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庆祥 张艳涛】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中国图景”——近十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新进展
近年来，不少学者从各自视角出发，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了深度耕犁，其关注的问题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方方面面，具体包括研究主题、研究视阈、研究路径、本质特征、历史流变、当代价值、未来走向、范式转换、形态建构，等等。但我们认为，近1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最新进展突出体现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前者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什么”，后者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怎样研究”，二者背后则是研究主体之“思维方式”的引导与支撑。当代中国，引领时代发展的理论创新，富于独立精神的哲学创见，注重学术含量的思想创造，既需要研究对象与时俱进的更替，更要有方法论的高度自觉，关键则在于研究主体(学者)和学术共同体(学派)整体思维方式的转换。反思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呈现的几种路径，如无论是“回到马克思”还是“面向中国问题”，无论是“回归现实生活世界”还是“开辟新的哲学道路”，无论是“哲学范式转换”还是“阐释与创新”，大都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都显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出场的可能性，最终也都是要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新形态。
一、研究什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对象的新进展
历史的车轮驶进21世纪的大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呈现出一些新特点和新图景，“一元独尊”的时代已经结束，“多元互竞”的格局基本形成。学者们在继续关注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换这一共同主题之下，以不同研究基地和学术群体为依托，以学术论坛和学者社区为平台，在研究对象方面初步形成了几种各具特色的研究取向，并在若干重大现实问题上聚焦，昭示出哲学发展的新动向。
1.文本研究：面向文本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过去我们是一本教科书、一个体系、一种理解“一统天下”甚至“定于一尊”，现在则基本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这是一个巨大进步，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思想解放、理论创新的积极成果。
世纪之交，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泛起一股“思想淡出，学术凸显”，“回到马克思”，回归“文本研究”的思潮。此种思潮的产生有其复杂的背景，即文本研究的勃兴是对以往政治压制哲学的矫枉过正的产物。这对于破除政治与哲学混为一谈、使哲学走出政治“婢女”的境地，克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学术意识淡泊和文本意识缺失，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文本研究也隐含着马克思哲学主义研究“专门化”和“专家化”倾向。文本解读这一研究范式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南京大学张一兵教授、北京大学聂锦芳教授。其研究特色及最新进展主要表现为：张一兵从语境角度(如今强调思想构境论)出发，运用文本学方法对文本进行解读，近年来尤其注重对列宁“伯尔尼笔记”的研究，努力“回到列宁”，试图彻底解构苏联哲学教科书体系，克服以前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解；聂锦芳从研究的本真思维出发，努力使马克思文本研究回归学术层面，注重对马克思文本进行精细爬梳，试图从历史性研究中延伸出现实意义，其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圣麦克斯》一章的解读具有填补理论研究空白的意义。此外，北京大学王东教授倡导一种“以马解马”的解读方法，以区别于“以苏解马”和“以西解马”的解读模式，对文本研究也具有推动意义。
面对文本研究热潮，我们应充分肯定其学术价值、理论价值、创新价值甚至其现实意义。文本研究的语境意识和专业精神是值得钦佩的。我们主张对文本研究持“同情式理解”的态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应重视文本研究。文本研究具有基础性、前提性和艰苦性。文本研究不仅成为学术研究的基础性和前提性工作，而且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研究布局中，少数学者专门从事文本研究也是十分必要的，这有助于矫正对马克思文本的误读、误解和误用。一定意义上，文本研究能力已成为制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瓶颈。然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既要解读好马克思的文本，更要解读好当代中国现实、当代中国实践和当代中国问题。因为理论创新的真实动力在于直面社会现实而不是回归文本。当下中国颇为流行的文本学研究路向具有自身的意义，但也有其限度。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文本权威性和考据重要性只构成马克思哲学研究的基本方面，将之抬高到绝对规范的高度不仅不是学术的荣耀，反而是理论的失落”①。如果只是为了所谓“学术的严格性”和“概念的明晰性”而不断向原点“退回”，那么，这种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不是“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而是“以马克思的文本为中心”的思路，是值得反思的。②我们要警惕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导向“学院化”、“烦琐化”和“纯哲学”的学风和文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性上不是把哲学研究学院化，搞纯粹书斋里的学问，而是以哲学的方式研究问题，以人本立场关注现实人的生存境遇，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影响民众。实际上，按照诠释学的方法，仅靠文本研究未必可以解读出“本真”的马克思。在此方面，吕贝尔所开创的“西方马克思学”已证实了这一点。
