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原是《礼记》中的第42篇。《礼记》是西汉经学家戴圣就自己的见识，将古代留传下来的文献加以搜集、精选和编辑而成的总集。在儒家早期典籍中，《礼记》本在“经”、“传”之下，属第三类“记”。东汉末年，经学家郑玄注释了《仪礼》、《周礼》和《礼记》这三本书，称《三礼经》。从这之后，《礼记》的地位便与《仪礼》、《周礼》并列，开始上升为“经”，成为儒家的经典，并在北宋以后以单行本问世，再与《论语》、《孟子》、《中庸》合刊为《四书》。

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大学》之所以被历代朝野所尊奉，是由其自身的特殊价值决定的。就《大学》的理论内容和思想意义而言，《礼记·学记》中讲：“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郑玄注：“大学者，以其记博学可以为政也”。程颐讲：《大学》是“入德之门”。（《大学章句·经》）朱熹讲：《大学》是“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大学章句·序》）当代著名经学史专家周予同先生认为，《大学》讲的是儒学“内圣外王”的一套理论。南怀谨先生在其新著《原本大学微言》中说：《大学》中的“四纲、七证、八目”，旨在“人伦大道的完成”。所有这些认识，都基本一致地肯定了《大学》在德育理论与实践方面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大学》所言“大学之道”，不仅点明了道德教育的目的，并且集中全面地论述了成就人的德性品质的途径和模式。其价值目标的设定和具体操作程式，确是我国古代道德教育的经典摹本，包涵了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理论的主要精华。

道德教育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一个重要形式。凡人类活动，都有明确的目的性。《大学》为道德教育规定了非常确定的目标，其“经”文首句开宗明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按历史上通行说法，“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是贯穿《大学》的三个纲要。南怀谨先生持有歧见，认为《大学》中的“纲”不是三个，还有一个“道”，应该是“四纲”。但他们都一致认为其“经”首一句，是《大学》对道德教育目的的总设定，是要实现的基本目标。

“明明德”中的前一个“明”是动词，明白、显扬之意；“明德”二字，朱熹解释为“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其众理而应万事者也。”（《大学章句》）“明明德”就是显明和发扬天赋的美德。既然人的“明德”“得乎天”，本性中就有，那为什么还要运用教育的办法来帮助人显扬它呢？朱熹跟着的解释是：“明德”“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孟子主张人性善，认为人天生具有仁、义、礼、智的“四端”，但“四端”还不就是四德。人要获得真正的善性和仁、义、礼、智的品质，还必须作出主观的努力，扩充自己内心中的“善端”。显而易见，“明明德”是对孟子这一思想的继承与吸收。且不说善性决非天赋，“明德”缺乏成立的根据，但仅就《大学》把“明明德”定为“纲”，立为“大学之道”的首要，还是颇有见地，应该加以肯定。“亲民”中的“亲”，据《四书集注·大学章句》，程颐释作“新”。朱熹从其说，并按此义释“亲民”：“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南怀谨先生认为“亲”就是“亲”，“‘亲民’是由个人学的道和德的成就，投向人间，亲身走入人群社会，亲近人民而为之服务。”应该认为，“亲民”的合理解释，是把恩德施于民众，亲爱人民。孔子讲：“修己以敬”，“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道德教育固然要促使个人完善自我，但还应进一步推动人们关心、亲爱他人。人与人之间不但要友好相处，而且要相互支持、相互帮助。所谓“止于至善”，是讲道德教育在实现“明明德”和“亲民”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教育和引导人们把一切事情做到最完满的程度，达到理想的境界。孔子曾抱定志向，要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孟子希望纷乱的社会能够“定于一”（《孟子·梁惠王上》）。可以认为，“止于至善”既是对孔孟理想的实质性把握，也是为实现这一理想所预制的前提和条件。道德教育应该承担这样的历史责任，最终也完全能够发挥出这样的社会功能。

由以上不难看出，《大学》中的道德教育宗旨，是强调要把人教育成为一个显“明德”、能“亲民”、达“至善”的人，要教人懂得人道、人伦之分。也就是说，教育不只是传授一般的知识和技能，而不管对象做人做得好不好。窃以为，这就是“大学之道”的“道”。

《大学》还提出了实现其“三纲领”道德教育目标的具体途径与步骤，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项前后相继、环环相扣，构成了被称为“八目”的方法步骤体系。要点是：

