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的正统史观有一定的演变轨迹。大体说来，在正统的两个依据“一统”和“居正”不能兼备时，北宋正统论重“一统”甚于“居正”，如欧阳修、苏轼、司马光的正统论，皆是偏重事功，而消弱了“居正”原则。南宋失掉了天下一统的地位，同时面临社稷沦亡的威胁。这样的政治格局，给宋儒以很大震动，导致了文化心态和历史观念的变化，在正统论中，“合天下于一”的观念开始淡化，而是更加强调“居正”原则，同时注重“攘夷”。这种正统论以朱熹最具代表性，尽管朱熹明确表示：“只天下为一，诸侯朝觐，狱讼皆归，便是得正统。”① 但是，为了使南宋的正统地位有保障，朱熹在正统论中又融入了理学观念，以“天理”为衡定正统的标准，穷理究物，注重天道人道，达到“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② 的目的。以此为标准，与南宋形势相似，作为“正统之余”的蜀汉和东晋就列入了正统之序，而以曹魏和少数民族建立的十六国、北魏为“僭国”，这样南宋的正统地位也就有了历史依据。元朝初年，作为忠于前朝的南宋遗民，他们的正统论则更加凸显了“夷夏之辨”和“夷夏之防”的意识，同时极力为宗国南宋争正统。本文将从魏蜀正统问题、正统标准问题以及对元朝正统的看法等三个方面，对南宋遗民的正统观加以梳理和讨论。

一

魏蜀正统问题自东晋以来就一直争论不休，两宋时期也是学者争论的热点。这一问题在南宋遗民语境中同样受到关注，他们直接承朱熹的论点而来，几乎众口一词的尊蜀黜魏，主张从是非逆顺来论定正统地位，反对以势力强弱为衡定正统的标准，继承了南宋义理思想评价历史的传统，旨在为已经灭亡了的南宋争正统。

胡一桂的《十七史纂古今通要》在论蜀汉时，从理学思想入手，主张定正统应以是非为标准，而不是以势力强弱为尺度。他不满司马光进魏黜蜀，而是遵从朱熹《纲目》之说，以蜀汉为正统，他说：“温公进魏黜蜀，则祖陈寿之旧史，此以强弱论也。文公帝蜀而贼魏，则本《春秋》之书法，此以是非论也。”认为《纲目》这一书法是“正统复而快人心于方来，大义明而诛贼臣于既往”。③ 突出了正统观在伦理教化中的作用，尤其是对篡逆之举的警戒功效。

陈著撰历史蒙求读物《历代纪统》，上起三皇下至祥兴。该书秉承朱熹《纲目》的正统观，“以为帝王之统出于天，虽偏弱如蜀汉、东晋，皆天统所在，当时敌国虽强大，据有中土，要不得紊天统也。是统一正，则人心之天理可得而言矣”。④从人心天理入手来梳理历代统序，以为正统以居正而不是以强弱为原则，力主正统在蜀、晋。陈著的儿子陈泌尊该书为“经”，并为其作“传”，更加着力于对历代正统的辨析。胡氏的《季汉正义》也是以蜀汉为正统，林景熙对此书甚为推崇，认为胡氏“于以翼前修而扶正统，意何切也”。⑤ 赞同他对《纲目》正统观的继承和发扬。林景熙的正统标准一如陈著，正统与否，和土地的广狭，势力强弱无关，他说：“正统在宇宙间，五帝三王之禅传，八卦九章之共主，土广狭，势强弱不与焉。秦山河百二，视江左一隅之晋，广狭强弱，居然不侔；然五胡不得与晋齿，秦虽系年卒闰也。”正统给予华夏不给予夷狄，具有夷夏大防和理学天理纲常观念。牟巘亦言：“事当论逆顺，不当论成败。汉昭烈帝室之胄，立于蜀汉，高祖始封之地也。章武改元不改汉号，而袷祭高祖以下，名正言顺。操名汉相，然贼也。”认为张栻和朱熹尊蜀黜魏的作法“尤为确论”。⑥ 徐钧著《史咏诗集》，在朝代安排上也是尊蜀黜魏，称蜀汉为续后汉，列于魏之前，将魏、吴并列，称魏文帝曹丕为“才输十倍德何如，窃位称尊启帝图。”⑦ 而认为昭烈帝刘备才德过于光武，“若使人心似西汉，未输光武独中兴”，⑧ 对刘备期望很高。

