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心川：平章华梵 融贯东西
人生三阶段
李建欣（以下简称李）：
黄心川（以下简称黄）：人上了年纪常常会沉湎于对往事、故人的回忆之中，对自己的大半生进行反思。我这一生可分为三个阶段，青少年时代梦想成为一名文人学者；大学肄业后投笔从戎，参革命；1956年到北京大学读研究生，得偿夙愿，成为一名学者。
1928年我出生于常熟的一个商人家庭。我的家乡是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人墨客辈出，中国许多著名的文学家、诗人、画家、音乐家都诞生和活动在这里，他们的成就常常令我羡慕不已。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在常熟城内的县立中学读书，寄宿在学校内。在中学里担任语文和历史课的老师，有的是清朝的遗老耆宿，例如有一位名叫蒋韶九的老师是前清的举人、民国国会议员，他整天要我们读四书五经，不许我们读、写语体文，因此遭到一些同学的反对，引起了骚动。有的是江南文坛的骚人墨客，如有一位老师是批点“才子书”的金圣叹的后裔，名叫金老佛。金先生在讲语文课时从不用教材，直接讲授他当场所作的诗词歌赋。在这些老师的熏陶下，我也跟着学习写骈体文、吟诗、唱道情，在生活上也受到他们落拓不羁、玩世不恭作风的影响。因此，在我上中学时就萌发了要做一名文人学者的愿望，这也是我后来进入大学文学院读书的动机。
李：照此发展下去，您自然会成为一名文人学者。那么，后来为什么又投笔从戎了呢？
黄：当时常熟正处于日本侵略军铁蹄的蹂躏之下，它既是新四军在江南的一个据点，也是国民常忠义救国军争夺的战略地带，因此学生们也明显地分成两个对立的阵营。我在中学时曾经协助地下党员创办过一份反日、反蒋的刊物——《啸》，使我受到的启蒙的革命教育。抗战胜利的1946年，我在家乡读完中学后，考上了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大学——杭州之江大学文学院，在那里比较系统地接受了西方的文学、哲学知识，受到了西方文化的熏陶。这个学校在中国创办已有100余年的历史，学校的教育完全照搬美国大学的模式，甚至连中国历史文化课也要用英语来讲授。在这种环境中，一方面使我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抱残宝缺的一面，必须走西方现代化的道路；另一方面也激起我对殖民主义文化的反感。而当时国民党正在美国的支持下发动内战，国统区内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在杭州的冬天，我曾亲眼看到街道两旁因寒冷无食而冻死、饿死的百姓尸体，官僚地主、资产阶级却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即便是生活在 “天堂”杭州的老百姓也感到活不下去，发生了抢米风潮。于是在学生中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等学潮。我亲眼目睹了这些并且参加了一些反对国民党的学生与群众运动。通过参加这些运动，我逐渐认识到国民党统治的残酷、腐朽与反动本质，我为国家的前途担心，也为我自己的学业与命运忧虑。当时有两条道路可供选择：一条路是逃避中国的现实，出国深造，那时适逢牛津大学在杭州招生，我曾经报名并被录取；另一条路是投入革命的洪流，把自己的前途和祖国的命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大学地下党的教育帮助下，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我终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48年，我越过国民党的军事封锁线，历尽千难万险，到达苏北游击区革命根据地，成为一名游击队员。
我参加过苏区的游击战、淮海战役、渡江战役。1950年，美国悍然发动朝鲜战争，我又参加了志愿军，在志愿军第三兵团即陈赓将军的司令部担任英文参谋，多次到战火纷飞的前沿阵地搜集情报，研究敌情，不幸在朝鲜第五次战役中铁原定洞里负伤，左足踱骨骨折，，被评定为荣誉残废军人，从而不得不离开我热爱的战斗队伍。1953年，我转业到地方工作，先后任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员、中央人民政府冶金部驻鞍山钢铁公司国家监察员等职务。
李：您在解放前参加革命，并且当时是一名政府公务员深得组织上的信任，应当说仕途是一片光明，为什么后来又转到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去呢？我们对此极感兴趣，因为您当时的选择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有点儿不可思议。
