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社会环境将成为我国伦理学发展的契机和推动力。从世界伦理学发展的大趋势和我国伦理学发展应有的基本走向分析，21世纪我国伦理学的发展趋势主要体现在这样四个方面：一是伦理学向生活世界回归，克服伦理学与生活世界剥离的失误，积极介入到生活世界中去；二是同世界伦理学一道思考人类共同的伦理问题，对人类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作根本性的伦理反思；三是应用伦理学和道德哲学相得益彰，相互促进；四是道德哲学与伦理学基础理论层面的多元化与大众道德评价标准层面的一元化的统一。

在即将迈向21世纪的时候，我国的社会道德正发生剧烈的嬗变。在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中心的社会变革和转型中，伦理学正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伦理学向何处去？这是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回顾20世纪，中国伦理学主要是借助西方近现代伦理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来批判传统伦理文化，以确立科学、民主和人道主义的道德观念，构建社会主义伦理道德规范。尤其自改革、开放以来，可以说我国伦理学开始进入到一个良好的环境中，进入到一个活跃的、创造性的时代。然而，人对道德价值的追求是永恒的，人的社会行为规范是必不可少的。人的全面发展和解放是人类不懈追求的目标，人完善自己的欲望使道德发展具有无穷的动力。可以预见，21世纪的社会环境将极富刺激性和挑战性，只要正确对待，完全可以成为我国伦理学发展的新的契机和推动力。本文试图从世界伦理学发展的大趋势以及我国伦理学发展应有的基本走向对21世纪中国伦理学的发展趋势作些宏观的分析。虽然任何预测都带有假设和冒险的性质，但任何一种科学的预测对事物的发展都会起到一定的预制作用。这些预测分析之所以必要，在于它或许能够提供给我们在伦理学的研究与实践中某些应该集中注意的问题。

一、伦理学向生活世界回归

理性向生活世界的回归是世纪转换时期人类精神的重要发展趋向。寻找“意义”是人类生活的出发点和归宿，“提高生活质量”就意味着善于寻找并提升“生活”的意义。这不仅是新时期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融合的思想基础，更是伦理学的主旨所在。因此，重返生活世界、找回失落的主体意识是未来国际化时代伦理学的重要发展课题。

早在154年以前， 马克思就写道：“动物是和它的生命活动直接同一的，它没有自己和自己的生命活动之间的区别。它就是这种生命活动。人则把自己的生活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塑造，而人则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①（P50－51 ）在这里马克思指出了人的“生活活动”与动物的“生命活动”的本质区别：动物的“生命活动”是无意识的，并只能按照其所属物种的尺度来演进；人的“生活活动”则是有意识的，并且既能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又能按照内在固有的尺度来发展。在这里马克思已经涉及到“生活世界”问题，人通过其“生活活动”所创造的有意义的世界，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这是动物以“生命活动”为内涵的“生存世界”相对应的范畴。

20世纪以来，人们深化了对生活世界的认识，将广义的生活世界分成相互联系的两部分：一是指每个人都在从事的以衣食住行、饮食男女、婚丧嫁娶、言谈交往等为主要内涵的自在的、重复性的生活领域，即日常生活世界，这是狭义的生活世界；一是指人们所从事的政治、经济、技术操作、经营管理、公共事务、社会化大生产等非日常的、有组织的社会活动领域和由科学、艺术、哲学等构成的非日常的、自觉的精神生产领域，即非日常生活世界。②西方的一些重要哲学流派如现象学、存在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等都对日常生活世界表示了极大的关注，由此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生活世界理论。尽管不同的哲学家对日常生活世界有不同称谓和不同观念，但从总体上看，这些哲学家的生活世界理论不外乎两种倾向。第一种倾向是对日常生活世界持积极的价值态度，以胡塞尔和维特根斯坦等人为代表。他们着眼于拯救处于深刻危机和异化之中的科学世界、技术世界、艺术世界等非日常生活领域，主张回归日常生活世界，将日常生活世界作为价值和意义的源泉，试图为人类重建意义世界和精神家园。第二种倾向是对日常生活世界持消极的价值态度，以海德格尔、列菲伏尔、科西克、赫勒等人为代表。他们对被现代工业文明所招致的日常生活世界的全面异化及其自在状态作出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创立了“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旨在激励人们反抗日常生活世界的异化状态，创立自觉的、人道化的日常生活，生成自由的、创造性的、人道化的个体。

