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元正】建国五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三大问题
新中国已经成立五十年。五十年来，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而这一变化与作为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密切相关。50年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范畴到原理，从素材到体系，从内容到形态，都有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对5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历史性的回顾和展望，有三个关涉全局的重大问题，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深刻的变化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大的成果、最重要的进展是什么？今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最迫切的任务是什么？本文将对这三大问题提出初步看法，抛砖引玉，以期求教于哲学界理论界的同志们。
一、5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深刻的变化是什么
对此，我的回答是，5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深刻的变化在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实现了以革命为主题到以发展为主题的转换。在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在中国得到了出色的运用和极大发展，就在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毛泽东指出：“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毛泽东哲学思想就是以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即以中国革命为主题形成和发展起来。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历史时期，我们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能像革命战争时期那样，仍然以革命问题为中心，而要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为中心，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因此，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实现从以革命为主题到以发展为主题的转变。
历史发展的惯性是沉重的，50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实现这一转变虽然是势在必行但决非轻而易举。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经过艰难曲折，我们毕竟实现了这一历史性转换。我之所以肯定我们实现论者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主题的转换，其主要的标志是：
第一，在对马克思主义根本道理的理解和把握上，实现了由“造反有理”到“发展是硬道理”的转换。
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自产生以来，主要是无产阶级翻身求解放的革命理论。毛泽东有一条著名的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有理”，这个口号非常鲜明生动地表明了共产党人在夺取政权之前的任务和信念，表明了革命和战争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主题。无疑，这在革命战争年代是正确的。但是，在共产党取得政权进入和平建设年代之后，继续大讲马克思主义的道理是“造反有理”，用这个道理怎么去指导我们的实践呢？我们又去造谁的反呢？毛泽东在革命即将取得胜利之前，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所以，他提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让我们跟全国人民一道，跟国家一道，跟青年们一道，干它个几十年。长期不说，干它个50年。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这个世纪还有40年，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注：转引自郭永钧、朱阳《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8—179页。）遗憾的是，由于“左”的思想在党内取得了统治地位，毛泽东开始放弃了这些正确的思想，以至后来多次重申“造反有理”。这种时空错位的“造反”理论导致了什么实践后果，这一点我们从“文化大革命”这场劫难中已经看到了。
那么，在我国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后，又应当怎样理解和表述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道理呢？邓小平根据时代和党的中心任务的变化，正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这就是“发展是硬道理”。发展，作为世界政治生活的通用术语，指的是经济落后国家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变迁过程，简言之，指的就是实现现代化。由于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因此，对于中国而言，发展又特指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又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能否发展起来实现现代化，对于中华民族的命运和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命运攸关，至关重要。中华民族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但是在近代落伍了。由于多次遭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掠夺，长期处于发展缓慢、停滞乃至倒退的境地。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但也遭受了不少的挫折。特别是长达10年之久“文化大革命”的浩劫，耗费了民族宝贵的精力，贻误了国家的发展良机，拖延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使中国与发达国家和周边国家和地区本来已经缩小了的差距又进一步拉大了。1978年，我们党在结束10年动乱之后，毅然把发展问题提到国家中心任务的地位，坚定地迈出了现代化建设的新步伐。以此为契机，中国开始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但是，由于底子薄，起点低，加之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有限，中国还是一个贫穷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上仍处在较低水平。历史与现实使中国人民取得共识，中国的出路在于发展，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中华民族的命运和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皆系于发展。如果说，在革命战争年代，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归结为一句话，就是造反有理，那么，在和平建设时期，马克思主义的道理也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发展是硬道理。1986年，邓小平在接见外宾的时候就高度概括地指出：“我们所做的工作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要发展自己…”（注：《人民日报》，
第二，在对唯物史观核心理论的理解和把握上，实现了由强调阶级斗争理论向强调生产力理论的转换。
什么是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对此没有明确回答。在革命战争年代，在阶级斗争是共产党人面临的主要任务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者往往把阶级斗争理论作为唯物史观的最核心的理论。当然，阶级斗争理论确实也是唯物主义史观念极为重要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也很重视阶级斗争理论。他们认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的主要矛盾，阶级斗争的最集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社会革命，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才能实现由低级社会形态向更高级社会形态的转变，所以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阶级斗争理论在唯物史观中占有的这种重要地位，是任何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忽视的。列宁就曾指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阶级斗争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问题之一。”（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426页、第322页。）毛泽东则进一步指出：“阶级斗争， 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反面的是历史唯心主义。”（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24页。）
列宁、毛泽东之所以如此重视阶级斗争，从根本上说，是因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直接动力。但是，如果把列宁、毛泽东的这些论述不适当的加以引申，并以此为由否定生产力理论是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坚持这种观点，就必然会导致背离历史唯物主义。但认为阶级斗争学说是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这确实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中长期以来存在的一种倾向。更有甚者，“文化大革命”中，林彪竟然公然鼓吹：“阶级和阶段斗争是所有一切社会现象的总根源。”这些问题，不仅涉及到对唯物史观的科学把握，而且直接对我们的实践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因此，要以唯物史观正确地指导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必须对阶级斗争和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对阶级斗争理论和生产力理论在唯物史观中的地位，作出科学的阐述。
