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后期，“文革”结束，“学部”恢复业务工作，我在哲学所逻辑研究室搞中国逻辑思想史。我的头一件工作，就是搜集1949年以来的中国逻辑思想史论文。在这个过程中，搜集到一批公开发表的因明论文，“读来，令人新目；思之，余味无穷。”于是，我产生了单独编一本《因明论文集》的念头。带着这个念头，我头一次拜访了敬慕已久的虞愚先生。不久，虞先生正式调入哲学所。从此，我向虞先生学习因明，一块参加学术会议，一块写书。他是我的良师，也是益友。

在我的心目中，虞先生是少年才子，勤奋向学，诸多领域，喜结硕果。

（一）

先说佛学和因明。

虞先生自幼跟祖母学佛经，就对佛教产生崇敬的心情。在厦门同文中学读书时，他利用课余时间学习了梁启超、章太炎的佛学著作，不仅能领悟书中意蕴，还常常为之动情。1924年，虞先生15岁，母亲去世，他“痛彻心脾”，遂决然离开厦门，远赴湖北，入武昌佛学院学习。不久，祖母病逝，虞先生返回厦门。此时他对佛学更加笃爱，俟同文中学一毕业，就到南京支那内学院，师从欧阳竟无先生研习因明唯识之学。从此虞先生与因明唯识之学结下不解之缘。后来，他有机会在厦大为太虚法师记录和整理法相唯识讲演，受到法师赞扬。法师主动介绍虞先生到闽南佛学院兼课。虞先生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因明典籍，为他日后专门研究因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36年，虞先生的第一部著作《因明学》被列为大学用书，由中华书局出版，太虚法师作序。此时虞先生仅27岁。3年后，他的第二部因明著作《印度逻辑》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这段时间里，他还出版了《中国名学》（正中书局，1937年），发表了《演绎推理上之谬误》、《演绎逻辑与因明》等多篇逻辑论文。

虞先生认为，思维的形式和规律具有全人类的性质。“印度因明、西洋逻辑、中国名学三者在各个历史发生过程中互不相谋，而所得的形式和规律，基本上都是一致的”。同时，三者的“趋向有所侧重，进展也不尽相同”。[1]虞先生研究因明，也研究名学和逻辑，他强调将三者进行比较研究，从中发现三者的共同点，以说明思维的形式及规律具有全人类性；也发现三者的不同之处，了解各自特点，以期收到相互补充的效果。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熟悉因明、名学和逻辑的人都比较少，而虞先生三者兼通，又均有论著问世，更是凤毛麟角了。翻看虞先生的因明著作，我们看到，他将因明的重要概念都用逻辑术语作注，这就是因明和逻辑相比较的结果。

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因明沦为绝学的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初，虞先生认为因明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对佛学和因明给予了特殊的关注。他和同行们一起抢救因明、弘扬因明，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工作。下面简单罗列一些事实：

1980年，虞先生撰写了《玄奘对因明的贡献》一文，发表在刚刚创刊的《中国社会科学》上。

1982年2月，在东交民巷社科宾馆，虞先生作为一位老学者，和我们几位年轻的逻辑工作者一起座谈因明学科现状，探讨推动因明发展的思路，会后发出“抢救因明遗产”的呼吁，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的重视，社科院用《要报》将这一呼吁报告给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陈云同志做了重要批示。

同年，虞先生招收了我国第一个因明硕士研究生。从了解考生情况，到出试卷，进行口试，他都亲自去做。几年来，他为研究生上专业课，请专家为研究生上基础课，指导论文写作，组织论文答辩，他事事躬亲，一丝不苟，表现了一位老学者对人才的渴望和对事业的高度负责精神。

1982年底至1983年春，虞先生在哲学所举办的因明和佛学讲习班上为来自北京、天津、山东、山西的30多位高校教师主讲因明发展史和《因明入正理论》等课程。他不顾身体有病，为了讲好每一堂课，常常备课到深夜，清晨又早早爬起来，乘公交车赶到所里。在课堂上，他神采飞扬，声音洪亮，有很强的感染力。