遗憾的是，20世纪伦理学的一个重大误区，就是与生活世界的剥离，割裂了自己与生活世界的关系，从而泯灭了生活世界生动的主观性——胡塞尔称之为交互主体性。这种失误在道德教育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伦理学和道德教育所选择的某些道德条目表面上看来源于生活世界，但由于其静止、僵化和机械，往往成为传递特定意识形态的工具，甚至沦为各种意识形态彼此交锋的“战场”，承担着政治控制的角色，在某种程度上，实质上是抛弃了生活世界中积极的文化内容——和人类在其文明演进过程中所形成的美德。生活世界是由两个因素构成的：一是生动的主观性（交互主体性），一是丰富的文化内容（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经验常识、美德系统等等）。这两个方面有机统一于一体，不可分割，剥离了其中任何一方都构不成完整意义的生活世界。伦理学遗弃了生活世界中的文化内容，必然使其所谓的“道德发展（或成熟）”流于虚妄。另一方面，尽管一些伦理学理论比较重视伦理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但它将道德个性主要化约为道德认知方面，对其他方面（如道德情感、意志与行为等）重视不够，这样，道德主体的丰富性也就消失了。

从发生学的角度看，伦理生活和道德生活原本是生活世界的一部分。在原始社会，道德教育是与人们的生产、生活过程融为一体的，“一个人是通过共同生活的过程来教育自己，而不是被别人所教育的。”③（P5）但这种原始道德教育是以非主体的形态附属于或隐含于生活世界之中的。制度化教育产生以后，特别是进入现代工业文明以来，伦理生活与道德教育却越来越从生活世界中分离出来、孤立起来。变化日速的社会生活越来越强化伦理道德及其教育的工具价值（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价值）。始于20世纪50、60年代的新科技革命使社会发生了质的变化，如果说“18世纪的产业革命是用机器去代替和驾驭人类的肌体功能”的话，那么新科技革命“同时还进而征服了人类的精神世界”③（P28），社会日益进入信息化时代。 这给伦理道德带来了双重影响。一方面，随着非日常生活领域的急剧膨胀、日常生活领域的急剧缩小，伦理道德的工具价值和制度体系也被强化到极端的程度，完全被科技工具理性所笼罩，远离了作为意义和价值之源泉的日常生活世界。另一方面，信息化时代也为日常生活世界与非日常生活世界的相互渗透、协调发展提供了机遇和条件（人们拥有了更多闲暇时间以从事日常生活；高科技使两个世界具有更多同质性；等等），胡塞尔所说的“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狭义）历史的统一”在信息化时代加快了速度（当然，两个世界的协调发展不是自发完成的，而是在人们自觉寻找“意义”的过程中实现的）。因此，毫无疑问，信息化时代也为伦理道德重返生活世界提供了机遇和条件。在21世纪，伦理学向生活世界的回归，使伦理道德作为价值主体积极参入到生活世界中去，必将成为历史的必然。

毫无疑问，确立正确的伦理道德价值观是实现“回归”的第一步。千百年来，人们把伦理道德作为社会的一种客体并不断强化其工具性价值，伦理道德因而成为政治的传声筒、经济的扬声器、文化的维护者。伦理道德是人类创造的一种特殊实践活动。从价值哲学的观点看，一种特定的实践活动及其主体既具有工具性价值——满足其实践活动及其主体之需要的属性；又具有主体性价值——满足自身需要的属性。主体性价值是人的实践活动本身的价值，是“创造价值的价值”，它是由马克思所讲的人的实践活动的“内在尺度”——主体的目的或需要所决定的，即是说人的实践活动自身就是好的、自身就是目的、无须借助其它尺度来衡量、其自身就是尺度。因此，主体性价值是内在价值，是工具性价值（外在价值）的源泉。伦理道德无疑具有诸多工具性价值——满足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身心发展的、享受生活的多种需要，但是，作为人的实践活动，更重要的在于它还具有主体性价值——创造上述多种价值的价值。因此，伦理道德的主体性价值是源、是本，是工具性价值的基础。否认了伦理道德的主体性价值，必然会导致把伦理道德作为消极的、被动的、任人摆布的客体，由此而发挥的工具性价值也必然是被扭曲了的——消极而被动的。

