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泽应】新中国伦理学研究六十年的发展与启示
新中国伦理学六十年的发展是现代中国伦理学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五千年中华伦理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当代世界伦理文化的重要一脉。深入而科学地总结新中国伦理学研究的成果和经验，不仅是研究中国伦理学史的内在需要，而且对于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学体系，也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一、新中国伦理学六十年的发展
新中国伦理学六十年的发展历程，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即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初创时期、伦理学研究经受严重挫折的时期、恢复时期和发展繁荣时期。
第一阶段(1949-1965年)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奠基和初步发展时期。新中国的成立，为确立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指导地位奠定了基础，共产主义道德从共产党人的行为准则成为国家占主导地位的道德体系，获得了在全社会推广宣传的政治文化条件。1950年代初，虽然将伦理学作为一门旧学科予以取缔，并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伦理道德展开了大规模批判，但广大人民群众高涨的共产主义道德热情及其所产生的新的道德风尚，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或道德科学的研究与宣传提供了条件。1950年1月，杨甫在《中国青年》发表文章，论述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的新道德观，对《共同纲领》中所提出的国民公德予以具体解释和界定，并认为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公共财物即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最具体的表现，是人民的新道德的表现。于光远的《新中国与新爱国主义》、萧德的《论中国人民的新爱国主义》等文章则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新爱国主义的内涵、本质和特征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此外，一些学者还就共产主义人生观、动机与效果以及个人与集体关系等问题发表了个人看法。随着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的完成，学术界开展了对共产主义道德和共产主义人生观的系统研究。1955年吴江出版了《共产主义道德问题》一书，系统地阐明了什么是共产主义道德和共产主义道德的作用，论述了培养共产主义道德的方法，并对剥削阶级的道德进行了深刻批判。同年，周原冰出版了《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一书，专门就在青年中培养共产主义道德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江陵在1955年《新建设》5月号上发表的《论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一文，则探讨了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特点、内容、规律和方法诸问题。此后，从理论与实践两个角度探讨共产主义道德的文章不断增多，总的趋势是强调共产主义道德的先进性及其同一切旧道德的本质区别。1950年代中后期至1960年代中期，随着对旧道德的批判和对共产主义道德的宣传，伦理学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并在学术上展开了对人性论、人道主义、道德遗产批判继承以及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基础及特征的讨论，一些报刊还专门开展了幸福观、荣辱观、婚恋观、职业观、人生观等的讨论，李奇、周原冰、周辅成、张岱年、冯友兰、吴晗、冯定以及罗国杰、许启贤、冯其庸、李光耀、郑文林、王煦华等人均以论文或著作的形式陈述了自己的观点。这一时期的代表性著作有张岱年的《中国伦理思想发展规律的初步研究》、周原冰的《道德问题论集》、冯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周辅成编的《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中国科学院哲学所编辑的《道德遗产批判继承问题讨论集》等。应该说，此时伦理学领域里的讨论总体上是学术论争，很有助于伦理学理论研究的深化。但由于受当时政治氛围和“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影响，讨论中存在着把学术问题政治化和对不同意见上纲上线予以批判的思想倾向，致使对伦理学的客观理性研究和深入研究面临着相当的困难。
第二阶段(1966-1976年)是伦理学研究遭受严重挫折、完全被政治斗争所取代的时期。“文化大革命”初期以批判吴晗的道德论和清官思想为重点，将其道德论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不久是对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陶铸《理想、情操与精神生活》等的猛烈批判与围剿；继之是全国范围内的“破四旧、立四新”和“造反有理”、“斗私批修”运动。随着运动的升级，与红卫兵大串联相伴随的一方面是砸烂封资修的黑货，将一切关心个人利益的思想和行为完全视为封资修予以无情批判与打击，“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成了当时最流行的口号；另一方面是大搞个人崇拜，把领袖人物神化，“三忠于”、“四无限”和“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唱语录歌”等活动将人们推向对领袖人物无限痴迷的道德神秘主义之中，“顶峰论”、“救星论”一时沸沸扬扬，在全国各地革命委员会竞相成立的日子里，这种痴迷达到了最高峰。此时，否定智慧、否定思想、否定个性的道德愚昧主义甚嚣尘上，富裕成了道德败坏、道德堕落的象征，贫穷则成了光荣和革命的标志，对经济与道德、文化与道德、知识与道德的关系极力曲解，“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鼓噪盲目而热烈。