1983年8月，虞先生出席在敦煌和酒泉召开的全国首次因明学术研讨会，并任大会主席。他在开幕式上高吟：

燕南雁北群贤集，

握手敦煌喜可知。

绝学相期同发越，

高文何止闯藩篱。

由来后浪推前浪，

自是多师为我师。

玄奘法称遥可接，

冥探正理报明时。

给与会者巨大的鼓舞。虞先生在研讨会上作了《因明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的精彩讲演，用大量事实论述了中华民族的汉藏学者对因明的贡献。他用极鲜明的语言表达了一个重要命题：“不包括因明发展史的逻辑史不是完备的逻辑史；不包括藏传因明发展史的中国逻辑史不是真正的中国逻辑史”。这个论断独到而深邃!他还和与会者一起制定推动我国因明发展的具体措施。会上成立了因明研究工作小组，我之所以能接受担任小组组长，是与得到了虞先生的鼓励和支持分不开的。

1983年底，在“文革”后首次召开的全国古藉整理出版规划工作会议上，应李一氓同志的邀请，虞先生做了关于抢救因明遗产、推动因明发展的重要发言，引起很大反响。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抢救因明的意义，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破例用两期连载了虞先生和我合写的上万言的因明论文。

1985年夏，虞先生为哲学所举办的中外逻辑史培训班讲授因明课程，来自全国各地青年逻辑教师30多人听课。其中，有的人已成为我国当代因明研究和教育的骨干力量。

1986年，虞先生应邀为沈有鼎教授的因明博士生巫寿康指导博士论文《因明正理门论》研究。

1988年，虞先生患肺癌住院，他在病床上完成了重要因明论文《法称在印度逻辑史上的贡献》。

虞先生在他生命的最后七八年里，还主编了《中国逻辑思想史料·因明卷》，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撰写因明辞条。可以肯定地说，虞先生晚年为抢救因明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

次说文学和诗歌。

虞先生从小喜欢文学，诗歌。13岁时，他就能背诵《杜诗镜铨》，撰写对联，写诗填词。1932年，著名诗人陈衍（石遗）先生避乱到厦门，看见虞先生的书法和诗歌作品很是喜欢，遂以七绝见赠：

总角工书世已称，

更殷年少缀文能。

断章正好望吾子，

青眼高歌老壮陵。

虞先生喜之，立刻赋一诗奉答：

新诗见赠情深厚，

期许言辞不在多。

才可经纶守丘壑，

老逢危乱走关河。

早为南北东西某，

一付悲欢离合歌。

拟共拂衣江海去，

秋山迨递渺烟波。

陈衍先生对虞先生的奉答评论道：“第五句用檀弓语，极见浑成。”陈衍先生遂将此诗及虞先生的其它十多首收入《石遗室诗话》，并称虞先生的诗“不暇苦吟，自有真语”。

20世纪40～50年代，虞先生先后在贵州大学和厦门大学任教。他除了讲授逻辑、因明课程，也开讲先秦文学史，杜诗研究，佛典翻译和中国文学等课程或专题，发表《变文与中国文学》，出版屈原作品研究成果和《杜诗初探》，刊出自选诗《北山楼诗集》。晚年在病榻上完成《虞愚自写诗卷》。

虞先生是如何走上文学、诗歌道路的呢？20世纪40年代，他在一篇文章中是这样说的：“愚少好讽诗而学在撢理，既无所专执，性又躁率，不能雕肝镂肺以成精诣。然自度人生情感与理智须各得其当，专事科学探讨，缺乏艺术修养，必无乐生之趣，故剖析名理之余，亦学为诗”。[2]

虞先生通过多年来对诗歌的学习和写作深切地感语到，要创作一首好诗，必须具备大、深、新、雅四个要素，分割不得，缺一不可。所谓大者，是说写诗不能托诸空言，必须立乎大旨。所谓深者，是说诗作要反映社会的基本矛盾，把基本矛盾反映得最尖锐的诗歌，往往是最成功的作品。所谓新者，即要把握和充分体现时代精神。所谓雅者，是说作诗要讲究完美的艺术形式，“密咏酣吟”，达到“拂拂然与喉舌相习。” [3]虞先生说，他一生赋诗，就是沿着大、深、新、雅四个标准而努力的。

