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为雄】1950年代中国哲学界有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争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1953年中共中央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的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怎样看待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和行将到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怎样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在这一改造过程中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变动，是当时中国理论界关注的一个重点。在此前一年即1952年，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书的中文版出版。与斯大林著作中有关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论述曾受到苏联理论界的极大重视一样，中国学界对之也极为重视，就如何领会斯大林的基础与上层建筑定义，结合中国社会现实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进行了学习和讨论。在学习和讨论过程中，中国学界对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发生了大的争论，不少知名学者都参与其中。这次争论时间长达七年，经历了两个阶段，前一阶段集中在中国过渡时期的现实基础和上层建筑问题上，后一阶段则集中在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本身。争论由杨献珍、艾思奇对中国现实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看法不同引起，随之波及全国理论界。
一、杨献珍、艾思奇争论的缘起与过程
1952年，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一书的中文版出版后，中央马列学院(1955年改名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简称中央高级党校)副院长杨献珍组织教员学习和讨论这本书。1953年，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的讨论会上，杨献珍作了《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1]的长篇发言，提出了有关经济基础的看法。杨献珍首先分析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他根据斯大林关于“基础是社会发展在每一阶段上的社会经济制度”[2](p.1)的定义，结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所说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份，这些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3](p.1433)，强调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就是由毛泽东提及的五种经济成份(结构)，或五种所有制，五种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的。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杨献珍说在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出版之前，我们对于上层建筑问题是不大明确的。在引证斯大林关于“上层建筑是社会对于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的观点，以及适合于这些观点的政治法律等制度”[2](p.1)的定义后，他提出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的观点及与这些观点相适合的政治法律制度只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资产阶级思想要予以严格批判，在政治制度中也没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合法地位。
讨论中，杨献珍同艾思奇等学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与此同时，在中央党校的课堂上和教学人员中，对这个问题都发生过争论。
1955年6月，已是马列学院院长的杨献珍将自己的讨论发言稿加以充实、整理成讲稿《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问题》，并送中央宣传部审查。杨献珍在讲稿中仍称：在过渡时期，中国社会存在着五种经济成分，即国营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合作社经济的半社会主义所有制、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个体农民所有制和国家资本主义所有制。这形成中国这种社会主义类型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在这种综合的经济基础上，形成中国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上层建筑和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为指导的思想上层建筑。整个中国社会的上层建筑包含两个部分：一为政治上层建筑，即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一为思想上层建筑，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它不是一视同仁地为“基础”中所包含的各种所有制服务，它的任务和作用，就在于把包括多种经济成分的“基础”改造成为只包括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