与此同时，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予以彻底批判和抛弃，对西方非马克思主义伦理道德在感情上仇恨和蔑视，在学理上排斥和轻视，将马克思主义同人类以往的伦理文明截然分割开来，使马克思主义变得面目全非。“文化大革命”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把1950年代后期以来的左倾错误发展到极端，不仅造成了伦理学的停顿与扭曲，而且造成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混乱和道德危机，教训十分深刻。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此时的伦理学处于被严重扭曲的状态，仍有不少人在关心着中国社会的道德发展状况，他们以各种方式同林彪、“四人帮”的道德愚昧主义、禁欲主义和反伦理文化的观点进行斗争，遇罗克、张志新对唯成份论的批判和对真理正义的追求，以及相当一部分正直的工农群众、军人、知识分子对道德愚昧主义、禁欲主义和反伦理文化思潮的抵制，为结束“文化大革命”的伦理文化浩劫奠定了社会心理和思想文化基础。
第三阶段(1977-1991年)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获得恢复并得到初步发展的时期。“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随着拨乱反正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展开，伦理学在解放思想的进程中逐步得以恢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也为伦理学的恢复和发展开启了通路。1979年，中国人民大学恢复组建了伦理学教研室，之后，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相继组建了伦理学教研室或研究室。1979年出版的李奇著《道德科学初学集》一书(收入作者以前所写伦理学论文)和罗国杰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人民大学校内用书)，成为1970年代末重要的伦理学著作。1982年，罗国杰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和唐能赋、唐凯麟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原理》相继出版。罗国杰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新中国首部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科书，建构了以道德与利益的关系为基本问题，以道德基本理论、道德原则规范和道德实践为组成部分的伦理学结构体系。之后，为适应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需要，伦理学教科书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版面世。较有代表性的有魏英敏、金可溪编著的《伦理学简明教程》，张善城编著的《伦理学基础》，张培强、陈楚佳主编的《伦理学概论》等。老一代伦理学家如张岱年、周辅成、周原冰、李奇、朱伯崑等也重新焕发出学术青春，相继推出了一批学术专著，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如张岱年的《中国伦理思想研究》，朱伯崑的《先秦伦理学概论》，周辅成主编的《西方著名伦理学家评传》，周原冰的《道德问题丛论》和《共产主义道德通论》，李奇的《道德与社会生活》及主编的《道德学说》等著作，推动了伦理学在恢复阶段的发展。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由农村向城市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中国社会的道德面貌和人们的道德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新问题、新事物不断涌现，伦理学家们跟随时代的步伐一道前进，纷纷撰文或著书探讨改革开放所引起的道德变化以及商品经济与道德建设的关系问题。与此同时，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和西方伦理文化的研究也全面展开，出版了一批中国伦理思想史和西方伦理思想史著作。这一时期，伦理学学科建设也在一批中老年学者的带动下有秩序地进行，招收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工作顺利展开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基本上形成了一支结构合理阵容壮观的学术队伍，为伦理学在后来的繁荣和勃兴奠定了基础。
第四阶段(1992年至今)为伦理学获得飞速发展、理论体系不断完善、新学科不断出现，并取得重大成就的时期。以邓小平“南巡讲话”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为契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伦理学研究以主动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要求、更新理论体系和面向市场经济的新形象出现在中国学术舞台上，伦理学原理研究日趋深入并多有理论创新，中外伦理思想史的研究由粗疏到精密、由一般性介绍到较深入探讨、由实证性研究到应用性研究，应用伦理学研究后来居上。唐凯麟编著的《伦理学教程》、《伦理学》和《伦理大思路》，魏英敏著的《当代中国伦理与道德》和主编的《新伦理学教程》，万俊人的《伦理学新论》，王海明编著的《新伦理学》，郭广银主编的《伦理学原理》，倪素襄编著的《伦理学导论》，周中之编著的《伦理学》等在伦理学学科体系建构和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均作出了一定贡献。在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方面，唐凯麟主编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丛书”和“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发展史”等丛书，樊浩著的《中国伦理精神的历史建构》，焦国成著的《中国伦理学通论》，肖群忠著的《孝与中国文化》等著作从不同的角度拓展和深化了中国伦理学史研究，使之朝着多元而开放的方向发展。在西方伦理学史方面，不仅翻译出版了大量伦理学名著和文献资料，如罗国杰主编的“外国伦理学名著译丛”，万俊人主编的“20世纪西方伦理学经典”丛书，而且在深化研究层次、拓宽研究领域等方面也多有成就，如包利民著的《生命与逻各斯——希腊伦理思想史论》，龚群著的《当代西方道义论与功利主义研究》等著作，开创了西方伦理思想研究的新局面。