总之，文本研究的根基不是所谓的学术规范和文本本位，而是历史语境和现实需要。真正的解读是要读出文本的“言外之意”和“弦外之音”，是要从历史“语境”走向现实“构境”。反思当下国内“盛行的对待经典文本的种种文本主义、诠释主义的取向，实质上根源于中国强大的文本诠释文化传统，不过是这一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遗传和沿袭。然而，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实践呼唤新的理论建构而非仅仅既有理论的诠释。在此意义上，当代中国文化的命运和当代中国学者的历史使命恰恰在于从诠释走向建构”③。我们认为，只有将“中国问题”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的基点、研究过程的基调和理论建构的旨归，合理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破解“中国问题”，才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正发展。
2.中国问题研究：面向中国问题的中国理论
随着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迅速崛起，现代性研究日益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作为“后发外源型”现代化国家，现代性研究在当代中国早已不是隔岸观火的事情，而是一个“未竟的事业”。当前，对多元现代性的探究已深入到具体的“中国现代性”、“中国问题”、“中国经验”和“中国理论”之中。研究中国问题，总结中国经验，完善中国模式，提升中国共识，是摆在中国思想者面前的现实课题。
在研究“中国问题”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马克思主义本性使然，也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现实需要。所谓中国问题，是指“中国特有”、“历史形成”、“普遍存在”、“根深蒂固”和“长期影响中国发展”的根本问题。中国问题具有总体性和特殊性，但核心是传统社会的权力结构和权力运作方式。研究中国问题固然要有世界眼光，但更要有中国立场。我们强调“中国问题”不同于“中国本位”。实际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只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国际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张力中，在理论和实践双重维度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怎样学习实践马克思主义这一重大问题上，大体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一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当初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是针对教条主义，他提醒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要面对“中国问题”而不能囿于概念和书本。可是，教条主义者无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许多观点是根据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经验总结而来的，生搬硬套地将它用到中国这样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东方社会，结果犯了“水土不服”的毛病。这样做，看起来仿佛取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经”，实际上却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活的灵魂；看起来思想无比革命，实际上思维十分保守；看似离马克思主义最近，实际上离马克思主义本真精神最远。一旦用这种理论指导实践，很容易给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带来严重损失。
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就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根“矢”，去射中国问题这个“的”，就是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破解中国问题。随着中国经济的长足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我们已迎来一个新的理论发展期，这需要在“中国经验”的总结与“中国向度”的提升中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此过程中，如何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对当代资本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理性审视，为中国发展提供思想驱动力，为中国人的发展提供引导力，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项重要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性创造，体现在实践上，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本质：走自己的路)；体现在理论上，就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本质：面向中国问题建构中国理论)；体现在政治上，就是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其本质：回归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基本价值)；体现在哲学上，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现实生活世界(其本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和人性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是要讲新话。