伦理道德作为主体而参与生活世界就意味着要对社会生活去主动适应与超越。首先，伦理道德必须把握时代的脉搏、掌握社会发展的规律与趋势，培养既适应现实又适应未来社会需要的道德个性。这需要做到三个方面。第一，要把人类在千百年来所形成的美德传统作为道德内容传授给伦理主体，以此作为生成道德个性的重要资源。当代西方在反思道德教育“决策制定”模式的缺陷后又重新回归传统的“品格教育”（charactereducation），正反映了生活世界中积极的文化内容对生成道德个性的必要性。第二，伦理道德要植根于火热的现实生活。第三，伦理道德要主动适应社会生活还意味着要有预见性。现代教育在历史上第一次为一个尚未存在的社会培养着新人，伦理学在这种“新人”的培养过程中承担着艰巨的使命，必须积极探究这种“新人”的伦理道德特征并将之实现出来。

其次，伦理学还须积极干预并超越社会生活。伦理道德作为社会的一种主体性价值，其主体性集中体现在对社会生活的积极干预和超越方面。社会各类实践活动间的关系是主体间的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协调发展的关系。多少年来，由于我们持“决定论”的观点，太多地强化了伦理道德的工具性价值，从而使伦理道德几乎近于僵化，丧失了意义和价值。强调伦理学对社会生活积极干预和超越，不仅对社会发展是有益的，而且也会最大限度地促进个体的发展——“如果一个人通过积极参加社会结构的功能活动进行学习，并于必要时在改造这些社会结构的斗争中承担个人的责任，他就会充分地实现他自己在社会各方面的潜力。”③（P206）因此，伦理学积极介入到生活世界中去，是它的重大价值所在，是21世纪伦理学再现辉煌的切入口，是我国伦理学同世界伦理学“接轨”的重要渠道。

二、思考人类共同的伦理问题

目前，就世界范围来看，随着科学技术和社会生活的发展，伦理学研究一方面表现为理论探讨的不断深入，另一方面表现为各种伦理学新学科在不断创立，以及伦理学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展。西方学者针对人类面临的各种问题，早就把科学技术、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等纳入了自己的视野，相继开拓了科学伦理学、技术伦理学、环境伦理学、遗传控制伦理学、都市伦理学等研究领域，乃至随着宇航学的发展以及宇宙飞船进入太空而建立了宇宙伦理学。相对而言，这些领域和课题在我国基本上还都是空白。还有其他一些在以往的研究中关注不够或被忽视了或深入不够的问题，如道德的主体性问题、道德权利问题、道德的政治化倾向问题等等，都迫切需要我国伦理学加以研究。因此，在21世纪，我国伦理学对伦理学中各种新课题的提出和解决，以及对伦理学研究领域的开拓和扩展，同世界伦理学一道共同思考人类面临的共同的伦理问题，是我国伦理学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走向世界”对我国伦理学来说不应该是一个时髦的口号，而应该是如同江河入海一样的必然趋势。80年代初，我国的伦理学对国门以外的问题还无暇顾及，主要关心讨论的是国内社会生活中出现的迫切问题。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加快，原先以为只有西方发达国家才会有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两极分化、贪污腐败等现象，都日益严重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加上人口爆炸、能源紧缺，使我们还未真正领略现代工业文明的好处，就提前尝到了它带来的苦果。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成了“地球村”的居民，无可奈何地面对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普遍性危机和困境。于是在本世纪末和21世纪，生命伦理学、生态伦理学、科技伦理学、社会伦理学、生物伦理学、网络伦理学等在我国都将会也应该受到重视。思考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将成为我国伦理学义不容辞的责任。