1955年8月，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主任艾思奇亦写出一篇长文——《对杨献珍同志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过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一文的意见》，较为全面地阐述了对过渡时期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问题的见解，批评了杨献珍的“综合经济基础论”，认为在四种所有制中，全民所有制和劳动人民的集体所有制是日益发展，而劳动人民的个体所有制和资本家的私有制是日益走向消灭境地的衰亡着的东西。“所以我们的国家政权就不是同时以四种所有制作为自己的统一的经济基础。我们的政权所依以建立的经济基础，只能是正在建立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它包括全民所有制和劳动人民的集体所有制。”[4](pp.294-295)艾思奇在引用斯大林有关上层建筑一出现就成为极大的积极力量，积极促进自己基础的形成和巩固等话后认为，我们的政权是按照斯大林指出的这个原理，帮助社会主义制度来根除和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和产生资本主义的个体私有制度。他强调，“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不是单一的，而是两种互相敌对的基础的对立的统一；上层建筑也不是单一的，是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和它相敌对的资本主义上层建筑因素的对立的统一。”[4](p.305)
杨献珍、艾思奇双方之间的这种争论(其争论文章当时并未公开发表但在国内流传)，很快在国内学界引起了反响，不少学者加入到讨论行列，他们对中国现实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提出了不同看法，并对马克思有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进行了初步探讨，更有学者对斯大林的上层建筑定义进行了质疑。
二、严北溟、肖范模等学者表达的各种不同看法
在参与争论的学者中，严北溟、徐琳、肖前、林青山、张如心等人的观点在总体上与杨献珍的观点不相同，但他们之间又各有差别。严北溟主要是批判新民主主义的“综合经济基础”论；徐琳、肖前主要是批判所谓综合性、过渡性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及单一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论；林青山主要是赞成单一的经济基础论，并认为过渡时期的上层建筑是未完成的社会主义类型；张如心则是批判综合经济基础论和综合上层建筑论。所有论者基本上都是以斯大林的基础与上层建筑定义为主要理论根据。
严北溟的《我国过渡时期的基础和上层建筑》[5]一书从我国过渡时期基础和上层建筑问题的重大意义、性质、特点及其发展规律、实质以及上层建筑的积极作用等五个部分来展开，其重点是批判“新民主主义基础”论，认为我国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处于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并充满斗争。该书指出：斯大林在其不朽著作《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一书里，对基础和上层建筑所作的经典性的定义及其相互关系的科学分析，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一关于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的原理。这为研究我国过渡时期的基础和上层建筑问题，明确其性质、产生特点、相互关系及其发展的规律等，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着极重大的意义。对于过渡时期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性质，严北溟首先就学界各种观点如“单一经济基础论”、“综合经济基础论”、“五种独立的经济基础”论及与其相联系的有关上层建筑性质的论点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这几种看法无疑都是只有片面的道理，甚至根本就是错误的。首先，“新民主主义基础”说是不能成立的，这和“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说法是同样的荒谬。过渡时期基础和上层建筑不是在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开始的，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即已准备起来的。而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是建立社会主义基础。严北溟强调，我国过渡时期上层建筑具有积极作用，它的主要组成部分，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它有巨大的经济组织职能、文化教育职能等。从严北溟的论述看，他的观点与当时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政治理论是一致的，并表明与杨献珍的观点不一致。
徐琳、肖前的《关于我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中基础与上层建筑》[6]一文，其重点是批判所谓综合性、过渡性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文章提出过渡时期是社会主义基础与上层建筑形成的时期，强调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就是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逐步改造资本主义经济和小农经济，使社会主义经济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经济基础。与建设社会主义基础的过程相适应，我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性质的上层建筑。徐琳、肖前认为，忽略在过渡时期内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尖锐的矛盾和残酷的斗争，没有注意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并非一个稳定的社会，在政治上将会导致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论或“平滑地没有斗争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错误理论。他们由此得出：“所谓综合性、过渡性的上层建筑也是不存在的”，并批判了关于“上层建筑中应该包括资产阶级思想”的“错误”，认为“资产阶级思想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敌对的”，决不能把它“归入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之内”。徐琳、肖前认为，“一方面认为我国当前的基础是多成分经济的总和，另一方面却认为上层建筑是单一的社会主义性质的上层建筑”，这种观点也不对。