所谓讲新话，一方面是要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一定是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实际，充分吸收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和一切外来的文明成果基础之上发展着的理论。长期以来，学界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上存在偏颇，只注重与中国现实实际相结合，即主要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现实问题相结合，忽视与中国的哲学、历史和文化相结合。因此之故，许多人只讲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是“老祖宗”，忘记了老子、孔子、墨子、孙子、荀子等中国的“老祖宗”。这是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中遭遇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老祖宗不能忘，但要讲新话。所谓讲新话，另一方面还应突破思维定势，讲自己的话。他人的合理思想应当吸收，但更要讲自己的话。很长一段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习惯于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名义而言说(当然这也是必要的)，用“别人的”话表达自己的思想，现在更注重以自己的名义来表述，用“自己的”话表达自己的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进展。
可见，把握时代需要理论，破解问题也需要理论。当代中国，需要根据人类社会发展趋势，从未来的视角来研究“中国问题”。未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有可能在国际思想舞台上占据重要地位的，也许是面向“中国问题”的“真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3.政治哲学研究新进展
从学术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就不小，政治体制改革也有进展，但政治体制改革不尽如人意，原因之一就是缺乏深入的理论研究。面对现实生活层出不穷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我们的政治哲学理论研究相对滞后，“主义”研究有余而“问题”研究不足，“思辨”研究有余而“实证”研究不足，“他者”(西方)研究有余而“自我”(中国)研究不足。这使得我们面对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复杂问题，如在权力结构与权力运作方式、合法性、社会公正等问题，在理论上还拿不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说法)，因此在实践上还得不到合理的解决(做法)。
政治生活的任何一个问题，都存在政治哲学介入的可能性，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介入中国政治生活，政治哲学已成为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的显学，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新进展。当前政治哲学研究的主要任务是：亟须政治哲学研究为推进政治建设提供政治智慧和先进理念，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政治哲学不能缺失人本关怀，当前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另一个新进展，就是注重政治活动的“属人性”。当今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关注人、尊重人，强调政治要关注人的权利，这是一种历史进步。
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的第三个新进展，就是逐渐形成不同的研究路径。在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问题上，归纳起来，主要有六条研究路径：一是在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有的学者强调当代中国应建构微观政治哲学；二是在理想层面与现实层面，有的学者强调应建构现实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三是在西方政治哲学话语与中国政治现实上，有的学者用西方政治哲学话语解读中国政治现实；四是在权力与能力方面，有的学者注重围绕权力来建构中国政治哲学；五是在学术意识与问题意识上，有的学者陶醉于纯粹的学术探讨，沉醉于政治思想史的精细爬梳，迷醉于西方问题的分析框架，对当代“中国问题”视而不见甚至不屑一顾；六是在中国问题与中国理论上，有的学者强调既要解构传统的社会层级结构，还应建构面向当代“中国问题”的政治哲学。鉴于在中国社会，总问题是政治权力与人的权利的关系问题，由此，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研究在理论关切上应回归马克思的推翻和扬弃“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一切关系”(政治解放)，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人类解放)创造条件。可见，微观政治哲学能够分析日常生活世界的一些问题，但不能解决中国政治问题，因为中国问题的根子在权力至上，欲解决权力至上问题恐怕还要从宏观入手。现实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把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指认为理想性的政治哲学，认为现阶段中国需要的是现实性的政治哲学，这对于当代中国现实政治而言，极容易重新走回哲学与政治不分的困境。单纯的拿来主义的政治哲学对于中国而言是“水土不服”的，由于中国和西方所处历史方位的落差和中国属于“政治型经济”，使得试图从西方“经济型政治”的理论中寻求中国问题的解决无疑是“缘木求鱼”。纯粹的学术探讨也是必要的，但没有切中中国问题的命脉。实际上，当代中国出现的大量问题，大多是由于政治领域至高无上的权力侵入市场而造成经济领域资本力量运作缺乏规范所产生的，权力至高无上且对权力缺乏制衡的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也很难解决。因此我们认为，当代政治哲学首先应准确判定当代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找出中国问题的症结，然后逐渐解构传统的社会层级结构，消解中国问题的世俗基础，进而建构面向中国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以先进政治理念引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
