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网址：.biquluo我爸这辈子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人勤地不懒”。


    他经常坐在门槛上抽旱烟，眯着眼看我，一字一句地说：“阿城，你要记住，只要肯吃苦，迟早有出头天。”


    后来经过实践我才明白，只要能吃苦，就会有吃不完的苦！


    我爸吃了一辈子的苦，最后什么也没吃出来，只吃出一身咳嗽，和一间四面漏风的土砖房。


    我是一九六八年生的，属猴。我妈说我出生那天下着大雨，我爸在门外蹲了一夜，天亮时听见我的哭声，笑得像个傻子。


    他给我取名叫“金城”，寓意黄金满城。


    名字取得再好，也挡不住命。


    十四岁那年我辍学了。不是我不想读，是家里实在拿不出学费，还要给我哥娶媳妇攒钱。


    我爸蹲在门槛上，最后只憋出一句：“阿城，爸对不住你。”我说没事，我也不爱读书。


    辍学以后，我先在县城的建筑工地上扛过水泥，一袋五十斤，一天扛三百多袋，肩膀上的皮磨烂了又结痂，结痂了又磨烂，最后长成一层硬壳，再也不知道疼。


    一个月下来，工头扣东扣西，到手不到二十块。


    我从没偷过懒，可赚到的钱始终只能勉强让自己饿不死。


    十八岁那年，有个同乡从南边回来，穿着的确良的衬衫，脚上一双锃亮的皮鞋，说话时口袋里的钥匙叮当作响。


    他说东莞那边开了一大片工厂，港商台商都往那边挤，遍地是工作，一个月能挣一百多。


    我爸把我叫到跟前，从怀里掏出一个手帕包，里面是十三块八毛钱。


    “去吧，”他说，“出去外面闯闯，外面遍地是机会。”


    就这样，我搭着一辆装满鸡鸭的货车，辗转来到了莞城市长安镇。


    那时候的长安镇，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到处都是工地，到处都是刚起的厂房。高高的烟囱，成片的铁皮棚，货柜车一辆接一辆地从镇口开过去，扬起满天的灰。


    街上挤满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外地人，说着我听不懂的方言。


    我最后进了一家港资的电子厂当保安。


    厂子的老板是个香港人，姓何，个子不高，总穿着熨得笔挺的白衬衫。


    他从来不正眼看我们，路过门岗的时候，我们敬礼，他连头都不点一下。


    但没关系。保安一个月一百二十块，管一顿午饭，比我在老家一年挣的都多。我一站岗就是十个钟头，大太阳底下，制服湿透了又干，干了又湿，后背结出一层白花花的盐渍。


    我不觉得苦。因为日子有奔头！


    也是在那一年，我认识了阿丽。


    她是厂里的普工，比我小一岁，湖南人。说话带着一点软软的口音，第一次跟我说话，是因为她的饭票丢了，站在饭堂门口急得眼眶都红了，我把自己的那张塞给她。


    她拿着饭票，低着头说：“谢谢你，保安大哥。”


    我说：“我叫黄金城。”


    她抬起头，忽然笑了：“你这名字，好像有钱人家的少爷。”


    “就是因为缺金，才取的这个名字。”我说。


    她笑得更厉害了。


    我们就这么好上了。


    下了班，我陪她走过那条铺着煤渣的小路，看夕阳把整片厂区染成一片橘红色。


    我给她买过五分钱一根的冰棍，两个人蹲在路边分着吃。


    她跟我讲她老家的柚子树，讲她那个爱喝酒的爹，讲她想攒够钱回去开一家小卖部。


    后来，我们在厂子附近的一个村子里租了一间房，一个月四十块。


    房子不到十平米，一张木板床，一个掉漆的柜子，一扇只能开一条缝的窗。夏天热得像蒸笼，晚上蚊子多得像下雨。


    可那是我人生第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我把每个月的工资，除了寄回家的和房租，剩下的一分一分存起来，放在一个饼干铁盒里。半年时间我攒下了三百块。


    我打算再攒半年，凑够五百，就带她回我老家见我爸妈，办一桌酒席。


    那时我什么也不想，只想努力赚钱，娶妻生子，普普通通的过完这辈子。


    我们的房东叫欧阳威，三十多岁，整天趿着一双人字拖，骑一辆本田摩托，突突突地在村里转悠。


    他不干活，也不需要干活。他名下有十几栋自建楼，全租给外来的打工仔。他还在村口开了一家录像厅、一家麻将馆，里面整天烟雾缭绕，进进出出的都是些染着黄毛、纹着青龙的年轻人，大家叫他“威哥”。


    村里人都怕他。


    我刚搬来那个月，就听人说过：前一阵有个外地佬欠了三个月房租，被欧阳威叫人打折了一条腿，然后连人带铺盖扔出了村子。


    我当时就想：这种人，我一辈子都别惹。


    每个月一号，我准时去交租，双手把钱递上去，低着头叫一声“威哥”。他从来不正眼看我，随手塞进裤兜。


    有一次他数完钱，忽然抬眼打量了我一下，笑着问道。


    “你就是阿丽的男朋友？”