人类进化到现在，遇到的问题主要已不是自然的威胁，而是人自己造成的灾难。可以这样说，人正成为自身生存发展的首要敌人。姑且不说在我们的周围是否存在社会道德危机，但是，现实的道德冲突、价值观念的对立，都是勿庸置疑地存在着。“一方面是犯罪和腐败，另一方面是道德争论和对道德的漠不关心”④（P1）的状况在我们的生活中常可遇到。许多困扰今天世界的道德的、社会的、政治的难题，像“战争、迫害、贫困、社会不公正和不平等等问题”④（P1），同样或多或少地困扰着我们。面对着许多人类生存发展的共同问题、全球性问题，例如，核破坏的可能性；污染、人口过剩、环境、技术和工具对人类健康和我们所处的世界生存的影响；流产、节育、试管婴儿、遗传工程、脏器移植等的实施与控制；与日俱增的犯罪、野蛮和残暴行为；法律和社会对色情文学的限制无济于事；民族和种族歧视；妇女、儿童、老人、残疾人等等问题，我国伦理学同样要思考，要回答，要解决。抛开具体的伦理问题，人类急需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作根本性的反思。而这些反思都具有伦理学的性质。

具体而论，人类面临的共同的伦理问题，主要可以划分为四大内容：

第一，人类在对待自身的再生产上是采取自然放任的态度，还是根据人类长期生存发展的需要进行理性的控制；人类是否应从数量的增长转变到生命质量的提高上来；个人在如何对待自己的生命上到底有多大的权力；人口控制应由“上帝”控制还是由人自己负责，生生死死是否应该听任自然；人类可不可以加速或延缓死亡的到来；优生在何种程度上是正当和允许的；人工授精违反还是促进人类的两性感情；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来塑造未来的人类；应该为子孙后代设计些什么样的值得追求的品质；等等。

第二，人类在对待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上是采取个人主义的态度，还是完全采取利他主义的态度；谁是自己的邻人，是住在同一街道上的居民还是住在几个小时飞行才能到达之地的人；男女两性关系的目的应该是婚姻双方生儿育女呢，还是任何自愿的个人之间得到快乐；家庭是由丈夫、妻子、儿女所组成的核心家庭呢，还是由一群受书面契约的人所组成的其他类型的家庭；在工作岗位上、在朋友之间、在社会环境中，男人对女人、女人对男人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关系？等等。

第三，在人与社会、团体的关系上如何看待个人的价值与权利，有普遍的权利吗；一切权利都包含有义务呢，还是个人可以要求好生活所必需的某个条件而不用承担任何义务；为了维护社会全体成员的发展权利，在社会就业、分配、福利的有关决策中如何坚持公正、平等的原则；贫富差距应控制在何种程度内，才可以既保持社会前进所需的“落差”动力，又不致成为社会动乱的根源；等等。

第四，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应该坚持的准则是什么？外层空间应该属于谁；人对外层空间的控制应达到什么程度；人类应该怎样确定环境的完好资源；何谓正确地使用资源；在自然面前，人到底有多大的能动性；人对自然万物征服与利用在多大程度上是正当的行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方向、发展程度和研究手段是否有加以制约的必要；等等。

中国伦理学对这些人类面临的共同的伦理问题的思考，将是中国伦理学重要的生长点。

三、应用伦理学和道德哲学相得益彰

在某种程度上说，伦理学向生活世界的回归和积极思考人类面临的共同的伦理问题，正是伦理学走向应用的重要体现。另一方面，21世纪应用伦理学必将成为显学，是伦理学本身的特点和面对的历史使命所决定的。伦理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科学。伦理学的实践性决定了它不能仅仅停留在形而上学的幽深殿堂，必须走向丰富多样的社会生活。可以这样说，人们的道德思考从一开始就同人们的现实生活需要相联系，目的在于解决现实生活中所遇到的种种难题。只是古代的应用伦理仅仅是某些零散的思想，并无自觉的理论思考。现代意义上的应用伦理学是在本世纪才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21世纪伦理学应用化的趋势，也是现实生活对伦理学的要求。由于科技革命带来的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出现了许多迫切需要伦理学来解释和判断的问题，如生物遗传工程运用于人的问题，器官移植及“安乐死”问题，“代理母亲”及人的无性繁殖问题，同性恋、离婚和独身问题等等。伦理学家要为此类重大的科技和社会问题的决策提供咨询。这些都促使伦理学密切关注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和人们遇到的道德困惑，并尽力作出合理的解答。这常常是一些大众和传播媒介感兴趣的问题。因此，在21世纪，比起道德哲学来，应用伦理学将会热闹忙碌得多。