1.以提高道德认识为起点。《大学》讲道德教育过程，首先从“格物”、“致知”开始。朱熹释“格物”：“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释“致知”：“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大学章句》）南怀谨先生讲，《大学》所讲的“致知格物”的原则，“就是《易经·系传》所说的，‘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也就是说，将知性的学养，提升到不只知人的理性，而且周遍知识万事万物的理性。”朱熹、南怀谨的解释大体一致，但他们对“物”和“知”的理解稍嫌宽泛。窃以为，根据《大学》整体精神和儒家大要主旨，《大学》“经”文里的所格之“物”和所致之“知”，主要不是指自然事物和对自然事物的“知”，而是指对人道、人伦关系和对人道与人伦关系的理解与掌握。所以，《大学》中的“格物”、“致知”不是讲一般意义上的认识论，而是特指对人道和人的善恶关系的认识，目的是通过教育和学习，能知孝、知悌、知义、知信，懂是非、辨善恶。这种轻视认识自然事物，仅重视对人道、人伦关系把握的倾向，在客观上对我国古代自然科学的产生和发展，起了消极影响作用。但就道德教育讲，它把握到了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即道德教育要从提高道德认识开始。人们道德品质的形成，一般起始于对道德观念、道德原则和规范的认识与把握。没有正确的道德认识，就不会有良好的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所以，为培养人们的优秀品德，首先得向他们传授相应的道德观念、道德理论和规范原则，为他们向善、求善提供认识基础和正确的方向把握。

2.以树立道德信念和克服偏私情感为重要环节。与道德认识相比，道德信念具有综合性、稳定性和持久性的特点，它是道德认识转化为道德行为的内在动力，因而也是道德品质的核心。《大学》在对“诚意”、“正心”的阐述中，讲清了人的主观意识和情感态度在道德教育和修养中的重要性，强调要帮助人们排除不健康心理因素的影响，在道德修养和锻炼中真正做到情真意切，笃实不二。《大学·传六章》释“诚意”：“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没有向善的决心，没有真正树立起修心养性、行善积德的信念和欲望，或信念动摇、意念不诚，甚至为了沽名钓誉而虚情假意，怎么可能真正接受道德教育和进行自觉的自我修养呢！《大学·传七章》释“正其心”：“身有所忿＠①，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忿＠①恐惧、好乐、忧患等等，是很多人难以免除的情绪和欲望，它们会动摇和影响人的道德信念，使人的心理和认知产生偏差，干扰和阻碍理智功能的正常发挥，造成人们在是非判断、善恶辨别和行为选择上的偏颇或过失。故引导人修德养性必须教以“正其心”。《大学》如此突出树立道德信念在道德教育中的意义，确实很有见地。

3.以引导道德实践为趋归。为把人们的道德认识和道德信念转化为内在品质，成为真正具有“明德”、“亲民”、“至善”的道德之人，《大学》更重道德实践，把“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道德教育根本之趋归。《大学·传九章》释“齐家”、“治国”：“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谓治国在齐其家。”就是说，治国之道全在德化之法，而德化之法作用的发挥，主要取决每个家庭内部的慈、孝、悌等规范被遵从践履的实际情况，而家齐与否又主要取决个人自身修养的功夫和以身作则的行为表现。《大学·传十章》释“治国平天下”：“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洁矩之道也。”若能事事从自己做起，亲身践履孝、悌、仁、慈，就会上行下效，则“国治”“天下平矣”。因为日常的具体行为和对现实的人伦关系的处理，直接关乎国家社会，故对个人来说，重要的是把治国平天下的理想落实到见贤“能举”、“举而能先”，见不善“能退”、“退而能远”的实际行动上。因而，道德行为是人们道德品质的实际表现，也是衡量道德境界高低、品质好坏的客观依据。所以，只有把道德价值观念和规范要求转化为现实的道德行为，才能算具备了相应的道德品质。这就要求在实施道德教育的具体过程中，要把引导道德实践作为根本的任务和趋归。《大学》最后把道德教育引向“齐家”、“治国”和“平天下”的理想追求和实际锻炼，使受教育者具备“社会国家”视界，推动他们直接进入社会实践的宏大舞台，这对我们改善和加强社会主义的道德教育很有启发。

杨千朴(1941-)，男，江苏高邮人，扬州大学伦理学研究所教授，硕士生导师，从事中国哲学和伦理学研究。

 

（原载《扬州大学学报》2000年02期。录入编辑：乾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