    “是。”


    “在附近当保安？”


    “是。”


    他“哦”了一声，没再说话，转身骑着摩托走了。


    出事的那天，是发工资的日子。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是十一月的某个周四，下班的时候我领了当月的工资，一百二十块。


    路过村口的烧腊摊，我停下了脚步。


    老板娘正在斩一只烧鹅，琥珀色的皮油光发亮，香味顺着风一直往我鼻子里钻。


    阿丽说过，她最想吃烧鹅。


    我摸了摸口袋，咬咬牙，让老板娘斩了半只，用一张油纸包好，还热乎乎的，隔着纸都烫手。


    一路小跑回去，心里想着：等会儿她看到烧鹅，一定高兴得跳起来。


    那天我比平时早了半个钟头到家。


    楼梯很窄，堆满了各家各户的杂物。我走到三楼，远远看见我们那扇木门，虚掩着，留着一道缝。


    门口多了一双鞋。


    一双黑色的皮鞋，擦得锃亮。我们这栋楼里的人，没有谁穿得起这样的鞋。


    门缝里传出来了阿丽的喘息声，“威哥，你整快点！我男朋友快回来了！”


    我伸出手，推开了门。


    床上的两个人同时停住了。


    阿丽赤身裸体的躺在床上，看到我先是愣住，然后猛地拉过被单把自己裹起来。


    她的眼睛慌乱地闪了一下，随即把头偏了过去。


    床边的另一个人，是欧阳威。


    他一点都不慌。


    他甚至没有急着穿衣服，只是不紧不慢地坐起来，从床头柜上摸出一包烟，抖出一根，叼在嘴里，“啪”的一声点着火。


    烟雾慢慢腾起来，隔着那层烟，他看着我。


    那种眼神，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没有愤怒，没有心虚，就像是看着一条不知从哪里溜进来的野狗。


    他吐出一口烟，慢悠悠地弯下腰，从扔在地上的裤子里掏出一沓钞票，抽了几张十块的“大团结”，随手往我地上一丢。


    纸币飘飘荡荡，落在我的鞋前。


    “你女朋友不错！”


    他笑着说。


    我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我的手在抖。不是怕，是恨！我低头看了一眼门后的那根顶门杠。


    那是一根碗口粗的硬木，我平时用来顶门的，抡起来，够砸碎一个人的脑壳。


    我的手伸出去一半，又停住了。


    要是跟他动了手，今天我也许会被他的人打死。


    而阿丽不会为我说一句话。


    我心里很清楚，她不会。


    我的手慢慢放了下去。


    欧阳威看着我的动作，嘴角的笑更深了。他把烟头在床沿上摁灭，说：“这就对了嘛，年轻人，识时务。”


    我没有说话，转身一步一步下了楼。


    身后没有任何声音，没有人喊我，也没有人追出来。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村子的。


    等我回过神来，已经站在了长安镇外的一条河边。


    天已经黑了，远处厂区的灯火亮成一片，流水线上的机器还在轰隆隆地转，那是几万个像我一样的人，在用力气换饭吃。


    我手里还拎着那半只烧鹅，蹲在河堤上，从天黑蹲到了半夜。


    夜风很冷，吹得我牙齿打颤。我想哭，可是我哭不出来，喉咙里像塞着一团棉花，堵得我喘不上气。


    这时，一条瘦得皮包骨头的野狗，从草丛里钻了出来。


    它眼巴巴地盯着我手里的东西，喉咙里发出低低的呜咽声。


    我看着它，它看着我。


    我忽然笑了，把那半只烧鹅打开，扔在地上。它扑上去狼吞虎咽，连骨头都嚼碎了咽下去。


    我看着它吃，心想：这条狗，比我强。


    它饿了，有人喂它。它被人踢了，可以冲人龇牙。而我呢？我被人当着面睡了女人，还要忍着。


    在欧阳威眼里，我连这条狗都不如，他甚至连我的名字都不知道。


    那一夜，我在河边坐了很久很久。


    我终于明白了。


    这个世界从来不看你有多勤快，也不看你有多老实。这个世界只认两样东西：钱，和拳头。


    我对着那片漆黑的河水，一字一顿地发誓：


    “黄金城，你给我记住今天。


    从今往后，你要赚钱。你要不择手段地赚钱！


    你要让今天这些看不起你的人，一个一个，全都跪在你面前。”


    野狗吃完了烧鹅，舔了舔嘴，摇着尾巴走开了。


    我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转身往回走。


    天亮之后，我照常去厂里上班。站在岗亭里，穿着那身洗得发白的保安制服，何老板的车开进来的时候，我依旧笔直地敬了个礼。


    他依旧没有看我。


    我也没有在意。


    因为从那天起，我已经不再是那个信“天道酬勤”的黄金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