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进入耄耋之年的老年知识分子，我已走过一段漫长旅程。这段旅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30岁以前主要致力于学习，特别是外语学习；30～50岁这20年间主要从事哲学翻译；50岁以后这30多年主要从事哲学研究。50余年来，我已与哲学结下不解之缘。

哲学翻译和哲学研究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工作，但又紧密相连，相辅相成。因为，一方面，从事任何学术翻译都必需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从事哲学翻译尤其如此，否则就无法理解那些晦涩难解的哲学概念，无法准确表达原著的哲学思想，从而无法作出忠实于原著的翻译。另一方面，哲学翻译可能为哲学研究创造一些十分重要的、甚至必不可少的条件，它有利于迅速提高外语水平，有助于促使研究所获得准确理解和表达外国哲学原著思想的能力，同时也能为研究工作广泛搜集资料，扩大知识面，丰富哲学知识，为哲学研究打下扎实的基础。这两者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在我这一生的工作中得到充分体现。在这篇短文中，我着重陈述这方面的一些体会。

1944～1948年，我在浙江大学外文系学习英语和法语。20世纪50年代初，俄语成为当时社会最为需要的语种，我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俄语。在掌握基本词汇和语法之后，我选出几本有优秀中译本的俄文原著逐段整读，译出初稿，然后与中译本对照，检查自己对原著的理解有哪些错误，译文表达有哪些不如中译本，从而提高自己的俄语理解能力和翻译水平，我认为这是一种自学外语的好方法。

掌握任何一种外语都绝非易事，需要长期努力，即使对于自己的母语也很难达到精通的水平。为了节省精力，我只能根据自己学习外语的目的，大大缩小学习范围。我既决心从事外译中的文字翻译，在掌握基本词汇和语法后，我把主要精力用于通过翻译实践提高自己阅读原著的能力和翻译技巧，而不必在口译或中译外方面花太多精力。

50年代下半叶，我凭着自己的两篇英语译文和俄语译文，被调入哲学研究所，承担《哲学译丛》的翻译和编辑工作，后又负责处理《哲学研究》西方哲学史方面的稿件。在这三、四年内，我主要为《哲学译丛》等刊物翻译数十篇俄语和英语哲学论文，还编辑了《苏联哲学问题论文集》、《伦理学问题译丛》、《美学问题译丛》、《论十六世纪末——十八世纪初西欧哲学》、《论十八——十九世纪德国古典哲学》，以及《论黑格尔哲学》等译文集。与此同时，我还利用业余时间参与近现代西方哲学史论著的翻译，如奥则尔曼的《马克思主义的前哲学发展的主要阶段》、敦尼克等人主编的六卷本的《哲学史》第二、五、六卷，巴斯金的《费尔巴哈的哲学》、巴拉耶夫的《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蒙让的《爱尔维修的哲学》等等。通过这几年的翻译实践，使我不仅较快地提高了翻译能力，而且对近现代西方哲学史有了初步认识。

60年代上半叶，为从事“康德主义与新康德主义”这个课题的研究准备资料，除阅读康德的著作外，还翻译了沙什凯维奇的《康德的认识论》，波波夫的《康德和康德主义》，以及巴克拉捷的《近代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史纲要》一书中的新康德主义部分。同时，开始学习德语，为此后研究德国哲学奠定基础。文化大革命期间，业务停顿，这为我自学德语提供了相当充裕的时间，我的德语水平有了较大提高。1974年以德语原著为依据，参照俄译本，翻译了三卷本的《费尔巴哈哲学史著作选》。后又以德语原著为依据，参照英译本，翻译了李凯尔特的《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一书。对于翻译哲学名著，参照不同语种的文本，这不仅有助于更加准确地理解原著，也可借鉴不同的表达方式，对提高译文质量大有好处。

中美建交后，美国哲学成为国内哲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1978年，我被调入哲学研究所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室，从此转入现代英美哲学的研究。我从广泛搜集资料着手，首先编译了四卷本的《当代美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其修订本更名为《当代美国哲学论著选译》。1980年，我以访问学者身份到美国从事为期两年的研究，搜集了大量美国哲学资料，为后来对英美哲学的研究打下坚实基础。

1982年回国后，主编了《当代美国哲学》、《当代英美哲学》和《分析哲学》等论文集，并在国家“六·五”社科基金项目中承担《分析哲学及其在美国的发展》一书（两卷本）的撰写工作。当时我国哲学界对分析哲学研究较少，此书可说是国内出版的第一部比较系统全面地阐述分析哲学形成和发展的专著。此书首先阐述它的创始人弗雷格、罗素、摩尔、维特根斯坦的基本观点，然后阐述逻辑实证主义和日常语言学派这两大支派的形成和发展，以及60年代后分析哲学在科学哲学和语言哲学领域内提出的一些新观点，最后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对分析哲学的基本思想进行分析和评论。此书出版后受到国内哲学界的重视和好评，被哲学研究所评为优秀科研成果，被国家教委确定为分析哲学课程的教材。