4.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新进展
近10年来，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新进展总体而言体现为，开始更为客观地梳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逻辑及其深层问题，并在研究方法上有所推进。当前，中国学者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总体研究逻辑上经历了重大转换，即从过去的流派和人物介绍到对其内在逻辑的批判分析；从对结论的评论走向对提问方式的质询；从外在的旁观式观察走向内在的参与式交流；从相互否定到彼此借鉴与欣赏；从“初级阶段”向深化发展。而隐藏其中的，则是中国学者自身学术心态的成熟、理论信心的提升和思维方式的改进。
具体而言，俞吾金从思维方式转换这一核心问题切入，以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为突破口，不仅对马克思哲学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新见解，而且也推动了对西方哲学的理解；张一兵致力于“重新解读列宁”，已取得不少成果，中国的“列宁学”研究呼之欲出；陈学明把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引入到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之中，深化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除传统的欧美马克思主义研究外，进一步扩展到对俄罗斯、古巴、越南、朝鲜，乃至澳洲、非洲、拉丁美洲等世界各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上。当然，在国外马克思主义整体图景中，最具思想原创性的依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此方面，“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和“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中心”积极推动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对话，已取得丰硕成果。这不仅拓宽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视野，而且也提升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国际化水平。
如今，应继续深化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同时也应适时提升单兵作战(学者)的研究方式为集团式攻关(学派)，建构具有本土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中国学派，唯有如此，才能在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具有中国的声音。然而“国内的哲学工作者尽管人数众多，但在总体上却是一盘散沙，缺乏有效的学派整合与理论互动。这种过分强调个性化、单兵作战、独行侠式的研究方式无疑大大落后于时代的需要，也不能胜任重大哲学创新的历史使命”④。
综上所述，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正处在分化、深化、转型和整合之中，在对话与整合的基础上建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和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形态，应该是所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共同努力的方向。问题在于，如何对话？如何整合？关键是学者要保持宽广的学术视野和宽容的学术心态，努力塑造自己的学术个性，不要迷恋“话语霸权”，而应追寻“交往理性”。实际上，每一种研究路径和方式都具有合理价值，彼此是不可替代的。学术思想只有通过互相对话与深度交流才能取长补短，也才能避免有意的曲解和无意的误解。
二、怎样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的新进展
研究对象的性质决定研究方法，而方法又影响结论。方法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工具，也是理论发展的主要标尺。仔细分析，任何理论观点上的重大分歧大都导源于研究方法上的细微差别。反思哲学发展相对迟缓的重要原因之一，也许就在于哲学方法论的相对落后。因为，用老方法研究新问题往往不能奏效，新问题只能用新方法去研究。近1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取得的进展不仅体现在研究对象(问题域)的变迁上，而且也体现在研究方法(治学方式)的改进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在“分化”与“整合”双重逻辑中展开的，但不可否认，时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存在“个性化和分化有余而沟通和整合不足”的问题(方法论个人主义和视角主义)。破解这一难题，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进行自觉的方法论反思和研究方式的根本性转换，无疑是非常必要的。在此意义上，自觉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法论问题则具有基础性和前提性意义。当然，哲学研究方法论反思不能与具体的研究绝对分离开来，否则方法论反思就容易流于坐而论道、纸上谈兵，与现实无补，与大众无关。我们认为，如果要激活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就必须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摆正马克思主义哲学位置，解决好“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的问题，这就是要为人立命、为时立言。
1.从“文本”和“主义”走向“问题”