黄：我参加革命后，虽然无法选择自己的职业，但想当一名学者的愿望一直十分强烈。在工作之余，我一直研究读外国哲学和文学著作，并且做了大量的笔记。我常常把革命看成是一首“社会的诗”，革命的理想是诗的理想，革命的生活是一种饶有诗意的、浪漫主义的生涯，因此什么艰难困苦都能忍受，都怡然自得。1956年，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我怦然心动，报考了北京大学外国哲学史专业的副博士研究生，从此走上了学术之路。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先师从任毕、汤用彤、朱谦之、洪谦等老一辈哲学家，学习古希腊哲学和印度哲学，并且从头学习了希腊文与梵文。
这些老一辈哲学家现在都已过世了，但他们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不但传授我知识，而且教我做人的道理。例如
东方哲学与宗教研究
李：几十年来您致力于东方哲学、宗教特别是印度哲学、宗教的研究，在这一领域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取得了令国内外学术界瞩目的成就，您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当代东方哲学学科的奠基者。
黄：不敢当，我只是在东方哲学、宗教研究领域做过一些工作，只是在梁漱溟、汤用彤等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向前推进一步而已。在东方哲学的研究中，我先后发表了19部著作、140篇论文，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印度哲学史》、《印度近现代哲学》、《印度佛教哲学》（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第一卷附录）、《现代东方哲学》、《东方著名哲学家评传》。这些著作对东方各国哲学的历史和现状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搜集了大量丰富的史料，特别是我主编的《现代东方哲学》与《东方著名哲学家评传》，是集中了我国研究东方哲学的力量而编写出来的，这些书的出版可以说为我国现代东方哲学的教学与研究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填补了空白。此外，我与罗竹风等同志共同筹划并组织编定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成为我国家宗教方面最权威的辞书；还主编了迄今为止我国关于南亚地区的规模最大的《南亚大辞典》，为南亚研究者提供了便利。
另外，日本农夫渔村文化协会为了纪念中日和平约签订25周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于1999年翻译、出版了我的论文集《东洋思想的现代意义》一书，该波及到的范围极其广泛，主要内容包括：东方哲学的模式、范围和现代转型，中国与周边国家哲学的双向交流及其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与东亚文化模式、东西方哲学的交流与整合、亚洲价值观及其现代意义。此书的出版在日本和中国都受到欢迎。另外，1992年在印度龙树大学执教时该校曾出版 《
李：您的这些著作已经成为后来的研究者案头必备的参考，特别是您在印度哲学史研究中的成就，它是后人开展相关领域研究所绕不过的。
黄：如果要对我自己所做的工作做一个总结的话，也许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创新了印度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迄今为止，几乎前人所写的印度哲学史都是从宗教信仰的独断、或传统的哲学观点（如印度教）、或实用主义出发，而我则力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社会学的方法以及理性主义的审视，特别是运用现存的印度哲学原始资料，有系统的分析了自古到今印度哲学史上各种流派、理论特点、社会功能、对中国的西方哲学的影响，有新的视角和新的观点。对此，不仅中国学术界有好评，而且还受到印度著名哲学家、印度共产党中央委员查托帕提亚耶（chatopadhyaya）的重视，他曾和我讨论过一些印度哲学史上的问题与方法论的问题。
第二，比较系统地整理了中国所保存的印度哲学史、印度佛教史、文学史等的历史资料，并且阐明了它们在中国的影响。我的《印度近现代哲学》一书对印度近现代最著名的哲学家都做了评论（如辩喜、泰戈尔、甘地、奥罗宾多等），阐述了当时他们对中国问题的看法。该书出版后在国内外产生一定的影响，全书的摘要和有些章节还被译成英文和孟加拉文。
第三，阐述了印度哲学发展的规律、宗教与哲学的关系、唯物主义在印度的发展、印度各派哲学的社会功能、印度哲学与中国哲学及佛学的关系。