尤为值得称道的是，伦理学在面向现实、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的研究中成就斐然，实践伦理学和应用伦理学异军突起，取得了十分可观的学术成果。就实践伦理学而言，爱情伦理学、婚姻家庭伦理学、性伦理学、青少年伦理学、职业伦理学、社会公德和普世伦理学的研究如火如荼，龚群的《青年伦理学》，裴烽等人的《妇女伦理学》，王伟、高玉兰的《性伦理学》，万俊人的《寻求普世伦理》等大多具有填补空白的学术创新意义。应用伦理学更是后来居上，大有引领伦理学发展潮流之势。经济伦理学、政治伦理学、科技伦理学、生命伦理学、生态伦理学、教育伦理学、宗教伦理学、文化伦理学、国际关系伦理学、新闻伦理学、网络伦理学、传媒伦理学等新学科不断创立，并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发展成为热门学科和显学科。应用伦理学研究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成果，从整体上推进着中国伦理学的发展水平，并引起了世界同行的关注，为人类伦理学的进步与繁荣作出了很大贡献。
二、新中国伦理学的特质及学术成就
新中国伦理学是相对于旧中国伦理学而言的一种崭新的伦理学类型，在中国伦理文化发展史上，它标志着中国社会的道德变迁和伦理文化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以往的伦理学总体上是为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服务的伦理学，为统治者及其利益辩护，很少在事实上为劳动阶层的利益辩护。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新中国伦理学从根本上扭转了伦理学发展的方向，将广大劳动大众群体的利益提到伦理思维中心的地位，从此，广大劳动大众群体成为新道德的主体，他们的道德观念和道德思想获得了充分表现或表达的机会，伦理学发生了根本的转型。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伦理思想获得了支配性和主导性地位，共产主义道德由解放区走向全国，并被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同和自觉接受，从而开创了中国伦理文化发展的新纪元，进入了崭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新中国伦理学六十年取得的成就集中表现在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中国社会主义伦理文化得以形成并获得较大发展，在伦理学学科体系建设以及中外伦理思想史、应用伦理学研究上取得一定突破性成果。
(一)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
在六十年的发展历程中，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伦理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思想体系(包括邓小平伦理思想、熔铸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伦理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中的伦理思想)。毛泽东伦理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思想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理论与价值基础。邓小平伦理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在改革开放时期的第一个杰出理论成果，是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执政党、国家和人民伦理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及集体智慧的结晶，体现着中国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科学的集体智慧及民族精神。邓小平伦理思想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为精神实质，以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时代的主旋律，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面向现代化为基本的价值视野，以培养社会主义“四有”新人和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宗旨，体现着与时俱进的伦理品格和道德气质。熔铸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伦理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的又一个杰出理论成果，是对毛泽东伦理思想和邓小平伦理思想在新的历史情况下的继承与发展，既坚持邓小平伦理思想的基本原理，又结合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国际国内形势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历史发展要求，创造性地提出了弘扬主旋律、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建构既立足于现实又面向未来，既有民族特色又有时代价值的新型伦理文化体系的许多设想，主张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现代法制规范相协调、与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伦理道德体系，回答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时代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伦理道德，以及怎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等一系列重大伦理道德问题，成为指导新阶段社会主义伦理道德建设的思想基础。建立在科学发展观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伦理文化建设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它紧密结合21世纪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生活实际，不断探索和回答社会主义伦理文化建设应当实现怎样的发展以及如何发展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以科学发展观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伦理文化建设理论，侧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主张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社会风尚，建设和谐文化，大力弘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伦理价值观念，强调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立足于实现以人为本、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伦理文化的发展。