虞先生在一篇自序中还说：“凡人境遇迫于外，情志郁于中，必积极发之而反快。故诗歌之道，亦不出内观外游二途。”由内观言，不必多阅世，阅历愈浅由性情愈真，天趣愈长。由外游言，不可不多阅世，阅历愈深则经验愈丰富、思力愈精透。作者随其所嗜，自择一途，为之既久，必有可观。[4]这应该是虞先生作诗的经验之谈。

（三）

再说书法。

虞先生从小喜欢书法，念中学期间就临摹了《三希堂法帖》，还曾经鬻字助学。大学期间，虞先生来到上海，课余携所临《三希堂法帖》遍访名家求教。于右任先生看后在临本上题词：“佛家道家造像之传于今者，因其此修养者深也！竹园弟以青年而精研佛学，作书复有天才，勉之勉之，他日皆当大成也。”刘海粟先生为临本题“美在斯”三个字。书法大家曾熙看了临帖后，指出碑帖的要义。在名家指导下，虞先生遂由帖转入汉碑和魏碑的临摹。

1926年，年仅17岁的虞先生应邀为厦门“五洲大药房”书写巨幅招牌，一时名噪全城。19岁时为南普陀寺书写碑刻，迄今尚存。1936年，他以书作文天祥《正气歌》参加全国美展，受到书家好评，后被收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法卷中。次年，虞先生撰写的《书法心理》一书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于右任先生为该书题写书名。1947年，赴台湾讲学并举办“虞愚书法展”。同年，虞先生参加在上海举行的全国美展，以“辉光天在抱，钩索月窥椽”楹联一幅获一等奖。1985年，虞先生两次访日，参加“日中青少年竞书大会”，任大会审查委员会中方委员，作“中国书道之艺术”专题讲演。1989年出版的《虞愚自写诗卷》，既是他的诗集，也是他的书法集。

虞先生一生以书为乐，并且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是他从不孤芳自赏，更不挟技傲世，凡有向他求字者，总是“有求必应”。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每年都要一块参加学术会议，而每次开会，他和欧阳中石先生都要为众多求字的同行加班加点挥毫献墨宝。记得1980年在大连，虞先生竟为一位同行写了十多幅字。对于老朋友，他还常常送字上门。我就珍藏虞先生的对联、中堂、扇面佳作多幅。我不懂书法，但我很喜欢虞先生的字，在婀娜中有冲劲，于疏落中见连贯。整体观之，平静而淡雅。品虞先生的字，我常常想到弘一大师，想到弘一大师的字。不论是字体，还是布局，虞先生的书法作品似乎都有弘一大师的影子，充盈着佛家之气。

虞先生每次作书都十分认真。你看他，铺纸染翰，略作思索，遂悬腕落笔，笔笔有法度。他竭尽全身之力，字字顿作铿锵，收笔时因内力所至呈跳跃状，传达出一种蓬勃的精神和美感。所以，有人说，看虞先生作书是一种美的享受。

虞先生的字迹流传很广，不仅海内外的儒者名人收藏，在一些城市的文化馆所、各地的佛门寺院也随处可见，拥有众多的欣赏者。

虞先生晚年谈到对书法的认识。他说，自己18岁以前曾将《三希堂法帖》全部临过，19岁在上海读书，遍访名书家求教，遂由帖转入汉碑和魏碑的摹临。他认为，中国的方块字，之所以能够与绘画、雕刻、建筑、文学等并列，成为艺术品，是“因为它本身具备刚健和婀娜两种美。碑主要是表现刚健之美，帖主要表现婀娜之美。”中国书法的美学思想，从碑和帖完全可以体现出来。虞先生常用“骏马秋风冀北，杏花春雨江南”两句诗来解读书之刚健与婀娜。他说，“北碑以刚健胜，写大字要有骏马开张刚健气概；南帖以婀娜胜，写小字要有杏花冲逸婀娜神韵。”但“碑也有偏于柔美、帖也有偏于刚美的，不能一概而论。”比如，高山峻岭是属于刚美的，流水涟漪是属于柔美的，但李太白的诗：“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就表现了奔放的刚美。虞先生用笔追求刚柔相济，巨细相间，神态飞动。在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中同时反映出或暗示着自然界的各种形象。当然这些形象在书法里不是事物的具体描绘，而是情景交融的意境。[5]