80年代下半叶，转入语言哲学研究，在国家“七·五”社科基金项目中承担“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比较研究”这个课题。语言哲学与分析哲学紧密相连，因为语言哲学是分析哲学家最为关注的研究领域。不过，英美分析哲学家大多否认欧洲大陆语言哲学的存在，因此这种比较研究在那时仍是一个新课题。为完成这项研究，我首先写出《英美语言哲学概论》一书，相当全面系统地阐述英美各派哲学家（主要是分析哲学家）的语言哲学观点。当时这是国内出版的头一本以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为纲，按历史顺序阐述和评论英美哲学家的语言哲学观点的专著，出版后引起国内哲学界和语言学界的注意。接着，我转向欧洲大陆语言哲学的研究，与某些学者共同写出《现代欧洲大陆语言哲学》一书，分别阐述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流派数十位哲学家和语言学家的语言哲学观点，这是国内出版的头一部关于欧洲大陆语言哲学的专著。1991年，在完成这两本专著的基础上，我开始撰写《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比较研究》一书，这是本课题的最终成果。此书以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为纲，对英美哲学家和欧洲大陆哲学家的语言哲学观点，进行多方位、多层次的分析和比较，既从纵向的角度考察有关观点的历史演变，也从横向的角度考察不同流派哲学家对这些问题的不同看法，还从马克思主义观点提出自己的简评。此书出版后受到国内哲学界的关注，1999年获国家社科基金优秀成果三等奖。

在此期间，我还主编了十卷本的《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按语言哲学、心智哲学、科学哲学、道德哲学、逻辑哲学、宗教哲学、历史哲学、艺术哲学、人文哲学和社会哲学编排，这是国内出版的头一套按哲学的各个分支学科编辑的当代西方哲学家评传。此外，还主编了《现代世界哲学》一书，分别评介东方哲学、苏联东欧哲学、西方哲学，以及阿拉伯哲学的概况。

90年代上半叶，我全力投入撰写三卷本的《美国哲学史》一书。为叙述方便，此书把美国哲学三百余年的发展历程分为六个时期，对其中每个时期首先简述该时期的社会概况，然后简述该时期中流行的主要哲学派别或哲学领域，最后的绝大部分篇幅详细阐述有关哲学派别或哲学领域的代表人物及其基本观点。对于所涉及的每一位代表人物，首先对其生平和著作作一简介，然后着重阐述其基本哲学观点，最后分析其思想渊源、与同时代其他哲学家的思想的异同以及对后世的影响，而不着重评论其观点的是非优劣。此书涉及面相当广泛，就时间而言涉及三百多年的发展历程，就流派而言涉及三十多个彼此观点悬殊的哲学流派，就人物而言涉及一百多位哲学家，每个哲学家所占篇幅少到数千字，多则一万余字，不可能在这样狭窄的篇幅内对有关哲学家的观点作全面详尽的阐述，更不可能进行细致深入的分析和评论。尽管如此，此书出版后仍受到国内哲学界的好评，2002年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

90年代末，我转入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思想的研究，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承担“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思想研究”这个课题。我之所以萌发从事这项研究的念头，主要产生于当时受出版社之约，主编十二卷本的《维特根斯坦全集》，并翻译了其中大部后期著作。在此之前，我曾从分析哲学或语言哲学的角度，对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思想做过一些粗浅的论述。此时通过主编他的全集和翻译他的大部分后期著作，我对他的哲学思想、特别是他的后期哲学思想有了较深入的认识，发觉我过去对他的论述存在着资料不全、视野狭窄、视角单一等缺点。为了弥补这些缺点，我在此书中从评述他的后期哲学观，即对哲学的性质和任务的看法着手，依次较详细地阐述他的语言哲学思想、心理学哲学思想、数学哲学思想以及文化哲学思想，最后在结束语中考察他在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地位以及对他的成就和品格的不同评价。在评述他的哲学思想时，不仅把他的思想与英美哲学家的哲学思想相比较，而且把他的思想与欧洲大陆哲学家的思想相比较，力求说明在何种意义上可以说他是现代西方两大哲学传统的融合者。此外，我还注意把他的哲学思想的形成与他的经历、个性等联系起来考察，因为在他那里这两个方面是紧密相连的。此书可说是国内出版的一部比较全面系统地评述他的后期哲学思想的重要论著，出版后受到国内同行的好评，结项时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