刘友益作《资治通鉴纲目书法》，也是要彰显《纲目》的正统观，“凡天下混一为正统。正统者，大书纪年，继世虽土地分裂，犹大书之。其非一统则分注细书之，虽一统而君非正系或女主，亦分注书之。”⑨ 同样强调君主之“正系”，即“居正”的决定意义。揭傒斯为《书法》作序，认为以“正百王之统”为主旨的《纲目》，其正统观具有万世垂法的功用，刘友益的《书法》深得朱子之意，他说：“古之有天下者莫若舜、禹、汤、武。然汤有惭德，武未尽善，舜、禹之后得天下者莫如汉，曹氏亲受汉禅，威加中国，卒不能夺诸葛孔明汉贼之分。元魏据有中国，行政施化，卒不能绝区区江左之晋而继之。此万世之至公而不可易焉者，而犹或易之，此《纲目》不得不为《春秋》而作，此《书法》不得不为《纲目》而发也，此朱子之志也。”⑩ 即正统的归属标准，一不能是篡逆得国，二不与夷狄之国，皆是承朱熹而来，同时暗寓为南宋争正统之意。据此标准宋、金对峙时的南宋，虽然偏居江左，但其正统地位也是“万世之至公而不可易”的。

南宋遗民在论魏蜀正统问题上，多持朱熹之论，力主从是非天理上来确定正统之归属，而不是以强弱和成败来论定。南宋遗民为蜀和晋争正统，其实是在为南宋争正统，当时元廷诏修三史，在宋、辽、金三个政权的正统问题上，一直是争论纷纷，未有确论，最后确定各与正统。而在南宋遗民心目中只有具有中华礼仪文明的南宋才具有正统地位，但是在元初，他们作为在野士人，是统治者比较提防的群体，所以言论还多有顾忌，他们不便直接为南宋争正统，只能借蜀魏问题来寓含他们的主张。他们的主张虽然没有在修三史时得到实现，但是在明朝却受到重视，明朝一些史学家由于不满三史各与正统的作法，多提出异议，一些学者还改修宋史以表示对元修三史各与正统做法的不满，如王洙的《史质考》、柯维骐的《宋史新编》、王惟俭的《宋史记》等皆是以宋为正统。

二

南宋遗民还对正统的标准界定方面有了新的认识，斟酌和修正了朱熹的正统论。两宋时对正统的讨论层出不穷，主要是对正统的界定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总是随着社会现实的变化而变化，未曾明辨“正”与“统”两方面的主从关系，而是互相从属，因此导致正统讨论不休。像欧阳修虽然提出“居正”和“合天下为一”的原则，但是他实际在讨论历代正统时却侧重事功；朱熹也提出这两个原则，但他却侧重道德伦理即“居正”原则。

郑思肖的正统论在元代南宋遗民中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他的《古今正统大论》主旨是以经断史，突出了夷夏之辨。他认为史学的终极功用是明理而不是纪事，承宋代尊崇《春秋》义理史学而来，要求史学以理为务，以经断史才能使是非彰明，天理昭显。

基于其理学色彩浓厚的史学思想，在对正统的界定上，郑思肖主张以“正”为终极依归，“圣人、正统、中国本一也，今析而论之，实不得已。是故得天下者，未可以言中国：得中国者，未可言正统；得正统者未可以言圣人。惟圣人始可以合天下、中国、正统而一之”。他又说：“大哉‘正名’一语乎！其断古今之史法乎！名既不正，何足以言正统与？正统者，配天地，立人极，所以教天下以至正之道。”(11) 提出“圣人、正统、中国”三位一体论，反对分正与统为二，认为要以正为主导，统为从属。这种重“居正”的正统论实际是以纲常大义为判别正统的标准，对篡逆和不合天理的行为进行道德批判。郑思肖又具体指出，逆臣、夷狄、妇人皆不得与正统，因为他们皆不具有天命。激于少数民族政权元将其宗国南宋覆灭，自己被迫生活在异族统治下的现实，郑思肖又尤其突出了夷夏观念，增加了夷夏大防在其正统论中的分量。他说：“夷狄行中国事曰‘僭’，人臣篡人君之位曰‘逆’，斯二者，天理必诛。”(12) 认为夷狄入主中原华夏，就如篡逆一样大逆不道，天理不容。认为《北史》宜黜为《胡史》，《南史》宜曰《四朝正史》。依此华夷大分标准，郑思肖将隋、唐皆排除在正统之外，这与朱熹的正统之序不同。朱熹的正统论虽然偏重“居正”原则，但是也没有放弃“大一统”原则，所以在他的正统之序中，列有秦、隋、唐。郑思肖认为杨坚是冒认华族之姓，实为夷狄，而李唐为晋《载记》凉武昭王李嵩七世孙，是夷狄的后裔，因此隋、唐皆不具有正统地位。郑思肖严夷夏之辨可以追溯其国君七世以上，可见他对少数民族的不容与仇视之深。基于此种正统论，郑思肖认为三代以下只有两汉、蜀汉和宋为正统王朝。