(二)社会主义伦理文化得以形成并获得很大发展
新中国的伦理学是社会主义伦理文化从形成到发展并在发展中走向振兴的伦理学。社会主义伦理文化形成的标志性成果表现为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的建立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提出，并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政府十分注重对旧道德的批判及新道德的建设，《共同纲领》将“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和爱护公共财物”确立为中国人民的新道德。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毛泽东、刘少奇等对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作过精辟的论述，主张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作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先后召开了两次专门讨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会议，对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作了全面的部署和研究，形成了两个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这两个决议对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作了较为精辟和全面的论述，明确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宗旨、任务、方法、内容和措施。新世纪之初，中共中央颁发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不仅强调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而且提出了“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主张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着力点，鼓励人们在社会上做一个好公民，在工作中做一个好建设者，在家庭里做一个好成员。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应当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确立，标志着中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有了明确的目标和路径，为当代中国伦理学研究指明了方向。
(三)伦理学学科体系建设日趋完善
20世纪60年代，周原冰、李奇等人在道德遗产批判继承讨论中发表的有关文章，涉及到伦理学学科体系建设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教研室编写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学大纲》初步勾勒出了伦理学的体系框架。1970年代末罗国杰主持编写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新中国第一本系统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科书，它运用唯物史观研究道德现象，并紧密联系中外伦理思想史的发展以及中国现阶段道德建设的实际，建构了一个由道德基本理论、道德原则规范和道德活动三部分构成的较为完整且逻辑谨严的伦理学学科体系。为了反映改革开放时代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罗国杰又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一书的框架体系作了修改，于1989年推出了《伦理学》一书。该著建构了一个社会道德结构的总体模式，即社会道德结构以社会道德关系为主体，由道德意识现象、社会道德规范现象和社会道德活动现象三部分所组成，依其与时代要求的关系来看，每一社会道德现象都内含三种成分，即过时的道德成分、应世的道德成分和趋前的道德成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道德规范体系从低到高依次表现为社会主义社会公共生活领域的一般道德规范，社会主义社会家庭生活领域、职业生活领域的特殊道德规范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和社会主义社会最高道德规范，这四个不同层次的道德要求构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道德规范体系，它要求从社会公德出发走向社会主义道德和共产主义道德，把普遍性的道德要求和先进性的道德要求有机地结合起来[1](P214—216)。该著将中国伦理学体系结构的建树推进了一大步。唐凯麟、魏英敏等人推出的伦理学教科书，既继承了罗国杰所建立的伦理学体系结构之精华，又有所突破和创新，对推动伦理学体系结构的发展和完善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此外，周中之主编的《伦理学》、倪素襄编著的《伦理学导论》等书亦对伦理学学科体系多有探讨，推劝中国伦理学科学体系建设日趋完善。
(四)伦理思想史学的创设与全面研究