林青山文章的观点主要是说明过渡时期处于正在发展和形成的单一的经济基础论，认为上层建筑是未完成的社会主义类型的。他的《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7]一文指出：“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起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个过渡性质的社会。它不是一个独立的稳定的社会形态，而是一个实行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的剧烈的革命变革的时期。”由我国正在形成和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我国过渡时期上层建筑的性质，也必然是属于社会主义类型的”。不过，林青山认为目前我国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还没有完全形成。林青山的文章没有直接批判综合经济基础论，但其论点与杨献珍的论点是不相同的。
张如心的小册子《论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8](初稿完成于1955年)，“主要是为了批判所谓‘综合经济基础论’和‘综合上层建筑论’而作的”。张如心指出，我国过渡时期经济的基本矛盾是日益壮大的社会主义和逐步地被改造和被消灭的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过渡时期是属于社会主义类型的经济形态。把各种经济基础成分混合在一起称之为统一的“综合经济基础”，这就模糊甚至抹煞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者之间的深刻对立和尖锐斗争，也无法正确说明我国过渡时期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成分不断地发展壮大，以至于最后战胜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成分，从而成为支配整个社会的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发展规律。很显然，这种说法是根本违反列宁的论断和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的。张如心从斯大林关于上层建筑会积极帮助自己的经济基础形成和巩固的观点出发，认为我们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是以过渡到没有私有制度和阶级剥削的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是以实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为任务的。张如心对综合经济基础论的批判是针对杨献珍的。
严北溟等人的文章发表后，引起另一些学者如肖范模、定思、屈万山、张建的关注与批评。肖范模主要是批评严北溟、林青山的所谓“无基础论”，批评徐琳、肖前的“单一基础论”，并提出社会主义类型的上层建筑论。定思主要是批评单一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论，赞同社会主义类型的上层建筑论。屈万山主要是对严北溟认为不能用新民主主义来概括过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性质的观点进行批评。张建则是批评单一上层建筑论。
肖范模在《我国过渡时期社会的基础和上层建筑问题》[9]一文中称：严北溟、林青山、徐琳、肖前等人的文章中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但主要观点却不能令人同意。他指出，严北溟关于“‘新民主主义基础’说是不能成立的”，问题是他只看到了过渡时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斗争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它们之间还有联合的一面，这忽视了毛主席关于矛盾斗争性与同一性的原理。对于林青山，肖范模说在他的论文中始终没有找到“什么是我国过渡时期社会的基础”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是看到一系列的“变革”、“消灭”、“斗争”等字眼，至于它们是在哪儿进行的，林青山则没有回答。这实际上就是“无基础论”。但是，“建设新的社会主义基础，消灭旧的资本主义基础这样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它既不能在空中进行，也不能在人的头脑里进行，而是一定要在现实的经济基础之上进行。”“问题很明白，当我说新民主主义社会没有一个统一的、最终完成的基础，只是指新民主主义社会与其他独立的社会形态相比较而言的，并不是指新民主主义社会本身；就新民主主义社会本身说，它的基础无疑是统一的和最终形成的。”对于徐琳、肖前关于只有“社会主义经济是我国正在发展、建设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的观点，肖范模借助斯大林、马克思的有关论点，从中国过渡时期的现实经济出发，认为他们是“单一基础论”，与严、林两人的“无基础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这种‘理论’的最大害处是，它很容易把人们导向‘左倾’冒险主义的道路；因此是要不得的。”在论及过渡时期的社会上层建筑领域内的情形时，肖范模认为严、林、徐、肖等人的解释有严重的谬误。他在引证斯大林有关上层建筑的定义后这样指出：“决不可以把思想观点与上层建筑混为一谈”，“上层建筑是社会一定的思想观点和适合于这些思想观点的组织与制度的统一。”肖范模进而指出：“在政治上，工人阶级已经居于领导地位，独掌着政治领导权；但是资产阶级还在社会生活中合法地存在着，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还参加管理国家大事。虽然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参加国家机关，是以服从工人阶级的领导为前提，但是无论如何，在客观上他却是以一个阶级的代表人物而存在着，他有着他们本阶级的政治见解，他反映着他们本阶级的利益，而他们的见解中某些合理的部分也受到工人阶级的重视而获得适当的处理。”从总体上看，肖范模的论述是较为出色的，在政治上反对左倾思想，对现实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分析也比较中肯。
