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是一张端庄慈祥的笑容，每个动作都是那样地温文尔雅。然而，在这一切的里面，跳动着一颗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心，那样赤热，那样坚毅。这就是我们敬爱的老师李奇同志，著名的哲学家，新中国伦理学的奠基人之一。

李奇同志原名李子让，笔名李之畦，是河北省饶阳人，出生于上世纪初一个破落地主的家庭。父亲很早就去世了，作为女姓，她和她的母亲、姐姐饱受了族人的欺凌、看够了亲属的冷眼，对于社会的黑暗、世道的不平有着强烈的体会和感受。她仇恨封建社会，崇敬木兰从军、缇萦救父，还有《水浒传》里的那些“锄强扶弱”、“抱打不平”的英雄好汉，特别是秋瑾等女革命家，盼望着社会的改变。

然而，命运的根本改变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上世纪初三十年代，还在河北保定读师范学校的她，积极地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运动中，她结识了不少进步学生，阅读了当时“创造社”和其他一些杂志社编辑出版的进步著作，尤其是读了《煤油》、《士敏土》、《屠场》、《第四十一》等文艺作品。后来，更接触了党的地下刊物《红旗》，读了《共产党宣言》、倍倍尔的《妇女论》等等著作，认识到，“要妇女真正解放，改造社会，只有共产主义，只有整个被压迫阶级解放之后才能实现。”

李奇同志于1935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同年参加了“一二·九”运动，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她到了延安，进入马列学院读书。此时，她如饥似渴地读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听了艾思奇、王学文、吴黎平等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讲课，听过刘少奇、陈云、李维汉等关于党的建设、统一战线、党员思想修养等的讲话。虽然当时生活极其艰苦，坐在土窑洞里的小马扎上学习，晚上还要在小油灯下进行讨论，但是，她从内心里感到兴奋不已，觉得自己已经“由一个自由学生，变成了一位职业革命家”。后来她又到中央出版发行部编审科工作，参加审校《列宁选集》等经典著作，感到自己“受益很大”。抗战胜利后，她随部队到哈尔滨、吉林等地，作过教育工作和党政干部。1949年后曾任中国共产党吉林市委宣传部长等职，李老师不但要管政策宣传教育，还要管干部的理论学习，这就使她更加注意学习。1955年奉调到了北京后，热爱理论工作的她，曾经给中央组织部打过报告，要求继续学习，搞理论专业。也许正是由于这个请求，她被派往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在潘梓年等同志的领导下，筹建哲学研究所，并且进行理论研究工作。

可以说，从1935年到1955年，由北平到延安，然后又回到北京，这二十年，李奇同志的历史，主要是革命战士的历史，也可以说是她作为一名学者的前史。在这一时期里，她读了大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积累了深厚的理论功底，而雄伟壮阔革命斗争实践，更为她后来的伦理学研究打下了雄厚的基础。要知道，伦理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一门特殊的科学，没有时代背景的感召，没有深刻的生活实践经验和体会，是难以进入门径的，更何况窥其堂奥。

重回北京，来到一个新的学术研究单位，李奇老师更加认真读书。这一阶段，她钻研过诸子百家，读过不少哲学史、思想史著作，尤其是旧中国出版的一些中西伦理学著作，开始了她自己的伦理学研究之路。而这条道路是同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发展道路完全一致的。

我们知道，中国具有重视伦理道德的悠久历史传统，从古代一直到近代，伦理文化从来都是中华文化的重点甚至核心。从19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上半叶，严复、蔡元培等人，张东荪、贺麟等人，都译过、写过伦理学的著作和教科书。旧中国的大学里普遍开设伦理学课程。全国解放后，在五十年代初，张岱年先生写过《中国伦理思想发展规律的初步研究》（1958年出版），周辅成先生编译过《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册）（1954年写作，1964年出版）。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高度重视社会的伦理道德，在解放区里普遍开展过青年修养和共产主义者道德教育，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刘少奇同志的《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在革命队伍队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后来，冯定、周原冰同志也积极地研究过青年道德修养，并且在革命根据地，在革命队伍里从事过共产主义道德的宣传教育工作。这是新中国伦理学产生和发展的基本原因。

新中国伦理学发展的一个导因是前苏联的伦理学研究的起步。1959年9月，前苏联举行过一次学术讨论会，会议提出，西方的伦理学其中尽管有种种问题，但是，伦理学本身并不是伪科学，应当有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施什金五十年代出版《共产主义道德概论》，迅速地在我国翻译出版。这个学术研究的动向和信息，引起了我国有关方面的关注。据说当时党中央宣传部的负责人，如周扬、于光远等，曾经在北海公园等处，邀集一些学者谈话，要求开展这个方面的研究工作。从此，我国的伦理学研究也开始了起步。