第四、从中国保存的64部佛经中整理出了印度唯物主义（顺世外道）的历史资料，这些在印度已失传，因为印度唯物主义的史料被印度教徒焚烧殆尽，所以中国的资料就显得特别宝贵。在《文史哲》、《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以及印度出版的哲学斯刊都发表过相关论文。
第五，由于我是搞西方哲学科班出身的，对东西方哲学都有些常识，因此在研究中常常从比较的角度出发，减少了盲目性和局限性。
李：长期以来，我国对中国以外的其他亚洲国家的哲学思想的研究一向不太重视，学术积累薄弱，研究人员少，尚未形成学术研究的传统，因此，您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就突显出特别的意义。
黄：多年来，我积累的一些研究成果对于宣传东方哲学、东方宗教在世界的影响和地位，揭示中国哲学、宗教与东方哲学、宗教的关系，让世界认识东方等方面，可能起到一些作用。
第一，长期宣传东方哲学、宗教在世界哲学中的地位和影响，以及东方哲学、宗教思想对东方各国人民的社会生活、思维方式、伦理观点乃至法律制度的影响。第二，世界几大宗教都源自东方，哲学是从东方开始的，因此东方对世界文化、宗教和哲学有着最重要的影响。第三，东方哲学有其薄弱的方面，东方宗教有时会成为社会进步、经济发展、政治团结、社会和谐、文化融合等等的障碍。第四，中国保存着东方各国哲学的重要史料，其中有些是独存的、唯一的，因此研究东亚各国的哲学、历史、文化有着重要意义，我们亟需整理、翻译和出版。第五，宣传、阐述中国包括东亚其他国家“儒释道”三教合一的规律。第六，东方哲学中的唯心主义是强大的，但与其对立的唯物主义、理性主义的思想也是强大的，我们亟须发掘、推陈出新之方面的内容。
李：您在宗教研究方面也有许多论著发表，在您主编的《世界十大宗教》一书中，全书设计十三章，论述世界十三大宗教 ，而其中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婆罗门教、印度教、佛教都是由您编写的，几乎占了全书的一半内容，波及五大宗教。
黄：在东方宗教研究方面，我涉猎较广，对佛教、印度教、耆那教、摩尼教、伊斯兰教、东正教都有著作或论文发表，但重点还是在印度佛教和印度教方面。这类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世界十大宗教》(主编及作者，东方出版社，1988年第—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编委会副主任、佛教篇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亚太地区的宗教》(主编及作者，浙江民出版社，1999年)、《东方佛教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现代东方哲学》等著作中。
1979年出版的我与戴康生等同志合著的《世界三大宗教》，是在改革开放伊始由中国学者最先介绍世界宗教的一本小：扫。这本书现在看来，无论其内容还是学术性方面都有了欠缺，但正当时确实起到了号角的作用，标志着叶中国宗教的研究已经恢复。
《世界十大宗教》曾获1988年全国优秀图书奖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是在我国开拓了外国宗教、新兴宗教研究的新局面。新中国成立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对宗教的研究一直局限于传统的世界三大宗教历史、理论的研究，我力图改变这种局面，在《世界十大宗教》叫，组织厂当时国内很少受到重视的神道教、锡克教、耆那教、印度教、婆罗门教、琐罗亚斯德教等宗教的编写工作。在《亚太地区的宗教》中又填补了新中国成立后宗教研究一直处于空白的尼泊尔、朝鲜、蒙古、中亚及大洋洲等国家与地区的宗教，当然，这些研究还处于摸索阶段，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和遗漏，但毕竟填补了空白。其次，在研究中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不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去揭示各种宗教的形成与发展，同时也注意运用现代人文科学所取得的成就和新方法。例如根据比较神话学与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探索了琐罗亚斯德教的起源以及澳大利亚原始宗教的演变及其与其他宗教的关系。从文化史的角度，不仅探讨了古代西亚与地中海东部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深化厂对犹太经典的研究，而且也审视了亚太地区东西方宗教与文化的融合与冲突情况，这样的研究可以使我们从更广阔的视野和多元文化的角度去观察和研究宗教问题。