定思的主要论点是不赞成单一经济基础论，但赞同上层建筑是相当复杂的社会主义类型的说法。他在《对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怎样进行研究》[10]一文中，批判了认为过渡时期经济基础只有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其他经济成分不能包括在内的见解。他认为，说经济基础只是讲的一种生产方式诸生产关系的总和，而不能解释为几种生产方式诸生产关系的总和没有什么明确的根据。对于过渡时期的上层建筑，定思说有些同志认为过渡时期的上层建筑是单一的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这是不从实际出发的，是把“社会主义类型的”和“社会主义的”混同起来了。社会主义类型的就是说它还不是社会主义的，还允许一时还不能轻易放弃非社会主义事业的阶级继续存在着，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在法律上处于平等地位，在政治上享有选举权、发言权和表决权。上层建筑指的就是政权机构、政党、人民团体、意识形态等等，其中最主要的是政党和政权机构。政权的最高机构是由各党派、各阶层的代表所组织起来的人民政治协商委员会。“所有这一切事实，都表明我国过渡时期的上层建筑并不是单一的社会主义的，而是相当复杂的社会主义类型的。”定思对现实上层建筑的阐发是较客观而具体的。
屈万山的论点主要是针对严北溟的，他认为不能用新民主主义来概括我国过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性质。在《试论我国过渡时期的基础与上层建筑——兼评严北溟著〈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11]一文中，屈万山认为我国过渡时期是有自己独立的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渡性社会，其生产关系是由统治和服从的关系向不受剥削的人们彼此间合作和互助的关系过渡性的关系，这是一种生产关系的类型，因而也就是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可见，严北溟所说的过渡型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不能构成独立的基础的论点是不能成立的。屈万山认为上层建筑也具有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性质，其特点是社会主义成分在上层建筑中占据领导地位。工人阶级在政治上保持了绝对的领导权，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居于领导地位。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政治制度，它是我国人民行使权力的国家机关。在现存的社会经济制度即基础上产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其他法律、法令，不仅反映了工人阶级和劳动者的意志和利益，而且有一部分法律也反映了一点点资产阶级的意志和利益，这就是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意志以及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允许资本家所有制的存在并且依法予以保护。所以说我国宪法是六亿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的表现。资产阶级政党在过渡时期的合法存在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所决定的。定思的优点是视野比较开阔，不仅看到了资本主义所有制应包括在现实经济基础中，同时资产阶级政党在过渡时期也合法存在，他强调民主党派是与共产党相互监督、长期共存的，国家政权等上层建筑是为基础服务的，宪法是六亿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的表现。尽管他的观点也受了斯大林上层建筑定义的影响，但他从中国社会的具体情况出发，论述问题比较透彻。
张建的观点主要是对“单一经济基础论”者和“综合经济基础论”者都认为上层建筑是单一的社会主义的作出回应，具体是对严北溟、杨献珍等人的观点进行批评。在《论我国过渡过渡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12]一文中，他认为严北溟、林青山与徐琳、肖前等人“三篇论文的观点大同小异，可以说都主张‘单一经济基础论’即我国过渡时期虽是五种经济形态同时并存，但能构成经济基础的只有社会主义经济这一种，其他实际存在着的几种经济成份都不能构成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某同志(按：杨献珍)的哲学课程讲稿观点与此相反，可以说是‘综合经济基础论’。上述两种观点只是在经济基础问题方面的分歧，至于谈到上层建筑问题就分歧较少，认为上层建筑是单一的，只为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服务。他们对什么是上层建筑的解释也大体相同，都同意把上层建筑分为政治制度的上层建筑与思想的上层建筑，思想的上层建筑只能是社会主义思想不能是资本主义思想或其它。”在深入探讨上层建筑问题时，张建认为思想上层建筑及政治上层建筑这种解释与上层建筑的定义不符合。他在引述斯大林的上层建筑定义后指出，从这个定义可以理解上层建筑为“社会对于政治、法律、宗教、艺术、哲学的观点”和“以及适合于这些观点的政治法律等制度”。但两个方面是不能机械分割开的。不能设想有两部分上层建筑，一为政治上层建筑，即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一为思想上层建筑，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世界观。这种理解可以说是错误的。这是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共产主义世界观是包罗一切方面的工人阶级的思想体系，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来的经济基础产生的上层建筑，不能不在它的统治之下。张建认为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是个矛盾统一体，二者不能机械分开。他强调国家机构根据政策的具体内容为各种经济服务，而不是单一的上层建筑为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服务。张建阐述的观点比较全面，虽然他也是在斯大林的上层建筑定义上作文章，但又想有所突破。