21世纪初，应出版社之约，与陈波合作主编了九卷本的《美国实用主义文库》和六卷本的《蒯因著作集》，并翻译了其中波尔斯、杜威、莫里斯、蒯因的不少著作。这项工作也促使我萌发研究美国实用主义的念头，在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承担“从古典实用主义到新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基本观念的演变”这个课题。过去国内外对实用主义的研究，大多以哲学家为纲，按历史顺序阐述各个实用主义者的观点，从而评介整个实用主义思潮。本书采取一个新的视角，改为以基本哲学观念为纲，按历史顺序依次考察从古典实用主义者到新实用主义者对有关哲学观点的看法，分析这些看法之间的异同，梳理它们的发展线索，考察它的演变原因。为此，此书首先在导论中概述实用主义诞生时的社会背景、思想渊源以及各个代表人物的简论，为读者提供实用主义的概貌。然后以十章篇幅分别详细考察“实在”、“经验”、“认识”、“真理”、“意义”、“道德”、“科学”、“宗教”、“社会”和“政治”这十个基本观念的演变。在每一章里，首先在其前言中简述某个基本观念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历史演变及其在现代西方哲学中的地位，然后按历史顺序尽可能客观地陈述有关实用主义者对该观念的看法，最后在小结中分析这些看法之间的异同，梳理它们的演变过程，必要时还要把他们的看法与其他哲学流派的看法相比较了解它们是怎样相互影响的。最后在此书的结束语中对以上考察和分析作一总的概括，分析实用主义者对这十个基本观念的看法上发生哪些演变，原因为何。在迄今国内外出版的关于实用主义的论著中，此书可能是唯一的一本以其基本观念为纲去考察实用主义的历史演变的著作，在这点上具有开拓性和创新性，本课题于2005年结项时被评为优秀成果。

近两、三年，开始对历史哲学产生兴趣，翻译了李凯尔特的《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与《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曼德尔鲍姆的《历史知识问题》等著作，写出“社会发展规律问题”、“历史知识的客观性”等论文。

回顾50余年的学术生涯，在治学方面有点滴粗浅体会：

一是外国哲学研究必须建立在掌握大量原始资料的扎实基础上，而这又必需借助于较高的外语阅读能力和翻译水平，这就决定了哲学翻译和哲学研究这两种性质不同、但又紧密相连的学术活动，在我整个一生的学术活动中相辅相成的关系。从以上叙述中易于看出，我的绝大部分哲学论著都是在阅读和翻译大量的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完成的。例如，《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思想研究》一书是在主编十二卷本的《维特根斯坦全集》和翻译其中大部分后期著作的基础上完成的；《从古典实用主义创新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基本观念的演变》一书，是在主编九卷本的《美国实用主义文库》和六卷本的《蒯因著作集》的基础上完成的；《美国哲学史》一书是在主编四卷本的《当代美国哲学论著选译》等资料的基础上完成的；《英美语言哲学概论》一书是在主编《语言哲学名著选辑》等资料的基础上完成的，如此等等。

二是面对浩如烟海的原始资料，如何进行阅读、搜集和整理，这是我着手每项专题研究时必然碰到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总是沿着从古到今、从面到点、从粗到细的顺序，逐步开展阅读、整理资料以至撰写科研成果的工作。这种研究顺序使我从宏观着眼，首先达到对问题全貌有一概括认识，不致迷失方面，挂一漏万。然后循序渐进，逐步深入，从宏观转向微观，力求使研究成果层次分明，条理清晰，具有较高的逻辑性和可读性。上面对《美国哲学史》一书结构的陈述，就是一个明显例证，其他一些论著的形成过程也是如此。只是各个研究项目的主题不同，表现方式有些差异。

三是科研成果自然不是原始资料的简单堆积，必须通过研究者对原始资料进行细致的分析和整理，作出实事求是的科学评价。哲学史是史料和评论的结合。任何一部哲学史，任何一部哲学论著，都既包括研究者对原始资料的搜集、整理、筛选、转述或引证，也包括研究者对原始资料的研究、分析和评论，述和论这两个方面是缺一不可的。我在自己的论著中采取以客观叙述为主、个人评论为辅、述论基本分开的原则，我把向读者如实地呈现有关哲学家或哲学流派的本来面目看作自己的首要任务，而不以发表自己的哲学见解为主要目标。我不敢奢求提出什么真知灼见，一鸣惊人，只是力求言之有据，向读者提供一些扎实的、有价值的哲学知识。

四是无论从事哲学翻译或者哲学研究，也无论从事其他任何一项工作，身心健康始终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我的大部分论著和译著都是在退休后20余年中完成的，这主要归功于自己平时对保持身心健康的重视。保持身心健康虽是老生常谈，却是一切学术活动的根基，切勿忽视。

人生苦短，学海无涯。但愿能在有限人生中在无限学海之滨辛勤耕耘，争取留下点滴痕迹，那也是人生一大乐事。

 

(原载《学问人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