应用伦理学主要研究伦理道德在人类各个实践领域里的具体应用。但它并不是一般的伦理学原理的简单延伸和套用，而是借助于各具体学科的知识、方法和手段，对存在于人类广泛的实践活动领域里的伦理道德问题进行理论思考。因此，它具有新的对象、新的视角、新的方法，是从最新的科学研究实践出发所形成的科学理论。它一经出现就受到社会的极大关注，目前已成为世界上人文社会科学的“热门”话题之一，是人们心目中无可置疑的“显学”。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哲学－伦理学处处长金丽川先生所说：21世纪将是应用伦理学的世纪。

应用伦理学是伦理学由一般到具体的过程，也包含对策研究。一般的、基本的道德原则和规范，还不能完全满足不同职业、不同环境和场合中对人们道德指导的需求。伦理学家必须从基本的道德原则出发，制定出更加具体的各种职业道德、环境道德的准则，并探讨行之有效的道德教育方法。

一般而言，应用伦理学具有边缘性、综合性和应用性三个特点。所谓边缘性，是指应用伦理学往往处于若干学科研究的交叉地带。比如，经济伦理学是经济学、伦理学、企业学、管理学之间的边缘学科；医学伦理学是伦理学和医学之间的边缘学科；大众传播媒介伦理学是大众传播学、伦理学、文化学之间的边缘学科；政治伦理学是伦理学、政治学、管理学之间的边缘学科。应用伦理学的边缘性决定了它能够突破科学界限研究新问题。所谓综合性，是指应用伦理学不仅是运用哲学思考和哲学推理进行理论研究的学科，而且是运用各种具体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的知识研究和解决现实问题的学科。所谓应用性，是指伦理学基本原理、规范应用于现实或未来的重大社会问题和个体生活问题而形成的伦理学学科。这种应用，是人有意识地选择的应用，是一种现实生活中的创造性应用。

当然，应用伦理学的突显并不意味着道德哲学或伦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将受到削弱或不重要，恰恰相反，应用伦理学的突显尤其需要雄厚的道德哲学或伦理学基础理论作基础和指导，因此需要道德哲学和伦理学基础理论的繁荣。另一方面，应用伦理学的地位也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现实道德问题提供有效的社会决策和个体选择的方法和知识手段；二是受理论伦理学的指导与影响的同时，检验、发展和补充理论伦理学。就第一方面而言，应用伦理学已经在现实生活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这种作用的范围和程度还不能令人满意，许多研究只是在专业的范围内有意义，没有影响现实的社会生活。对现实生活作出有实际性改善的贡献，应是21世纪应用伦理学的历史责任。就第二方面而言，应用伦理学不能仅仅局限在经验材料单纯的汇集上，它必须使自身的研究上升到理论化、系统化的哲学高度。在这个意义上，应用伦理学和理论伦理学是分不开的。任何一个应用伦理学观点，都可找出一般的道德哲学理论或伦理学基础理论在它身上的应用。当然，一般的道德哲学理论在具体问题上的应用，不是把一般的原理、原则和规范简单套到现实问题上，相反，它必须在现实生活中使普遍的原理、原则和规范具体化。而这种具体化又是一个价值创造的过程。应用伦理学在使一般的道德价值得到创造性体现的应用过程中，总会呈现出理论应用的范围、理论的内含量、对理论结构的检验程度，从而促使道德哲学理论或伦理学基础理论不断完善。

四、多元化与一元化的统一

在未来的21世纪，伦理学还应该是一个多元化与一元化相统一的时代。

众所周知，伦理道德本质上属于人的价值判断，而价值判断是无法用实证科学的方法加以证明的。作为价值判断主体的人是个体与类的统一。人类既有共同的利益，又有不同集团、个人的特殊利益，所以价值判断本身是一元与多元的统一。自从人类文明出现以来，人们之间一直存在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和不同的道德价值观念。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不同国家、民族、阶级、阶层，都会有自己的价值判断标准。《庄子·刻意》篇引“野语”云：“众人重利，廉士、贤士尚志，圣人贵精。”不同价值判断之间的争端、冲突是经常存在的。在同一时代，地区、国家、民族、阶级、阶层内部，为了避免价值判断冲突造成社会生活的混乱，必须选择制定出统一的价值判断标准，通过政治上的确认、舆论上的导向和文化上的渗透，使之具有权威性或主导性。这就是价值一元化的过程。道德价值的判断也同样如此。