正是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指出：“革命是要搞阶级斗争，但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生产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从历史的发展来讲是最根本的革命。”（注：《邓小平文选》第2 卷第311页。）这一精辟论述， 科学地阐明了阶级斗争和生产力发展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对于我们准确地理解和坚持唯物史观的核心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指出，“多少年来我们吃了一个大亏，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还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发展生产力。‘文化大革命’更走到级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他说：“我们革命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富强、人民生活的改善，革命就是空的。”“我们在总结这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1页，第3卷第254 —255页。）
第三，在对唯物辩证法的理解和运用上，从倚重矛盾的斗争性到重视矛盾的同一性。
对立统一规律即矛盾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而矛盾的基本属性就是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坚持唯物辩证法就必须善于运用对立统一规律，正确处理矛盾斗争性和同一性的关系，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不懂得这一点就不能抓住辩证思维的实质，就不可能对所处理的问题做出中肯的分析。
但是，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又因矛盾性质和矛盾环境的不同而有着不同的表现，因此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对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侧重又是依具体情况而不能一概而论的。革命战争年代所处理的大量矛盾，主要是对抗性矛盾，带有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性质，与矛盾的这种对抗性相适应，斗争性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起着主要作用，解决矛盾的方法和形式，往往是矛盾的一方克服另一方、一方消灭另一方、一方战胜另一方。因此，重视矛盾的斗争性，这在革命战争年代无疑是必要的和正确的；甚至把共产党的哲学说成是斗争哲学，这也是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的。但是在和平发展时代，在我们取得政权经济建设成为中心任务之后，仍然片面强调矛盾的斗争性，忽视矛盾的同一性，大讲斗争哲学，就不合时宜了。
本来，在进入社会建设时期后，毛泽东就开始认识到这个问题，他在关于《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已经注意到，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大量矛盾是非对抗性矛盾，同一性在解决这些矛盾的过程中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他示范地运用矛盾同一性的原理，把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国家、生产单位和个人，中央和地方等等对立的方面，采用辩证的方法使它们统一起来，协调起来，结合起来，防止思想方法上的片面性和绝对化。1957年，在《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针对斯大林把联系和斗争割裂开的形而上学做法反复指出，凡是对立着的东西总是存在着同一性，他批评斯大林，“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按照对立统一这个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对立面是斗争的，又是统一的，是相互排斥的，又是相互联系的，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又指出：“对立面的这种斗争和统一，斯大林就联系不起来，苏联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学，就是那么硬化，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不承认对立统一。因此，在政治上就犯错误。”（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7页。）可是后来毛泽东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为了给这一“左”的理论及实践提供哲学依据，不再重视同一性在解决矛盾中的作用，转而开始强调“斗争哲学”。“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更是把问题推向极端，极力宣扬“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他们肆意歪曲辩证法，胡说什么“我们共产党的哲学就是辩证法，就是对立面的斗争”，并极力鼓吹“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垮，不斗则修”，使只讲对立不讲统一的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盛行一时。由于以上原因，我们在从革命战争转向经济建设很长时间之后，在对解决矛盾的方法的认识上本应实现的转变没有能够继续进行下去。
邓小平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大师，他根据时代特征和矛盾性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确处理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关系，形成了一整套解决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矛盾的新方法。他重视同一性在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大量非对抗性矛盾的作用，创造能够使矛盾双方共同发展的良性运行机制。邓小平紧紧把握辩证思维的实质，不套用一方克服一方、一方消灭一方、一方战胜一方的解决矛盾方法，而是在强调矛盾的此一方时不忽略矛盾的彼一方，在看到矛盾双方互相排斥的性质同时看到矛盾双方互相依存的性质，在看到此方对彼方的制约时同时看到彼方对此方的制约，真正做到了在矛盾对立面的统一中认识和解决矛盾每一方面的问题。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主题的条件下，邓小平还把正确处理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的关系，重视同一性在解决矛盾中作用的方法，延伸到解决某些国际问题上，提出一整套解决对外政策和国与国之间矛盾的新方法。他指出：“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邓小平还提出，发展中国家解决相互之间的矛盾要坚持“和为贵”，中国处理与美国的关系要“有斗有和，斗而不破”。这些重视同一性在解决矛盾中作用的主张，在处理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缓和了很多矛盾，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创造了和平的国际环境。
二、5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大的成果、最重要的进展是什么？
如果我们肯定经过50年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由以革命为主题到以发展为主题的转换，那么，我们就可以进一步断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重大的成果是邓小平哲学思想的形成，最重要的进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从以革命为主题到以发展为主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划时代的变化，把它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展中的界碑，极具历史的合理性。而且这种阶段划分，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进入到新阶段，具有逻辑和历史的一致性。
当然，首先要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重大进展，是由毛泽东最先发动并作了最初探索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我们党以武装斗争夺取政权为中心任务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取得胜利，我国已经从战争年代开始进入和平时期。1956年，我国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胜利，我国已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或者更为确切地说，我国已经进入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时，我国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从以革命为中心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夺取政权建立社会主义转变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当代中国社会实践的这一历史性的转变，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也必须进行相应的主题转换，即由革命为主题转变为以建设或发展为主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保持蓬勃生机的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有效地为社会现代化建设提供世界观方法论指导的需要。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第11页。）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最早意识到这个问题。1959年末1960年初，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时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注：《读社会主义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第85页。）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时代和建设实践的需要，毛泽东撰写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些著作，都是从以革命为主题到以建设即以发展为主题而做出的尝试。当然，如前所述，由于错误地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毛泽东没有能够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主题由革命到发展的转换。