三、王子野对斯大林的“定义”的全面批评
在所有的讨论文章中，王子野的观点是别出一格的。他的《必须正确解释“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13]一文主要是对斯大林的基础和上层建筑定义的直接批评，在各具体论点上都与斯大林的观点不同。王子野指出，斯大林的语言学著作中“对‘基础’与‘上层建筑’两个概念有简单化、片面化的缺点。”他指出学术界跟着斯大林的定义走的现象后，接着对有关经济基础各种混乱的解释进行了批判。他写道：“这样一来，历史唯物主义就有了两个‘基础’：一个是决定社会发展的基础(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统一体的生产方式)；另一个是上层建筑所依据的基础(不直接包括生产力在内的生产关系的总和)。于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教科书上就出现了两套平行的理论：一套是讲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又一套是讲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基础’是‘生产关系的总和’，这无疑是正确的说法。但是硬要把‘基础’与‘生产方式’加以分割，不许混同，无论从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是没有根据的。”
王子野认为，没有与生产力分开的生产关系，否则最后会提出这样一个三层宝塔的公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基础)，生产关系(基础)再决定上层建筑。但是，既然最后决定的东西是生产力，它才应当是社会的“基础”。王子野认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对于“基础”的定义没有划一的说法，有时说是“生产关系的总和”，有时也说“经济生产”、“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物质关系”、“经济状况”、“经济发展阶段”、“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基础就是经济关系，就是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等等。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说过“基础”只有一个唯一的说法就是“生产关系的总和”。在马克思的标准文献《〈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列举的“三种关系：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方式与社会、政治、精神生活的一般过程；社会存在与人们的意识，都是指同一件事的三个不同的方面，决没有原则上的区别。”在展开论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时，王子野引用列宁的话说，马克思的基本思想“是把社会关系分成为了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基础——生产方式——社会存在，都指的是物质关系；上层建筑——社会、政治、精神生活的一般过程——人们的意识，都指的是思想关系。马克思借用了“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比喻，指出思想关系的“上层建筑”是依托在物质关系的“基础”之上；在考察它们何者是第一性的，何者是派生的，马克思就用了社会的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而不是相反。现在有些人却硬说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是极广泛的概念，而“基础”与“上层建筑”却要狭隘得多。这只会使人糊涂。
关于什么是“上层建筑”的问题，王子野认为这比之对“基础”的解释更加混乱。斯大林提出了一个新鲜的问题：并非一切社会现象都能归到“基础”或“上层建筑”中间去，例如语言就是。但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即存在与思维的关系，基础是第一性的东西，在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一切社会的精神生活现象都是第二性的东西，都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之内，包括语言、形式逻辑、科学，以及一切意识形态。王子野认为不能对上层建筑随基础的消灭而消灭作简单化、片面化的理解，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说法“变更”和“变革”这样的字眼，对于上层建筑对基础起积极的反作用也是极其复杂的。
王子野的文章体现了他的独立思考精神。在人们都围绕斯大林的基础与上层建筑定义做解释的大环境中，他敢于批评斯大林的观点，可谓卓尔不群，并且有些分析还很深刻。然而，由于他从列宁“把社会关系分成为了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的观点出发，同样是用社会的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的原理来解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因而未能最终正确解决问题，并错误地把语言、科学、技术等也划归到上层建筑中。
四、孙叔平、张镛等学者的深入探讨
