考察引导马克思恩格斯注意意识形态问题的这样一个问题来解决：哲学是如何关联于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是如何关联于哲学的？”(22)在这里，原初马克思主义和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性区别就凸显出来了。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把哲学和意识形态当作一种空洞的幻想来对待，他们简单地把社会的精神结构或意识形态结构当成一个仅仅存在于空想家头脑里的“伪现实”甚至是错误的想象或幻想而打发掉了。而原初的马克思主义不仅在理论上把哲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体系当作具体的现实来把握，而且在实践上也这样对待它们。在这里，不能不提及马克思提出的“消灭哲学(扬弃哲学)”的命题。毫无疑问，如何理解马克思所谓的“消灭哲学(扬弃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是首要的问题，也自然成为柯尔施打破砂锅问到底的问题。他如此追问到：“这一消灭过程应当如何完成？或者它是否已经完成？通过什么行动来完成？以什么样的速度完成？是对于谁来说的？也就是说，这一消灭哲学应当被看作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次思想上的行动而一劳永逸地完成的吗？它的完成应当被认为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的呢，还是对于全体无产阶级，或者对于全人类来说的呢？或者，我们是否应当把它理解为一个非常漫长和非常艰巨的，通过各个完全不同的阶段而展开的革命过程？如果是这样的，那么，只要这个艰巨的过程还没有达到它的最终目标，即消灭哲学，马克思主义对于哲学的关系又是什么？”(23)

柯尔施这般追根究底地拷问，就是想在批判庸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谛。我们知道，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明确提出这个命题的本意不是从词句上说要消灭现存哲学，而是要在实践中消灭作为“现实的构成部分”的哲学及其赖以存在的现实世界。因为哲学本身就属于这个现实世界，而且是这个世界的补充，虽然只是观念的补充。为了更好地阐明这一点，马克思批判了当时德国理论派和实践派各自的错误：理论派从纯粹的哲学立场同德国社会的现实进行斗争，忘记了这个哲学观点本身是这个占统治地位的德国社会的组成部分。实践派则相信“只要背对着哲学，并且扭过头去对哲学嘟囔几句陈腐的气话，对哲学的否定就实现了”。(24)二者的错误之处都没有把哲学归入德国现实。而马克思所说的“不在现实中实现哲学，就不能消灭哲学(扬弃哲学)”，不是简单地抛弃哲学，而是要“以一个特殊领域——哲学——里的战斗来参加在社会的一切领域里进行的反对整个现存秩序的革命斗争。最后，它目的在于把消灭哲学作为消灭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现实的一个部分，哲学是这个现实的观念上的构成部分”。(25)到这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谛显而易见。与费尔巴哈和其他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者相对比，马克思的哲学是历史的辩证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首先是历史的和辩证的唯物主义。换言之，它是这样一种唯物主义，它的理论认识了社会和历史的整体，而它的实践则颠覆了这个整体。因此，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在他们的唯物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哲学成为社会—历史过程的一个较之开始时不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是可能的，而且在事实上也的确是如此。但是，真正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肯定地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不可能不认为哲学意识形态，或者一般的意识形态是一般的社会—历史现实的一个实在的组成部分——即，一个必须在唯物主义理论中把握住并通过唯物主义实践消灭的现实部分。”(26)

一言以蔽之，马克思把哲学和意识形态视为社会现实的观念构成，并诉诸革命实践来扬弃哲学。这就与缺乏哲学洞察力的庸俗马克思主义划清了界限。庸俗的马克思主义是非批判实证主义的继承者，在看待观念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上持一种错误思想，即仅仅把观念看成是现实的消极反映，在这里，他们犯了和费尔巴哈一样的错误。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同样也适用于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他做的工作是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但是，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应当在自身中、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并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27)所以，柯尔施正确地评论道：“那种满足于以十足的费尔巴哈式的方法把全部意识形态表象归结为它们的物质的和世俗的核心的理论方法，是抽象的和非辩证的。那种只限于反对宗教现象的世俗核心，并不参与消灭和取代这些意识形态本身的革命实践，同样是抽象的非辩证的。”(28)说到底，庸俗马克思主义坚守的是朴素的唯物主义同时也是抽象的唯物主义，其致命错误就在于制造了观念(意识)和现实的二元对立，没有看到观念和现实的辩证统一关系，仍然是以一种纯粹抽象和消极的态度看待意识形态问题。于是，柯尔施主张：“精神生活应当与社会的政治的生活相结合来看待；同时，社会的存在和社会的发展(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作为经济、政治或法律)应当与作为一般历史过程的一个真实的然而也是观念的(或‘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并有着许多不同表现形式的社会意识相结合来加以研究。否则全部意识现象被全然以抽象的和基本上是形而上学的二元论方式来对待，并被认为是一个真正具体和实在的发展过程的反映，完全依赖于这个过程(即使是相对独立的，最终仍然是依赖的)”。(29)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绝没有任何这样的关于意识与现实的关系的二元论的形而上学观——无论在他们的第一(哲学的)时期，还是第二(实证的科学的)时期”。(30)可以说，意识与现实的辩证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特征，也是马克思辩证法精神的生动体现。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和现实辩证统一的观点，不仅超越了费尔巴哈式的抽象唯物主义，也与黑格尔辩证法相区别。首先，意识作为世界的一个“观念组成的部分，也是作为实践的真实和客观组成部分而存在于这个世界之中的。其次，既然意识与社会存在有着真实的密不可分的联系，那么意识的存在形式不能仅仅通过思想而被消灭，只能通过这些形式被理解的物质生产关系自身在客观—实践上被推翻的同时，才能够在思想和意识上被消灭”。(31)作为这两个重要区别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克服了黑格尔的神秘形式而具有了合理的形态，“实质上意味着它已经成了唯一的理论—实践的和批判—革命的活动的指导原则”。也就是马克思自己所说的“按其本质来说，是批判的和革命的方法”。柯尔施最后总结到：“理论上的批判和实践的推翻在这里是不可分离的活动，这不是在任何抽象的意义上说的，而是具体地和现实地改变资产阶级社会的具体和现实的世界。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唯物主义原则的最精确的表达。”(32)总之，柯尔施强调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哲学的，归根到底是为了恢复其革命性和实践性的本色。

柯尔施提出的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的关系问题，认真地反思了20世纪初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失败的理论根源，深刻地批判了第二国际庸俗的马克思主义的非哲学性，努力恢复作为一种社会革命理论的马克思主义，体现了一位思想家和革命家的远见卓识。他通过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性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性开辟道路，他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理论批判和革命实践的统一，深刻地揭示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批判哲学和革命哲学的统一。柯尔施的理论努力，今天看来仍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注释】

①②布劳·恩塔尔：《国际史》第1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32、355页。

③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页。

④⑤⑥⑦⑧⑨(11)(12)(13)(14)(15)(18)(19)(20)(21)(22)(23)(25)(26)(28)(29)(30)(31)(32)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19、29、30、3、4、5—6、8、9、12、13、13、22—23、24、28、31、33—34、18、38、39、40、41、47、51、52—53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9页。

(17)(24)(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0、8、55页。

 

（原载《南京社会科学》2013年8期。录入编辑：里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