从学术研究方法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大都是以文本和对文本的解读评价为中心，其研究方法主要是“书斋性”的。面对马克思文本，如何更加准确深入地理解和把握文本精神，关键在于方法的前置和自觉。只有运用正确的方法，才可能挖掘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研究方法是一种内涵丰富的所指。着眼于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现状，有学者强调学术规范、文本基础和比较视野三个方面，而完整的文本研究应包括前后相续、层层累积而又相互支持和融通的三个步骤、三个阶段，即版本考证、文本解读和思想研究。有学者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政治立场和主义风格，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就是要彰显马克思主义特色。实际上，不同研究路径各有其价值，彼此是不可取代的，但也各有其自身的不足，需要彼此借鉴和互补。无论是“文本”(学术性)中心，还是“主义”(政治性)中心，抑或是“问题”(现实性)中心，都带有一定的褊狭性。合理的路径也许是，从方法论入手，以文本为根基，以主义为依托，以问题为导向，推进研究方法的创新。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正逐渐走出思辨传统，走向以问题为中心，这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进步。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学者不要满足于从西方借来概念，然后对所谓的中国问题高谈阔论，而要做具有扎实学术根基的思想者。当然，以问题为中心，并非仅仅关注中国问题，而是蕴涵着丰富的研究方法和坚定的研究立场。真正具有现实关怀的哲学家，既要关注理性和理论的逻辑，更要关注历史、现实和实践的逻辑。
2.从理论独白走向思想对话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大体经历了一个从集体“合唱”到理论“独白”再到思想“对话”的发展历程。这一历程大体与“讲坛哲学”(教科书哲学)、“部门哲学”、“论坛哲学”相吻合，其背后所折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思维方式的进展。如今，拒斥“宏大叙事”和“乌托邦冲动”，从更为现实、务实和真实的视角审视当代中国问题，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研究方法，共同为当代中国问题的破解提供了推动力。我们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既要有“学科意识”，又不能形成“门户之见”。“学科”是学者的学术基地和精神家园，舍此，不会有创新；“门户”是学术研究和思想创新的大敌，有此，不会有创新。如果说思想是学术的灵魂，那么创新则是学者的生命。其实，真正的学术创新大多是奠基在充分的学术交流、思想交锋和平等对话之上的。为此，不应盲目跟风，跟着别人所谓的种种“转向”往往把自己搞得“晕头转向”，而要用创新性思维去引领学术走向。学者是知识的冒险者，他们在各自领域探究知识，凝聚创意，生产思想，建构典范，最终可能影响社会发展的轨迹，甚至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关键在于，学者应努力成为“思想巨人”，而不要沦为“精神侏儒”。
3.从诠释走向建构、从阐释走向创新
如果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想要取得实质性的进步，那么无疑需要整体研究方法的改进，主要就是从诠释和阐释走向建构和创新。在中国，诠释和阐释具有传统，现实中也有一定的市场，但如果借助于未来的眼光，建构和创新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发展的必由之路。我们主张，新哲学既要“深刻”又要“通俗”，哲学家们既要有理论思辨又要有现实关怀，应成为大众的“心灵鸡汤”。这首先需要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既要借鉴“西方理论”又要创建“中国理论”，应努力成为“中国雄鸡”(要想成为“鸡汤”首先要成为“鸡”)。遗憾的是，现在却存在一种反常的心理，很多研究者对中国现实问题漠不关心，对中国过去的问题却念念不忘，试图从“老祖宗”那里获得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虽然是必要的)，很多研究者对“中国问题”视而不见，对“西方问题”和“西方理论”却情有独钟(虽然在一定意义上这也是必要的)，试图从“洋先生”那里获得破解中国问题的答案。这既折射出一些中国学者问题意识的缺失，又反映出一些学者缺少独立思考的能力。如果不能复古和崇洋的窠臼中走出来，从诠释走向建构、从阐释走向创新，那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是非常有限的。
4.从“路径依赖”到“方法论自觉”
从诠释走向建构、从阐释走向创新的现实阻滞之一就在于根深蒂固的路径依赖。在范式转换过程中必然要提出路径依赖的问题。路径依赖根源于思维惯性，具体表现为：一些人习惯于用老办法来解决新问题，一些人习惯于用过去的办法解决现在的问题，一些人习惯于传统的研究方法和写作方法，对方法论创新显得认识不足和动力不足，对于新方法不想用、不会用、不愿用。我们检视今日的哲学论著，不难发现，存在着“随意、功利、庸俗、空泛”等诸多弊端。哲学研究方式趋同与写作方式雷同具有一致性。如何扬弃研究与表述的“同质化”，值得我们深入探究，其中“方法论自觉”是一个重要切入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若要健康发展，必须具有思想高度和理论深度的哲学批评与自我批评，必须要有“方法论自觉”。遗憾的是，学者们“争先恐后”(争着向前惟恐落后)地在学术场域中疲于奔命，很少能够静下心来反思自己的学术和思想，很少自觉进行方法论反思、批判和自省。这既造成了学术成果的低水平徘徊和简单重复，又造成了一些研究者“自以为是”过于执迷于自己的一孔之见，很少能够对自己的研究成果“自以为非”。
三、研究主体用什么思维方式进行研究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思维方式的新进展
思想引领时代。时代的发展需要哲学理论创新，国家、社会和民众对哲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期待非常高，要求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要走“高水平、有特色”的研究道路。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正处于自我革命之中，哲学革命实质上就是哲学家的自我革命，哲学研究范式转换实质上就是哲学家思维方式的转换。哲学家是哲学的对象化，有什么样的哲学家就会有什么样的哲学。“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是研究主体(学者与学派)。学术研究从对象和方法看，主要包含“研究什么”和“怎样研究”两方面，而“研究什么”(对象)和“怎样研究”(方法)需要思维方式(主体)的引导与支撑。哲学理论最重大、最根本的变化就是哲学范式的转换。