孙叔平的《试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14]一文是较为出色的，他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有较深入的研究。孙叔平指出，对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概念的涵义，近几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界把它弄得相当混乱了，其实在马克思本人的著作里原来是清楚的。他引证了被称为“唯物史观公式”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话：“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孙叔平对此的解释是：根据马克思的论述，不能说经济基础仅仅是生产关系的总和根本不包括生产力，因为马克思把生产力作为经济结构中的因素；不能说法律、政治、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仅仅包括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因素，并不包括被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因素，因为马克思在分析法国大革命时提到有各种不同的感情、幻想、思想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不能说意识形态上层建筑中仅仅包括反映社会关系的意识形态，根本不包括自然科学，因为马克思所说的精神生活过程一定包括人对自然规律的反映，包括自然科学。
孙叔平进而评价斯大林有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定义和马克思的第一种表述大体相当，但没有明确交待经济基础是否包括生产力的内容，非统治阶级的社会观点、政治组织和无产阶级性的意识形态是否也是社会的上层建筑。斯大林的模糊之处是：其上层建筑概念仅仅包括那些和生产关系直接联系的因素，其基础概念中不包括生产力；而不认为生产力或生产方式是社会的经济基础。“由此看来，斯大林给基础和上层建筑所下的定义，比起马克思所赋予这两个概念的涵义，是要狭隘得多了。”
孙叔平说，斯大林的定义自1950年发表以来，就支配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大家都从这个定义出发来进行研究，结果把这个原来就比较狭窄的定义弄到极端狭窄的程度。在展开论述时，孙叔平着眼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构成及相互作用、它们在发展中的变革和继承。在分析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时，他提出了很有见解的观点，虽然存在较大矛盾。孙叔平说：“在社会生活中，政治生活也是一种现实，政治组织、政治机构等等更是一种存在。它们对经济有相对的独立性，而且有很大的反作用，大有影响于经济。但由于政治是经济基础的派生物，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阶级意志的表现，所以人们的政治关系本质上还起一种反映物质关系的思想关系。斯大林把政治法律制度看作是适合于某种观点的政治法律制度是正确的。也正是在这样的了解下，列宁说马克思的基本思想是把社会关系分成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
在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构成和相互作用加以总结时，孙叔平强调在对抗性社会，经济基础内部包含着对抗性的矛盾，从而为它所产生的政治、思想上层建筑中也包含着对抗性的矛盾。为统治阶级所体现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统治思想处于主导地位，标志着社会制度。为被统治阶级所体现的社会生产力以及属于被统治阶级的政治、思想因素则处于附从地位，不标志社会制度。他在论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发展中的变革和继承时，对它们的复杂性也作了探讨，还有针对性地批判了“单一经济基础”论和“单一上层建筑”论、“综合经济基础”论和“综合上层建筑”论。孙叔平指出，根据马克思的理论的精神，我们该是实事求是地去分析社会：它有些什么经济、政治、思想成分，就说它有什么成分；既不把它们平列地“综合”起来，也不把它们看成“单一”。马克思本人关于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和1851年路易·波拿巴政变的著作就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典范。但人们却讨论了一个“理论”问题：中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综合的”还是“单一的”，或者“经济基础是综合的”而“上层建筑是单一的”？这个问题并不是实际生活提出的问题。他最后批评说，人们的争论并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从定义出发的。但任何事实都不像斯大林的定义这样简单。只有“回到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才能科学地说明我们的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胜利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孙叔平的论点出色之处在于，指出政治生活是一种现实，政治组织、机构等是一种存在；并号召“回到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从实际出发来检验斯大林的上层建筑定义。
张镛参与争论在时间上属较晚的一个，他先是撰写了《论基础》和《论上层建筑》，后又在此基础上写成小册子《论基础和上层建筑》[15]。从总体上看，张镛的阐述集众家之长，在某些问题上有见解。张镛的主要观点是，强调经济基础的体系应该包括生产力在内，但过分夸大生产力在基础中的作用也是不对的。在上层建筑的体系中“应该包括每一社会历史阶段中现实存在着的一切思想关系、政治关系和一切社会意识形态”，同时“也应包括由生产力方面，即人们在共同与自然界作斗争中所产生的社会意识形态，如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等”。但是，在整个人类社会中，“还存在着一些既属于基础又属于上层建筑，或既非基础也非上层建筑的其他社会现象的。比如语言、家庭、民族等就是一些极为显明的例证。”张镛不同意上层建筑只包括统治阶级的思想体系和制度的看法，他强调上层建筑是一个矛盾统一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有巨大能动作用的关系。