宗教研究的目的归根结蒂是要为现实的政治和社会文化服务，因此要密切联系实际。《世界十大宗教》、《世界三大宗教》、《亚太地区的宗教》之所以被人重视，就是因为在这些书中涉及的各种宗教问题都是针对当前世界各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国际关系、民族问题、东西方文明融合与冲突等问题提出的，具有时代性和前瞻性。再次，在上述各种研究，扣，特别注意世界各大宗教和地区宗教与中国的关系，探索外国宗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与中国民族文化的结合及其变化，对中国社会、文化所产生的深刻影响等。例如我早年发表的《沙俄利用宗教侵华简史》一书着重阐述了1860年以前俄国东正教与早期中俄的外交关系，揭露了沙俄利用东正教、喇嘛教和伊斯兰教侵略中国的种种事实。在《印度佛教学》、《中国密教的印度渊源》和《印度教与中国》中阐述了佛教、印度教在中国传播的过程，印度佛教派别与中国佛教发展的关系，印度宗教对中国文化、艺术、科学和瑜伽术等方面所产生的影响。
李：您在宗教研究领域不但涉猎的范围广，而且在新研究方法的采用、研究领域的开拓、对外国宗教与中国关系的强调等方面无不给人以启发，对处轻的宗教研究者具有示范的作用。
黄：在宗教研究领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研究策略与思路，它们都是个人的经历、知识结构、兴趣等与研究领域相结合的产物。具体说来，我的宗教研究有些创新之处值得提及：
一是开拓了对国外地区的宗教、新兴宗教的研究。这主要体现在我编著的《亚太地区的宗教》、《世界十大宗教》《东方佛教论》、《现代东方哲学》等著作中。
二是在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揭示各种宗教形成与发展的同时，注意借鉴运用现代人文学科所取得成就与新主法，有助于从更广阔的视野和多元文化的角度去观察和研究宗教问题。
三是特别注意世界各大宗教和地区宗教与中国的关系，控索外国宗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与中国文化的结合及其变化以及对中国社会文化产生的影响，等等。
四是在宗教理论方面形成了一些观点，至今还为人们所重视。如在我与罗竹风同志合作撰写的《中国大进科全书·宗教卷》导论中，对中国宗教的定义（包括宗教的派别、要素特点、历史发展过程、规律）做了最初的概括：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和多宗教的国家……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宗教像西方那样占有“国教”的地位；历代统治阶级对于各种宗教大多数采取支持、保护的宽容政策。就宗教徒的人数而言，在全国范围内的总人口数中，历来居少数。……宗教在民族地区人口中，至今仍占绝大多数。
占中国人口中大多数的汉族，以天命崇拜和祖先崇拜为民族宗教观念的主要传统，因而佛、道的信仰从来未占过统治的地位。……华夏民族由于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因此，中国宗教观念从一开始就把上天的风调雨顺和下民的勤苦耕耘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把天或神的意志和人的意志放在同一地位上。周代以后，儒家主张以德治天下，敬天而不信天。“敬鬼而远之”（《论语·雍也》）的“神道设教”思想，在中国一直作为正统的统治思想。……王权高于神权。……华夏民族由于农业耕作和水利事业促进了血缘关系的联系和发展，在周代就形成一套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社会制度和“孝为德本”的道理规范。体现宗法制度的祖先崇拜，数千年来渗透汉族的每个家庭之中。……另外，儒家的重视人的现实关系和利益的伦理观念使汉族形成了务实的特点，而且影响着中国宗教徒的面貌：有时信，有时不信；有事就信，无事就不信。为了求得庇佑，不论是儒释道……都可以信仰。由于宗法社会制度和儒家重视道德伦理的思想同崇拜超人力量的宗教观念存在一定的对立，因此正统的儒家文化必然对于宗教的社会作用起抑制作用。
《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自1988年初版以来，有许多词条引起不少的批评与争议，但这个“导论”似乎已被大家所接受，有关中国宗教的定义和特点常常被人引用。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中，我们还较早提出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问题并做了理论论证。