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中外伦理思想史的研究被提上日程，张岱年、周辅成等人在此方面作出了较大贡献。1957年，张岱年出版了《中国伦理思想发展规律的初步研究》，该书是继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之后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伦理思想史的扛鼎之作。1964年，周辅成编辑出版了《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该书为开展西方伦理学史的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而其中的一些作者介绍和编目成为研究西方伦理学史的重要参考。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是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的黄金时期，中国伦理思想史学科、西方伦理思想史学科和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学科得以形成，并进入初步繁荣和发展的阶段。陈瑛、刘启林等编撰的《中国伦理思想史》，沈善洪、王凤贤合著的《中国伦理学说史》，朱贻庭主编的《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等，开创了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中国伦理思想史的新局面，开拓了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的新空间。章海山著的《西方伦理思想史》，罗国杰、宋希仁合著的《西方伦理思想史》，万俊人著的《现代西方伦理学史》等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西方伦理思想史，开拓了西方伦理思想史研究的新空间。章海山著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的历程》，宋惠昌著的《马克思、恩格斯的伦理学》等著作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学科，为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发展史奠定了基础。中国伦理思想史学科、西方伦理思想史学科和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史学科的创立，标志着中国伦理思想史学取得了开创性的成就，为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思想史的营养和学理支撑。
(五)应用伦理学的全面拓展与空前繁盛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的加快，随着中国对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和伦理学了解的加深，应用伦理学的研究开始成为伦理学研究中新的闪光点，并在伦理学研究中获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邱仁宗著的《生命伦理学》，徐少锦主编的《科技伦理学》，陈荣耀著的《企业伦理》，孙慕义著的《后现代卫生经济伦理学》，严耕等著的《网络伦理》，王正平著的《教育伦理学》，苏勇著的《管理伦理学》，陈汝东著的《语言伦理学》，韦正翔著的《软和平：国际政治中的强权与道德》等，在吸收西方应用伦理学精华与合理因素的基础上，积极主动地开发传统伦理思想中的应用伦理思想资源，并使其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所需要的伦理精神相一致，基本上构架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用伦理学学科体系。
目前，中国的伦理学学科不断孕育和孵化出许多新的学科，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学科群，显示了同社会生活及现代科学技术密切结合并渗透其中和指引其发展的效能。伦理学在当代中国社会的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日益显著，建设合乎中国社会主义新伦理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体系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
三、新中国伦理学六十年发展的有益启示
(一)必须把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有机地统一起来
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是作为西方资本主义道德关系及其观念的批判者和新社会道德关系、价值观念的确立者而出现于人类伦理思想史上的，它代表了一种既超越封建社会时代、又超越资本主义时代的道德价值自觉和伦理努力。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是在中国传统封建道德已经解体而资本主义道德无力化解中国近代以来所发生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深刻道德危机，而中国人民又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社会发展道德的历史文化条件下开始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产生是人类伦理思想史上的伟大变革，它结束了关于伦理道德具有超自然的根源的一切神话，结束了关于道德规范和道德评价具有纯主观性质、仿佛是从自由意志而来的一切神话，结束了想靠自由、平等、博爱来战胜一切现实矛盾冲突的幻想。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消除了准则主义和实证科学主义的片面性[2](P11)，将伦理学的科学研究同表述价值准则和道德规范的目标追求结合起来，实现了理论任务和实践任务的一体化，不仅注重从理论上解释世界，更注重从实践层面上改造世界。