1978年，邓小平在三落三起重新复出之后，在面临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繁重任务的情况下，以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为契机，通过恢复和发展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的同时，进一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转换问题。他提出，我们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大党，必须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要按照实践的发展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前进。他说：“我们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历来重视具体的历史条件重视从研究历史和现状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来指导革命。那种否定新的历史条件的观点，就是割断历史，脱离实际，搞形而上学，就是违反辩证法。”（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21页。）1979年，邓小平在谈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工作的任务时，他先以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比较，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3页。）他强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着的，我们要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他说“什么是我国今天最重要的新情况、最重要的新问题呢？”当然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或者像我在前面说的，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已经说过，深入研究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且作出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答案，这将是我们思想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对毛泽东思想旗帜的真正高举。”（注：《邓小平文选》第2 卷第179页。）此后，他还提出，经济建设是中心， 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这实质是指出了，过去我们以革命为主题，现在我们以现代化建设即以发展为主题。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紧紧抓住这个主题，否则，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更谈不上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邓小平不仅大力倡导马克思主义的主题转换，而且身体力行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转换。他围绕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中心，集中全党和哲学理论工作者的智慧，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做出了一系列全新运用和阐述，不仅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而且形成了邓小平哲学思想这一社会主义建设历史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邓小平哲学思想是我们党和人民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最新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的新结晶。这里，由于篇幅所限，我们仅对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形态，作以梗概描述。
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唯物论基础和认识论方面，邓小平提出，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他将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并提，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并把“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新的内容。他提出，党的思想路线要为制定和贯彻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服务，思想路线要靠机制和组织路线来保证。取得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改革开放的规律性认识，要靠实事求是，要靠实践，要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解决党内外和党与党之间的分歧，不搞争论，要拿事实来说话。他坚持真理标准和价值标准的统一，进一步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具体化为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的标准。
在唯物辩证法方面，邓小平提出坚持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提出脱离实际就是搞唯心主义，就是搞形而上学，就是违背辩证法。他坚持和发展了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思想方法，创造性地提出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他坚持和发展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原理，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特殊概括现代化的一般，然后将现代化的一般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他坚持矛盾的斗争性和同一性的统一，注重同一性在解决矛盾中的重要作用，探索和创造和平发展时代和和平建设时期解决矛盾的新方法。他坚持和发展了平衡和不平衡的辩证统一原理，提出了以非平衡协调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思路。他坚持和发展了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辩证法，提出能否抓住机遇不仅影响到我国发展的快慢而且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他提出要用宏观战略眼光分析问题，开创了运用系统分析方法分析经济社会现象的典范。他运用系统综合方法，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在唯物史观方面，邓小平将生产力理论置于唯物史观的核心地位，认为生产力的革命是社会发展最根本的革命，提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他依据时代和科学的发展，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他破除了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抽象议论，尖锐指出在旧体制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情况下，不改革就是死路一条。他将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区分为基本制度和具体体制，为社会主义全面系统的改革铺平了道路。他提出革命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首先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动力。他破除了斯大林把上层建设和生产力割裂开来理论，强调了生产力与上层建筑的直接相互作用，指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他将社会形态和社会制度做出区分，指出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只有实现现代化，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他将精神文明范畴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科学阐明了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辩证关系，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但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建设高度的精神文明。
总之，邓小平哲学思想的产生，适应了时代和中国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是当代中国时代精神精华的最集中的反映。惟其如此，才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保持了蓬勃发展的生机，才能为当代中国的实践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做出结论，邓小平哲学思想是五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最重大成果，是五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最重大的进展。
三、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最迫切的任务是什么？