五是在具体的实证研究中，我的论文《隋唐时期中国与朝鲜佛教的交流——新罗来华僧侣考》，考证出隋唐时期来华的新罗僧侣有一百多名。这篇论文是在1978年中韩建交前中国宗教学会在西安召开的一次佛教会议上发表的，中韩建交后引起韩、印学者的注意，该文被译成韩文和英文，经大韩传统佛教研究院的信荐，并经日本、韩国著名学者中村元、镰田茂雄、闵泳圭等人投票，获得了1993年国际佛教学术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科研成果奖。该文根据中韩史籍，详细考证出隋唐时期来华的新罗僧侣有117人，这个数目比韩国学者李能和统计发表的65人，日本学者中吉功在1974年统计发表的66人要多出近一倍。国际佛教学术奖自1978年设立以后，共颁发过四次，计日本两人，韩国一人，中国一人。我的获奖标志着中国佛教研究已经与国际学术接轨，中韩传统文化的交流再一次获得重视。
李：作为一位长期系统而深入地研究各大宗教的宗教学家，请谈谈您对宗教研究的看法。
黄：从思想史来看，宗教哲学是人类精神活动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值得人们重视、研究。回顾人类思想发展的历程，宗教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直到当今世界上起主流用作的思想文化，不管是西方文化还是东方文化，都跟宗教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例如西方文化，是受基督教思想影响很深的一种文化，甚至可以说它是在基督教思想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东方的印度文化更是宗教思想文化集大成的产物，我们经常称古代印度是一个善于思想、提出新思想的国度，而这些思想有很多来自于宗教。事实证明印度过去向外输出的主要还是与宗教有关的思想文化。佛教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中国也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文明的泱泱大国，宗教在中国人身上虽然不像在西方各国和东方印度等国各民族中表现得那样虔诚，便是它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且不可低估。如果中国人没有宗教情结，印度佛教又何以能在中国立足，以后又大规模地传播，并且影响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发展。汉唐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哲学、文学、艺术、建筑等许多方面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宗教文化思想的影响，这是历史已经证明了事实。所以我主张人类思想发展的共同点在宗教上的表现尤其是明显的，过去我们老是谈论比较东西方思想文化的不同和差异，这固然是必不可少的，但是以它们之间的共通处动缺少仔细的研究。通过宗教思想文化的比较，特别是共同点的比较，也许有助于我们更好的从整体上把握东西方思想文化发展的轨迹。
我是研究印度哲学的，佛教哲学是印度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佛教在印度的创立是在反婆罗门思潮的基础上出现的，但是它同时也受到婆罗门教的影响，特别是在教义理论思想方面有很多东西就是来自于婆罗门教，是将婆罗门教的教义思想改造以后为我所用。于是这里向我们研究宗教的人提出一个方法论的问题，即研究宗教要从整体上把握它的教义思想发展，要注意它在思想上的源与流的关系。研究中国佛教也是这样，中国佛教是从印度（包括中亚）传来的，传到中国后经中国人吸收消化后成为中国的佛教。那么哪些是源，哪些是流，这些都需要我们去认真的加以研究才行。古代中国的和尚很注意这个问题，以译经注疏时往往要将它们加以甄别。但是他们的研究也是局限性，因为他们是站在佛教正统的立场上来看问题的，将那些佛教以外的思想理论通通斥为外道而加以贬低。现在我们把宗教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来加以研究，就要克服这种影响，站在更高的起点，超脱宗教派别的樊篱，实事求是地指出它的所在，恢复它的历史本来面目。
对本研究领域的看法与展望
李：中国的东方哲学与宗教研究在您这一代学者的努力之下已经初见成效，新的一代逐渐成长起来，研究机构也在协多；而从21世纪的世界大势来看，以中国与印度为代表的亚洲太平洋地区无论从经济、社会发展、政治、军事等硬实力，还是文化、精神价值等软实力来看，都处于日趋上升阶段，21世纪世界的中心将会向这一地区转移，这一趋向初露端倪。在这一形势之下，您又是如何看待东方哲学、宗教研究，对这一研究领域有什么期许呢？