因此，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指导和领导地位，这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根本保证。历史证明，我们什么时候比较好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伦理思想，什么时候的道德建设和道德风气就比较好；反之，就会产生危机，社会道德风气就下滑败坏。但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是不断发展前进的科学的道德理论，它没有也不可能穷尽人类道德生活的事实和价值，只是为认识和把握人类不断变化的道德生活的事实与价值提供了认识基础及价值取向。因此，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生命力在于与时俱进和随道德生活的变化而发展。当代的伦理道德建设和伦理学学科建设要想取得无愧于时代的进步，就必须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反对教条主义的态度，反对否定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错误倾向，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分析具体的道德生活实际，解决具体的道德问题，不因纷繁复杂的道德生活实际而失去应有的发展方向，同时从道德生活的具体实际中摄取新的动力，进一步发展和丰富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以新的观点和理论充实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宝库，为世界伦理文化的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二)必须把对伦理文化遗产的批判继承与超越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
新中国伦理学六十年发展告诉我们，正确认识和对待古今中外伦理文化遗产，始终是一个事关伦理文化建设和发展的根本性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对待人类伦理文化遗产的问题上，曾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批判继承，推陈出新”的方针，为解决近代以来的古今中西之争提供了正确的方向。但由于没有很好地贯彻这一方针，过于强调“破旧立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错误地把传统伦理文化同封建道德联系起来，把西方近现代的伦理文化同资本主义道德联系起来，误以为建设中国社会主义道德和共产主义新道德必然要同中国传统的伦理文化和西方近现代的伦理文化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认为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道德原则同封建家族道德原则和资本主义社会个人主义道德原则毫无共通之处。这一倾向在1960年代初的道德遗产批判继承问题的学术讨论中表现得十分突出，对提出道德遗产批判继承问题的吴晗作了无情批判。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拨乱反正和解放思想，伦理学研究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关于伦理文化遗产问题的争论展开了历史性的反思，开始把传统伦理文化同封建社会道德区分开来，把西方近现代伦理文化同资本主义社会道德区分开来，承认传统伦理文化和西方近现代伦理文化均有值得批判和继承的地方，伦理学研究得以正常开展。当然，这一时期在对待人类伦理文化遗产的问题上，也还存在着不同程度上的认识偏差，如1980年代中后期曾盛行一时的否定传统伦理文化和盲目崇拜西方伦理文化的言论，1990年代初的中国伦理文化国粹说和对西方伦理文化某种意义上的偏见仇视等，这两种偏向均曾使伦理思想界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混乱。
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无论是否定传统伦理文化或否定西方伦理文化，抑或是片面地醉心于传统伦理文化和西方伦理文化，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批判继承态度。新世纪的伦理文化建设要求我们在对待人类伦理文化遗产的态度问题上必须坚持批判继承和超越创新的统一，从创造社会主义新伦理文化的需要和价值出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本国，面向世界和未来，批判继承传统伦理文化的精华，大胆借鉴人类一切优秀伦理文化的合理因素，正确处理伦理文化建设上的全球性与民族性的关系，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创造出一种既有民族特色又体现时代精神和世界眼光的新型的中国社会主义伦理文化。
(三)必须正确处理伦理学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需要的关系
回溯新中国伦理学研究六十年的发展历程，我们感受很深的一点就是伦理学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必须保持一定的张力，不为现实政治服务或跟着政治跑、完全沦为政治的婢女的伦理学研究都是可悲的。伦理学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之间既有一个相互需要、相互适应的问题，也有一个相互改造、相互提升的问题。在中国古代伦理学理论里，有一个“道统”与“政统”的关系问题，当“政统”与“道统”发生矛盾时，儒家伦理是主张“从道不
(四)必须正确处理伦理学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关系
伦理学具有理论和实践的二重性。伦理学首先是一门研究道德现象的学问，有其理论品格。因此，历代的伦理学研究道德现象都不是停留在简单的道德事实记录和单纯的道德事实描述上，而是要深入到人类社会道德现象的内在本质揭示其发生、发展规律，揭示不同时代的社会为什么要有与之相适应的道德，并从道德的“当然之则”去揭示其“必然之理”。这就决定了伦理学是一门系统的理论科学。如果伦理学只限于事实描述而缺乏理论论证，那么它就会成为形式主义的事实知识或材料堆积，而失去其应有的理论分析和理性认知作用。
其次，伦理学是关于实践理性的学问，其社会使命就是根据一定社会的发展规律及其共同价值要求来陶冶人的品性，改变人的气质，培养人的道德情感和道德信念，造就理想人格。伦理学的实践品性要求“化理论为德行，变哲思为人品”。在社会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科技革命极大地改变人自身生活方式的当代，出现并产生了一系列新的伦理道德问题和现象是十分正常的。伦理学不仅要在理论上寻求新的突破，更要面向道德生活的实际中作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21世纪是应用伦理学的世纪，无数新的应用伦理学问题和现象，诸如经济伦理、政治伦理、生态伦理、科技伦理、网络伦理、生命伦理、宇宙开发伦理等都要求我们去认识和把握，通过发展应用伦理学去充实和提升理论伦理学，是伦理学在新世纪历史条件下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王泽应(1956-)，男，湖南省祁东县人，湖南师范大学道德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伦理学研究，
（原载《河北学刊》2009年3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