因此，从伦理学的发展来说，在道德哲学或伦理学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应当是多元化的，各种学说、观点可以并存。在道德规范领域，则必须保持行为标准的一元化。因为道德哲学具有非操作性的特点，对实际道德行为没有什么直接影响。多种道德学说并存，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有利于伦理学的发展。各种观点、不同学派的争论，既可为道德价值标准的选择提供较多的参照系，也可为道德观念的变革、道德原则和规范的更新提供思想源泉。有人担心“多元化”会导致道德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最终消解人类的道德。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先秦时期，中国的学术思想非常活跃，儒、道、墨、法等“三教九流”的道德哲学同时并存，这是我国古代伦理思想发展最好的时期。汉朝统治者从先秦诸子百家中选择了儒家学说，“定于一尊”，成了名符其实的国家哲学或皇家伦理学。这对于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维持封建统治秩序是有利的，对伦理学的发展则大为不利。的确，任何价值观和学派都有“定于一尊”、独占天下的企图，但实际上谁也无法完全达到这个目的。道德哲学层面的多元化，并不影响实际生活中大众道德评价标准的一元化。在我国古代，庄子个人本位和相对主义的道德观、佛家弃绝名利的出世思想，并未动摇封建社会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道德标准的主导地位。

伦理学中多元化与一元化的统一，还指道德终极目的的一致性和实现这一目的时可供选择的工具价值的多样性。如果我们设定人的全面发展为道德终极目的，并得到大家的公认，这就是目的一致性。围绕这一终极目的，道德哲学家可能提出各种各样的道德价值学说。这些价值学说相对道德终极目的而言，只有手段和工具意义。人们可以通过民主选择的方法，根据大多数人的意见，选择其中一种道德价值学说，作为制定操作性道德规范体系的理论依据。原则上讲，道德哲学的多元化，更有利于人们通过比较选择出合理有效的道德价值理论。让道德价值学说作超前的探索，始终与现行的道德原则规范之间保持一种张力，对道德的进步、完善，对伦理学的发展大有好处。可以这样说，伦理学多元化与一元化的统一，将给我国伦理学带来一个繁荣昌盛的局面。

伦理学要做到多元化与一元化相统一的发展，对我国伦理学工作者来说，是一项要求很高但又非常光荣、神圣的工作。只有做到多元化与一元化的发展，才能改变我国伦理学相对落后的局面。它要求伦理学工作者至少要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伦理学研究必须是开放的。伦理学不应是封闭的体系，而应当是开放的科学体系。过去，我们很少想到或根本否认在伦理思想方面国外也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和吸收的地方，在伦理道德问题上闭关自守、孤芳自赏。其实，不论是近现代资产阶级伦理学，还是当代西方伦理学，从研究方法到研究内容，都有值得我们学习、吸收和借鉴的地方。因此，伦理学研究必须开放，一方面要弘扬我们民族的优秀道德传统，一方面又要吸收国外伦理学说中那些对我们有用的道德意识、道德观念和研究方法。

第二，要有努力探索、不懈追求的精神，既要独立思考，又要允许各种不同观点、学说之间的争鸣。伦理学要研究、要发展、要创新，就应提倡独立思考，鼓励人们提出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允许各种不同思想、观点之间的争论，为伦理学的研究创造一个自由、宽松的学术环境。

第三要善于吸收和运用现代科学的优秀成果。伦理学要跟上不断发展变化的新形势，就必须关心各种科学技术的发展可能引起的社会变化，以及相应的伦理道德和精神世界的变化。同时，要注意吸收和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优秀成果，不断丰富和发展自身。一般说来，伦理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有不同程度的相互联系。一些社会科学，如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等，虽然不把道德作为自己的专门研究对象，但却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研究道德问题，其研究成果对伦理学往往有着直接的帮助和启发作用。一些自然科学，如人类学、医学、生理学、遗传学等等，对伦理学也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些科学的研究成果，将有助于我们认识人，认识人的行为，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它们的某些研究方法，也有值得伦理学借鉴之处。伦理学不能把自己与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分割开来、对立起来，而必须密切关注当代科学的新发展。

（原载《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03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