当然，新中国伦理学产生和发展的最重要的原因，还是现实生活出现的对于伦理学的要求。人们发现，在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教育工作中，以往那种简单直捷、就事论事的思想道德教育已经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要求，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要求更高层次的理论来回答。例如，如何看待个人利益和个人主义，如何看待道德行为中的动机与效果的关系等等，在五十年代已经成为青年人特别关心的问题，需要提高到理论的高度进行解决。此外，理论界关于道德的继承性与阶级性的讨论等等，也需要伦理学理论的指导。回忆这一段历史，她说：“解放以来，有些同志写过一些关于青年修养方面的文章和著作，但是一直没有在理论界、教育界中广泛地开展起伦理学的研究工作。文化大革命前关于道德问题的讨论曾经活跃过一阵，也引起过道德理论上的一些争论。从这些理论问题的争论的尖锐性、现实性来看，可以充分说明道德科学（伦理学）是一门不可忽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的组成部分；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它总是思想、理论领域里的一个客观存在的科学阵地；马克思列宁主义道德理论不去占领，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道德思想就会去占领，真正的共产主义道德准则和无产阶级的道德风尚就建立不起来。”基于这样的认识，也基于1958年出现的大跃进形势，人们解放思想，敢想敢干，于是，伦理学的研究首先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等地，开展了起来。

从1958年撰写了《个人利益和个人主义》等文章开始，一直到1964年，李奇同志在《光明日报》、《文汇报》和《新建设》、《哲学研究》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文章。系统阐发伦理学的一系列基本原理，包括伦理学是一门什么样的科学，主要是研究什么问题的？社会道德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存在、社会经济关系如何决定着作为社会意识的道德？如此等等，这是她在伦理学研究的第一个阶段始终思考的问题，所有的研究也主要围绕着这些问题而展开。特别是在1962年，她一口气发表了七篇文章，如《马克思主义对伦理学的革命变革》、《道德的起源及其历史作用》、《动机与效果的辩证关系》、《论无产阶级道德原则和功利主义》等等。显然，这些文章不是临时挤出来的，而是经过多年来的读书学习，反复深入地思考，慎重写出来的，犹如火山的爆发，是长期积累而形成的。其特点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特别是唯物史观，全面系统地探讨了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以这样杰出的成绩，与其他伦理学家，如冯定、周原冰、罗国杰等一起，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在中国的发展奠了基。

与此同时，李奇同志还活跃在社会工作里，为伦理学的发展鸣锣开道。1961年，应当时《人民日报》负责人邓拓邀请，她在11月14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建议开展伦理学的研究工作》，在当时的公开报刊上，第一次为伦理学的新生呼吁。她还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等院校开始讲授过马克思主义的道德学说，参加过在那里举办的有关伦理学研究的会议。在这一时期里，李奇同志在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室内建立了伦理学组，建立伦理学的团队，并且开始带研究生。 1964年秋，新中国第一批伦理学研究生刘启林、石玉彬等进入了哲学所的这个组。这就是新中国伦理学发展的第一个时期，即萌生时期。

不幸的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左”的思潮，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断了李奇同志等人的研究道路，使新中国伦理学进入了又一次的沉寂时期，刚刚开放的伦理学之花在严冬之下凋零了。其实早在文革以前的数年，学术界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从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起，“革命的大批判”就代替了学术研究，伦理学的研究更是首当其冲；后来的“革命大批判”更是升级，由“文斗”变成了“武斗”，思想上的“批判”变成了“肉体的批判”。李奇同志和哲学所的几乎所有研究人员都被送入河南省息县的“五七干校”，一切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都停滞了，在十四、五年时间里，不必说伦理学研究，就是伦理学这三个字，除了作为大批判的资料之外，几乎是无人谈起。

从粉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特别是到八届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人民进入改革开放时期，“突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李奇同志怀着深深的喜悦之情，迎来了我国的伦理学发展的第二个春天，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恢复和发展阶段，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伦理学的发展和繁荣的时期。在这一时期，李奇同志不但批判了林彪、四人帮在伦理学领域制造的种种灾难、种种谬论，而且以绝大的勇气和魄力进行了拨乱反正。她积极地整理了自己以前的著作，出版了《道德科学初学集》，而且写出了大量文章，系统地探讨了《道德与利益》、《道德与政治》、《道德与法律》《道德与文艺》等等问题，最后形成《道德与社会生活》（1984年）一书。在这些著作里，李奇同志集中探讨了作为社会意识的道德，与其他社会意识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道德对于社会存在的能动作用。这是她对于自己在第一阶段研究工作的继续和发展，弥补了伦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空白。