张镛还对几种不同意见即所谓“单一论”、“综合论”、“无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论”、“阶段论”、“多种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论”，以及经济基础“综合论”和上层建筑“单一论”、经济基础“单一论”和上层建筑“综合论”进行了商榷。他认为我国过渡时期是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并且是逐步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性质的历史时期，故不同意经济基础“单一论”者认为只有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和制度才是我国过渡时期的上层建筑的看法，也不同意经济基础“综合论”者认为由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和制度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思想意识形态“综合在一起”的统一社会上层建筑的看法。张镛的核心观点可以用“综合统一体”上层建筑论来概括。
五、这次学术争论的成果与局限
1950年代中国哲学界发生的有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争论，有其特定的学术背景。开初，讨论的重心是中国现实社会中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学者们是立足于中国社会现实来思考理论问题的。他们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作用及与资产阶级思想之间的斗争，注重工人阶级政党及其政权的主要作用同与资产阶级及其代表党派之间的斗争。从学术上看，在运用理论说明中国现实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时，杨献珍提出的“综合经济基础论”是最宝贵的成果。在上层建筑问题上，肖范模、定思、屈万山等人的观点最有价值，他们的观点基本属于“综合上层建筑论”。此外，不少学者对现实上层建筑的阐发是较客观而具体的，列举了许多上层建筑具体形式。如政权机构有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政党有民主党派和共产党；还有各党派、各阶层的代表组织起来的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治协商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和各种行政的、军事的、文化的等国家组织；此外有工会、青年团、青年联合会、合作社、妇女联合会、科学团体和文学团体、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工商业联合等组织，以及法制、意识形态等。各阶层、各党派的代表人物在行使着政权机构的各种职权等。这些阐发具有启发意义，较之1960年代及以后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阐述上层建筑时只涉及国家、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等要丰富得多。
同时，由于学界主流对苏联哲学界的紧紧跟随和对斯大林的学术崇拜，当时绝大多数学者都自发地把思想统一到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中对上层建筑的解释模式上，把这一解释模式奉为唯一正确的，一方面对它进行教条式宣传而使它圣典化，一方面又用它来解释中国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例如，参加争论的所有学者，从杨献珍、艾思奇到严北溟、徐琳、肖前、林青山、张如心等人，都是从斯大林的定义着眼来思考问题的。甚至连那些反对斯大林的上层建筑定义的学者如王子野、孙叔平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斯大林观点的影响。所有学者的论著中没有不引证斯大林有关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定义的。赞同这一定义的学者是以它为理论依据展开论述并用它来解释中国社会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如果说有不一致，只是在解释中国现实社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才不一致，才有所谓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单一论”、“综合论”、“无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论”、“阶段论”、“多种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论”，以及经济基础“综合论”和上层建筑“单一论”、经济基础“单一论”和上层建筑“综合论”等。在这种场景中，连学术名声较大的李达在思想上也受到环境的影响，在解释上层建筑时也一改以前的说法，而采用斯大林模式。
不过，尽管当时政治过多地影响了学术，学术问题往往混同于政治问题，但还是有王子野、孙叔平等学者能够独立思考、敢于批评斯大林的学术观点。王子野还正确地指出了马克思是借用“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比喻。孙叔平最可贵的是正确地指出上层建筑属于社会存在，并提倡“回到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理论”。
1950年代的这场争论，尽管开始不是就如何理解马克思的上层建筑理论展开的，而是就如何理解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内容展开的，但它从侧面反映了哲学界对马克思上层建筑理论的理解。遗憾的是，这场有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争论并未收获应有的丰硕成果。由于它涉及中国社会现实问题，以至后来蜕变为一场政治批判。1955年，杨献珍的讲稿被分送给一些学者“征求意见”，而实际上是供人批判。一些学者便纷纷撰文批判所谓“综合经济基础论”。
胡为雄，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
（原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9年1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