黄：世界文明是从东方开始的。远在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初，中国的黄河、南亚的印度河和恒河、美索不达米亚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埃及的尼罗河这四大流域就孕育了世界最早的文明，也产生了人类最早的宗教哲学思想。目前世界上公认的自在系统的四大哲学体系中就有三个在东方。东方宗教哲学不仅在东方内部，而且也在东西方之间进行长期的交流，对世界宗教哲学的产生和发展起到过重要的推动作用。印度、波斯、阿拉伯等宗教哲学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思想相结合，开出了绚丽多姿的花朵，在我国社会和文化生活中起过重要的作用。
随着东方各国，特别是亚太地区经济和社会的高速发展，东西方文化频繁的接触和交流，东方的宗教哲学思想在世界上将起到愈来愈重要的影响，受到世界舆论界、学术界瞩目。因此，有人认为21世纪是“亚太的世纪”或“东亚文明的世纪”。美国著名的政论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未来的世纪不是按意识形态或国家来划分，百是按文明来划分，文明主要指的是宗教，文明的差异是将来世界发生冲突的根源，西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是国际政治的主线，伊斯兰教将成为西方文明的主要威胁。亨廷顿的这个观点我们当然不能同意，但它确实提出了一个新的观察世界政治、经济的视角，承认文化因素，特别是人的精神因素、宗教信仰、哲学伦理价值观等将对经济的社会所起的推动作用，因此我们对东方宗教、哲学的研究不仅有着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而且也有着迫切的现实意义。
东方宗教与哲学研究在我国是一门既古老又簇新的学科。我国古代对东方各国宗教哲学思想的研究有着悠久的传统，积累了大量丰富的资料，写出过蔚为大观的著作。例如从公元2世纪至12世纪的1000年间，我国翻译出属于印度次大陆的佛教经律论三藏共计1482部，约5000余卷，这些佛教，而且记录着次大陆的历史文化和其他宗教哲学派别的内容。法显撰写的《佛国记》和玄奘的《大唐西域记》是迄今研究印度次大陆和中亚地区各种宗教哲学的第一手资料。我国历朝编写的《二十四史》都有关于东方各国历史、文化的记录。因此，中国的资料是十分丰富、翔实和弥足珍贵的，这对于整理、发掘东方精神文化的遗产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对东方领国宗教研究的教学、研究一直是宗教、哲学学科中最薄弱的环节，目前仍处于开创和摸索的阶段，与国外近年来东方学蓬勃发展的情况相比还有一段距离。我们的研究队伍人数少、质量差，远远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和工作的需要，为此我们一定要利用我国的优势，发扬学习和研究外国历史文化的传统，积极培养和充实青年学者的队伍，开展多方位和多学科的研究，为我国当前的精视文明建设、对外文化交流和睦邻外交服务。
对青年的期望与建议
李：现在对外交流的范围与深度、研究条件的改善、研究信息与资料的获得、学术著作的发表与您这一代学者相比，都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说并没有产生与之相称的学术成果。你觉得问题何在呢？
黄：现在应当说是研究东方哲学、宗教的好时代，然而你们年轻的学者又遇上了我们不曾遇到的更大困扰：我国已进入市场经济的时代，计划经济、国家大包大揽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每位青年学都得分出相当的精力与时间去养家糊口、提高生活水平与质量。然而，如果一位年轻人选择从事学术研究的话，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应当潜心于学问，它不仅是一种职业更是一种终生的追求。
具体到东方哲学、宗教专业来说，它还对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我个人的体会来说，一位研究者应该注意以下几方面的问题：一是必须具备广博的知识。如果没有宽广的知识面一个人是很难达到专深的，同时其学术进路会存在不少的偏差与局限。其次，无论是搞东方哲学还是东方宗教研究，一个人的哲学训练和哲学思维是十分重要的；缺少了这一方面的素养，其研究很难达到一定的深度。再次，必须对中国哲学与宗教具备相当系统而深入的学习。只有对本民族的哲学与宗教有比较精深的把握，才可能对其他民族的哲学与宗教进行比较，进而达到会通。最后，不掌握他们的语言是无法深入他们民族灵魂的深处的。对于一位东方哲学的研究者而言，仅仅掌握一门英语或日语是远远不够的。
总之，我觉得做学问要扎扎实实，但更重要的还是要做人，做人是第一位的。哪怕是做不了第一流的学问家，但能做好一个人也是成功的，而其实活在世上做人是最难的。最后我想把我的座右铭告诉青年朋友，与你们共勉：
学为时用，德以养人；行藏适止，吐味幽深；不倨不谄，戒急戒躁；精厉晨昏，兀兀穷年；博而见约，深而浅出；去留无意，宠辱不惊；有教无类，甘为人梯。
（原载《学问有道——学部委员访谈录》。录入编辑：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