离休之后，李奇同志笔耕不辍，以高龄主持写作了《道德学说》一书，并且亲自动笔写作了其中的绝大部分篇章，构建了自己的更科学系统，也更成熟的伦理学理论体系。在这部史论结合的著作里，李奇同志把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放到人类道德学说发展的历史上进行考察，对于以往和现今的道德学说进行了分析批判，指明它们在道德根本问题上的是非得失，并且对于伦理学的一系列基本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她不但再次用唯物史观揭示了道德的本质和起源，还讨论了社会道德的发展进步及其标准、人们行为的个人自由自主选择与道德责任问题、道德意识的本质及其构成体系、道德意识与道德教育及修养的关系等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答案。在这本书里，李奇同志特别指出个人和社会问题乃是道德的基本问题，一切学派和几乎所有的重要观点都离不开它，甚至围绕它而展开。

1979年在济南召开的全国社会科学规划会了议上，李老师受命组织全国伦理学会的筹建工作。在1980年于江苏无锡市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伦理学会议上，她当选全国伦理学会第一任会长，主编学会期刊《道德与文明》。并且主持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全书·哲学卷》中关于伦理学部分的写作。

从李奇同志的研究历程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她治学的几个特点：

第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基本方法。立场虽然坚定，但是决不搞形而上学。例如，在文革风暴即将刮起的1963年，在讨论道德的阶级性和继承性之时，她仍然坚持道德有其相对独立性，肯定“在一定条件下，不同阶级的道德之间可能有共同相通的地方，不同阶级之间还要运用共同的道德范畴和术语，作为道德表述的工具。”她的研究紧密联系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实际，立足于人民群众的需要。

第二，她不服输，始终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孜孜以求。在开始搞理论研究时，她已过了不惑之年，又面对着“妇女难以搞抽象思维”的偏见，然而她迎难而上，虚心向逻辑学家金岳霖先生请教；对于好的理论文章认真进行逻辑分析，坚持做好读书笔记；对于重要的著作做系统的摘要和资料卡片。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比较有效地提高了抽象思维能力。

第三，是勤。勤于读书，写心得、记笔记，有些经典著作读过许多遍，笔记也不断地修改补充。天天读报、剪报，分类装订成册，形成一种“活动资料库”。她说：“这对于及时了解社会生活、理论动向和各类人员的思想状况很有帮助，同时也启发思考很多理论关系实际的问题，从而可以选择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 老年时她爱读小说，特别是梁雨生和金庸的武侠小说，经常放置在床头，读了一遍又一遍。我们还在读研究生时，她就一再叮咛我们，一定要多读点小说。读小说不但是一种休息，对于搞抽象思维的人来说，也是不断地活跃思想，突破和超越自我的好办法，甚至不失为一种联系社会生活的渠道和方式。

第四是计划性特别强，每个时期都围绕着一个核心展开，万变不离其宗。表面上看似乎是东一个，西一个，但是集中起来就会发现，它们之间有着密切联系，这是同一问题的各个组成部分。

李奇同志对待学生特别关心，严格要求，她会经常询问我们的思想和学习情况，叮嘱我们应当怎样做，注意些什么事项。在课堂上，李奇同志会仔细倾听我们的每个发言，然而进行推敲，质疑，提出问题，从容与我们展开讨论。

李奇老师总是严格要自己求，从来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得失。她生活简单朴素，待人和善亲切，温和宽厚，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从不“整人”。平日在生活中，对待同事和学生，也和一位慈祥老妈妈一样。一次在昆明，我们想在昆明饭店吃一顿米线，却又囊空如洗，师兄刘启林便笑着说，“李奇同志请客”，李老师微微点头答应，于是就由她付账，让我们饕餮了一番。不论在北京，还是出差外地，几乎每次都是这样，我们看见好吃的东西，便敲她的“竹杠”，而她也总是很高兴地被敲。这不单是因为她的工资比较高，更是因为她对于我们的关心。在经济上，李奇同志愿意帮助别人，帮助学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的一位远在杭州的师弟要来北京参加考试，来回需要一百元，在当年那是一笔相当不菲的款子。他经济困窘，没有办法解决。我找到李奇同志，她没有一点犹豫，立即从腰包里拿出，叫我转交给那位师弟。平日对于学生的来信，总是每信必复，从读书学习到饮食起居，无不关怀备至。

特殊的年代造就了特殊的学者，作为战士兼学者的李奇同志，她的经历，她的成长，她的学术成就，尽管有其时代的特殊性，难以复制和再现，但是她的基本精神——忠实于科学和真理，把自己生命的一切，贡献给党的事业，贡献给祖国和人民，这些都具有普遍的价值和意义，值得我们永远学习。（2009，5月1日开始，6日完成）

(原载《学问人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