（四）

虞先生一生成就斐然，却十分谦逊；他是诸多领域里的大家，却对青年后学百般提携。

我第一次拜见虞先生，就是向他请教因明。去之前，我心中还有点“打鼓”，等见了面却没有一点陌生的感觉。他热情洋溢，谈锋甚健。当得知我是向他求教因明的，便从因明的ABC，讲到研究因明的意义，再讲到“文革”中因明的亡绝，……为我上了一堂简明生动的因明启蒙课。我告诉他想编一本《因明论文集》，收入1949-1979年公开发表的因明论文。他立刻表示赞成，给了我很多具体的指导，还主动为我提供了一些因明论文索引，使我增强了编辑《因明论文集》的信心。

从此之后，我做的凡与因明有关的事情，都要向虞先生汇报，求援；我写的凡与因明有关的文章都要送给虞先生审阅、把关，有的他还帮我修改。上个世纪80年代中，虞先生与另外两位老先生主编《中国逻辑史资料选·因明卷》，请沈剑英、杨百顺等5位学者对窥基的《因明入正理论疏》作注释，当八卷注释稿集中到主编之手时，虞先生由于过分劳累突然病倒了。为了不影响出版计划，他要我代他统稿。开头我不敢接，他就不断地鼓励我，最后我勉强地接了统稿工作。当我遇到有拿不准的地方，就请虞先生审定，他都仔细地帮我修改、定稿。这次统稿的过程，也是我系统学习因明的过程，收获良多。

虞先生的谦和与提携后学，倒使我有点“胆大妄为”了。他的一篇题为《因明的基本规律》的论文是1950年写的，文章开头的一节，在当时是很有必要的，而在上个世纪80年代看则是可有可无。在编《因明论文集》时，我决定删去这一节。当我把删节后的文稿送给虞先生过目时，他不但没有不高兴，反倒称赞我删得好。1983年开完全国首届因明学术讨论会后，哲学所领导对因明更加重视，决定请虞先生为《中国哲学年鉴》写篇因明专论。虞先生遵命撰了一文，所领导看后提出了修改意见。当其时，虞先生恰要去福建开会，所领导与虞先生商量，让我代为修改。现在我已记不清修改的具体内容了，大概是在如何推动因明发展方面补充些具体意见。此文后来以《开拓因明研究的新局面》为题刊在《中国哲学年鉴》（1984）上。后来，我多次陪伴同行们去拜访虞先生，每当我向同行介绍虞先生是我老师时，他总是立即补上一句：“刘兄也是我的老师，修改文章的老师”。虞先生是著名的因明学家，学养深厚，文笔又佳。我为他改稿，诚惶诚恐，然而他并不计较，可见其胸怀宽广，品格高尚。

虞先生还多次给我讲书法，教我练字。他说从我的钢笔字看，我应该学王羲之。为此，他专门给我买了《怀仁集王羲之书圣教序》，几天后还给我送来了毛笔和红土。他告诉我，用清水把红土化开，毛笔醮着红土在报纸上写，每天写几张，天长日久就可以写成。更让我感动的是，我刚写了几天，他又请厦门篆刻名家王守祯先生为我刻章。可惜，我练的时间不长，没有坚持下去，辜负了虞先生的雅意和期待。

从前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出，虞先生的一生，既爱抽象思维，又不薄形象思维，在因明、逻辑、名学、哲学、佛学、文学、诗歌、书法诸多领域里均有重要创获，为我国学术和艺术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虞先生认为，“科学求真是理智边事，艺术求美是情感边事。执其两端，性质迥异；合其两端，树立一圆满之人生，犹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缺一不可，分割不得。” [6] 1989年虞先生去世，我受托撰写《虞愚教授生平》，特别引了上面这段文字，以说明虞先生人生之圆满。

 

(原载《学问人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