我认为，以毛泽东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为指导，以当代中国现代化的实践为中心，以中外传统和现代哲学为借鉴，建构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新形态，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完备科学世界观，这就是当前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最迫切的任务。
首先，这是当前我国社会实践发展的迫切需要。
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也就是不发达阶段，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矛盾是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即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实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化、信息化社会的转型，是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中华民族振兴和社会主义命运的千秋大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呼唤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建构。虽然，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实现了由以革命为主题向以发展为主题的转换，虽然我们已经有了邓小平哲学思想这一正确的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哲学理论。但是必须看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真正起步的时间并不长，我们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规律性认识知之不多，知之不深。对于发展目标、发展主体、发展动力、发展规律、发展机遇、发展战略、发展模式、发展代价、发展与对外开放、发展与制度选择、发展与技术创新、发展与政治稳定、发展与社会公正、发展与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发展与人口环境资源等重大问题，由于受实践发展的深度和广度的制约，有的我们还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认识，有的虽有突破性的认识但在实践上没有取得重大进展，这表明我们还没有把这些发展中的基本问题基本理论整合成一套具有完备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特别是，今后50年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期，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形成较为完备的理论形态的时期。我们能否在30年到50年的时间里，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仍然是对我们的一项极为严峻的考验，迎接这种考验需要极高的哲学智慧。因此，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以毛泽东哲学思想和邓小平哲学思想为指导，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中心，在广泛吸收中外传统哲学和现代哲学和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尽快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哲学。
其次，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内在发展的迫切需要。
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哲学，不仅来自中国当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迫切的需要，而且来自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内在发展的需要，因为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具有了完备的革命哲学，但恰恰还没有形成完备的发展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诞生之日起，就以批判资本主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为主题。这是时代和实践决定的。马克思自觉地意识到历史的需要，为新哲学的产生确定了基调。他指出“哲学的任务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8页。）所以， 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他们是以革命为主题来阐述和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作为革命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可以说，已经具备了完备的形态和内容。正如列宁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时指出：马克思学说完备而严密，“它给人们提供了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资产阶级压迫所做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的世界观。”（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309页。）
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它不但要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压迫提供完备的革命哲学，还必须在无产阶级夺得革命胜利之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完备的发展哲学，而且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相对于社会革命来说，需要经历更长的历史时期，任务更为繁重和复杂，这就尤其需要构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哲学。但怎样围绕社会主义建设形成马克思主义的建设哲学或发展哲学，由于受到时代和实践的限制，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条件去开展这一工作，列宁意识到这个问题但逝世过早也没有能系统地进行这一工作。斯大林和毛泽东实际上已经开展了这项工作，特别是毛泽东提出了很多可贵的思想，但他们对这个历史课题解决得都不成功、不理想。邓小平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系列新运用、新阐发，把发展确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题，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的建构奠定了基础。而建构理论形态完备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哲学，则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发展的迫切任务。
最后，这是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变化的迫切需要。
建国50年来，我们所处的时代发生了极为深刻的变化，要而言之，时代主题已经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其中发展成为了时代的核心问题。自本世纪60年代开始，这种变化就已见端倪。一方面，随着民族民主运动的空前高涨和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崩溃，广大的亚非拉国家获得了独立。这些国家为振兴本国经济，消除贫困，重新确立自己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真正走上自主发展的道路，普遍开始了工业化的进程。相对于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的发达国家，这些国家被称为发展中国家。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地域占世界陆地面积的70％，占全世界人口的80％，这样就使全世界被带入到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大发展之中，发展成为了全世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另一方面，新科技革命的蓬勃兴起，生产力极大提高，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世界总体经济水平迅速提高，社会发展进程大大加快。这又使发达国家面临一系列再发展问题。与此同时，国际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并正在由军事实力的竞争转向综合国力的较量。在这种激烈的竞争中，只有那些在发展中抢占先机的国家和民族，才能在竞争中保持优势，尽领风骚。任何国家要跟上时代的潮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都必须高度重视、认真研究、切实解决发展问题，都必须把发展作为首选的国策。环顾今日之宇内，发展的潮流浩浩荡荡，势不可挡，顺之者存，逆之者亡。发展已经成为当代世界无可争议的主题。而这个时代主题在中国的特殊表现，就是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历来重视哲学与时代的关系问题。在马克思看来，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一种哲学的命运如何，也主要取决于它能够在多大程度反映自己时代的特点、满足自己时代的要求。哲学要反映时代，最重要的是要反映时代的主题，建构出一种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能够反映时代要求的哲学理论形态。恩格斯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84页。）在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向和平与发展的条件下， 马克思主义哲学要真正成为当代时代精神的精华，为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执政党建设新世界提供指导当前社会实践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建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哲学就势在必行。
（原载《学术界》2000年01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