“范式”(paradigm)理论是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哲学的核心，也是一种哲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的本质内容。所谓“范式”，是指某一科学共同体在某一专业或学科中所具有的共同信念，这种信念规定了他们的共同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为他们提供了共同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框架，从而成为该学科的一种共同的传统，规定了共同的发展方向。“‘范式’一词无论实际上还是逻辑上都很接近于‘科学共同体’这个词。一种范式是也仅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东西。反过来说，也正由于他们掌握了共有的范式才组成了这个科学共同体。”⑤“范式是一个成熟的科学共同体在某段时间内所接纳的研究方法、问题领域和解题标准的源头活水。因此，接受新范式，常常需要重新定义相应的科学。”⑥在库恩看来，范式的本质特征是“革命性”和“不可通约性”，“科学革命”的实质就是“范式转换”。我们可以接着说，哲学变革的实质就是哲学范式的转换，而哲学范式转换的核心是哲学思维方式的转换。关于哲学研究范式，当前，存在着概念不清，前提不明的问题，也存在着把中国哲学研究中原本是多样化的研究路径名之曰多样化的研究范式即把哲学研究范式泛化的倾向。实际上，“哲学范式不是指某种具体的哲学分析方法，而是指哲学的总体性的活动方式，是指哲学理性分析、反思和批判活动的最基本的方式和路数”⑦。哲学研究范式从根本上说主要是指哲学思维方式的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取得的一个创新性成果，就是推动和实现了哲学思维方式的创新。概括起来，主要就是确立了实践思维方式、功能思维方式、交互主体性思维方式、类思维方式、人类学思维方式、中介思维方式、张力思维方式、边界思维方式、共生思维方式和实力主义思维方式等。哲学思维方式是理论研究的总观念与总开关，也是哲学范式转换的实质与核心。因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如果要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与突破，就必须在精心研读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基础上，切实转换并确立新的哲学范式，从追问“哲学是什么”到追问“哲学如何成为是”，从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到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自我革命”。由于哲学研究的水准与哲学研究主体素质密切相关，下面我们就主要从研究主体思维方式的视角来审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进展。
1.从本质思维走向功能思维
从本质思维走向功能思维是哲学研究者思维方式的巨大进步。近10年来，本质思维日益式微，功能思维逐渐凸显。前者注重定性分析，后者注重描述性分析、生存论分析和功能性分析，二者的区分折射出近代哲学思维方式与现代哲学思维方式之分野。以前，很多研究者不是从问题出发来切实分析问题，然后得出结论，而往往是先给出一个结论，然后极力寻章摘句地来证明这个结论，这实质是从需要出发而工具化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做法。随着时代的进步，本质思维日益暴露出不可忽视的弊端，功能思维便应运而生。从时代主题看，如果说本质思维是适合于“革命与战争”为主题的时代，那么功能思维则适合“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从思维向度来看，如果说本质思维注重前定、命定、给定，那么功能思维则是注重后定、选定、待定。由此看来，功能思维的提出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它使人们从“是什么”的追问中解脱出来，追寻“如何成为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注重人本价值观和以人为本，实际上注重的就是功能思维。以人为本是一种共同价值观。价值观的变迁，是经济社会变化的观念反映，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必然提出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问题，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必须是一种具有权威解释力、涵盖力、包容力和凝聚力的全社会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只有这样的价值观，才能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一种共同的价值导向，才能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才能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和快速发展提供价值支撑。实际上，只有坚持以人为本的社会共同价值观，才能在多元价值之上建立更高的共同价值统摄，从而形成广泛的遵从动机，构建普遍的伦理秩序。在思维方式上，人本价值观和以人为本要求我们在分析和解决一切问题时，把符合客观规律同反映人性发展要求结合起来，把科学尺度与价值尺度结合起来，用功能思维扬弃本质思维。
2.从自闭思维到开放思维
从前，一些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大多局限于就哲学论哲学，其结果总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不清。如今，学者们更注重从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等语境来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融通，注重多元视角的探究。以经济学视角为例：
从前，一些哲学研究者多“引经据典”地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名义言说，这在今天也是必要的。而如今，大多数哲学研究者具有哲学自觉和自我意识，这从论著中“我认为”、“我理解”、“在我看来”等表述日益增多可见一斑，一定程度上也表明学者们逐渐从“正统意识”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释放出“宽容意识”与“独立精神”。从“人云亦云”到“独立思想”，从“重复别人的话”到“说自己的话”，从“照着讲”、“接着讲”到“自己讲”，从“独断的言论”到“谨慎的认同”，从“插旗”到“打井”，从“断言”判断走向“假言”判断，这些都可看作是研究主体之思维方式进步的种种体现。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学术共同体正逐步以“生产性的逻辑”替代“同义反复的逻辑”，正努力走出“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方法论个人主义”与“方法论集体主义”的二元对峙，在更为宽广的视阈来考量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整个哲学发展史中的地位和价值。如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学术创新意识日益浓郁，学术心态日趋成熟，在学术成果评价方面，“宁可少些，但要好些”也渐成共识，学者们更加注重学术成果的“含金量”和对学术思想的“实质性贡献”(学术增量)。这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进展。
3.从旁观式观察到介入式思维
近年来，国内重要学术期刊多以组稿的形式刊发相关学者的论文就是一个转向，这标志着从“独唱”到“合唱”、从“自言自语”到“参与对话”时代的来临。这不仅是思想碰撞和学术整合的有效形式，而且也是“学术共同体”和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学派”建构的重要途径。当前，一些学者不甘于做“沉默的大多数”，而能够自觉地用“同情式理解”和“理性对话”的态度进行学术批评与商榷，试图冲破“论坛哲学”与“讲坛哲学”彼此疏离与相互隔离的困局。近10年，“马克思哲学论坛”、“青年哲学论坛”、“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论坛”、“全国马克思主义青年论坛”、“马克思学论坛”等学术论坛和“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心”、“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等，共同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交流。这对学术生态建设，对于学者社区的构建，都具有积极作用。
当前，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向纵深发展，中国社会“共时态”的变革急需哲学观念的引导，“历时态”的转型也需要哲学理论的支持，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中的问题更需要哲学家来“诊疗”。中国现代化的命运如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运如何，乃至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如何，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我们对重大时代课题能否作出合乎时代水平和要求的合理回答，取决于我们能否在重大现实问题上作出富于时代精神与中国特色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这就需要走出
4.从“静态思维”到“张力思维”
如何增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力和生命力，如何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力和吸引力，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和创新。而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需要具有战略思维与世界眼光，而且还需要有人本情怀与中国立场；不仅要让大众了解哲学，而且要让哲学走近大众；不仅引导学者倾听人民的声音，从中寻求学术的动力、目标和路径，而且还要倾听同行的声音，从中吸取学术的灵感、思路和眼光。这内在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原创意识、问题意识、专业意识和沟通意识都要有所增强，也需要研究方向、研究方法、思维方式都要有所创新。问题的关键还在于研究者要从“静态思维”走向“张力思维”。所谓静态思维，通常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成“铁板一块”，凸显的是“要么”“要么”的对立逻辑；所谓张力思维，强调从“惟一”到“之一”，凸显的是关系思维。当前，处理好“研究性文章”与“宣传性文章”(学术探究与理论宣传)、“研究”与“生存”(很多人只把哲学当成“谋生”的饭碗，而没有当作“谋道”的事业)、学风(研究方式)与文风(表述方式)的关系，无疑都需要确立张力思维。总之，张力思维强调哲学研究要在实证性与思辨性、理性化与人性化之间寻求平衡。
本来，中国社会百余年来的巨变，社会神经受到强烈刺激，学术思想的原动力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为什么原创思想凤毛麟角呢？深层原因是哲学家的人格独立这一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要想有原创性的成果，研究者的思想必须相对独立。中国学术研究者必须有追而赶之，赶而超之的凌云壮志，更要有脚踏实地的上下求索精神，这不仅需要有时代意识、注重学术积累，还要有问题意识且拓宽研究视野，更要有历史意识并提升研究境界和理论志气。
概括起来，哲学研究大体有五种类型：一是既不“顶天”也不“立地”。这种哲学既缺乏思辨上的超越维度，又缺少现实生活根基，只能飘浮在空中；二是“顶天”但不“立地”。这种哲学研究能够走到学术前沿，但思辨有余而关注现实人的生存境遇和发展命运不足。其实，中国学者更需要关注民众、追求真理的“泥土”精神；三是“立地”但不“顶天”。这种哲学能够关注现实问题，但思辨性和超越性欠缺，且没有走到学术前沿，思想的牵引力是非常有限的；四是“顶天立地”。这种哲学既有现实的深度，又有理论上的高度，能够成“一家之言”；五是“开天辟地”。这种哲学属于“无中生有”式的原创哲学。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大多集中在前三种类型。如果要为中国哲学创新找寻一个可靠的基地，那么，在直面“中国问题”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无疑是我们需要确立的重要路向之一。
（原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年4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