郑思肖自认其正统论是千古不可更改之论，他曾经想按他的正统论理念写一部《正统通鉴》，既是为了使中华正统之大明于天下，同时也为了纠正《纲目》之不足。这一设想最终没有实现，但是他写成的《大义略叙》是一部按理学的纲常大义写成的宋亡元兴史，贯彻了他的夷夏大防的观点，他自己称该作纪事可能达不到事事具备，重要的是“惟主正理”。

对正统论有系统讨论的南宋遗民还有陈过。陈过，字圣观，与周密交游，周密赞同其正统论，所以将其论述收录到《癸辛杂识后集》的《论正闰》篇中。陈过指出，正统论所以历来争论不休的原因是侧重功业，不管是分裂不一还是创兴未成功时，“必择其间强大者一国当之，其余不得与焉。此其论所以不定也。”(13) 朱熹《纲目》正统论分别虽然精密，但是于理尚有未受之处。他说：“有正者，其后未必有统，以正之所在而统从之，可也；有统者，其初未必有正，以统之所成而正从之，可乎？”(14) 他认为统和正不具有同等的地位，要以正为主，统可从正，但正不可从统。一个朝代如果初始有正，虽然后来未必得一统地位，但是统可以从正，可以予以正统地位。如果初始就未得正之地位，则虽然得一统，也不能有正统地位，因为正不可从统。这种以“正”为核心的正统论，对朱熹的正统论提出了斟酌和修正，剔除了朱熹正统论中的大一统原则。按朱熹的正统论，大一统政权秦、晋、隋可以列入正统之序，而陈过从“居正”原则出发，认为他们是“暴者、巧者、侥幸者”的窃国者，如果予以正统地位，那么后世就不再有公论，这对人类来说是一种灾难，人道将会毁灭。在这里他虽然没有直接提出夷夏之辨，但也有对元朝统治的不满。他所说的暴者，暗指元朝统一中国过程中的残暴和血性屠杀，可见他也是暗示不与元朝正统地位的。

陈过主要是要匡正《纲目》之正统论，依据其正统论，只有汉、唐、宋可得正统，而秦、晋、隋是有统无正，因此不可得正统地位。值得注意的是，他将晋、隋皆排除在正统之外，他认为晋武帝承其祖父不义之业而统一中国，像隋朝一样都是篡逆得国，不得予以正统。陈过正统论旨在反对是无道嗜杀和篡逆，强调天理、人道。

陈过和郑思肖的正统论理学色彩浓厚，具有一定的时代特色，都旨在强调得国之正，但郑思肖更强调华夷大分，而陈过意在反对无道之君和篡逆之君，所以郑思肖黜唐于无统，而陈过黜晋、隋于无统。二人虽反对篡逆得国，但对赵宋的得国却无一异词。清人魏禧曾驳郑思肖观点，说：“尊宋之极，至于黜唐，以为不正而得国，则陈桥之变，与隋禅唐何异？”(15) 可见，二人为了为本朝争正统，在一些方面不免有些进退失据。

三

元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作为自认为拥有中华礼仪文明的南宋遗民，对这样一个由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会如何定位呢？南宋遗民对元朝的态度取决于个人对“夷夏”、“行道”、“忠君”等观念的评估。

大部分遗民对元政权是采取不承认态度的，如王应麟纪年用干支纪年，不用元的年号，意在不承认元之统治。《困学纪闻》是王应麟入元以后所写，但他直称宋为“本朝”、“我朝”、“吾国”，称宋太祖为“我艺祖”，称宋太宗为“我太宗”。据《元史·世祖本纪》记载，元朝灭宋后，世祖下令只准称宋为“亡宋”，而《困学纪闻》中无一处称“亡宋”，最多的是称“本朝”。显然，王应麟是以宋臣自居，根本不承认元朝的统治。胡三省对元朝有同样的态度，纪年也不用元朝年号，而是用太岁纪年法，在他的《资治通鉴音注》中表达了同王应麟一样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他在注《通鉴》时提到宋朝或宋帝时就空一格，为宋朝、宋帝讳。在称宋朝时，他也是称“我朝”、“本朝”，其中有称“宋”和“宋朝”者，陈垣先生认为是元末镂版时所改。金履祥为表其志节，著述一律采用太岁或干支纪年，而不用元朝年号，他编修《通鉴前编》十八卷，自述著述缘由说：“幸而天运循环，无往不复，圣贤有作，必有复兴三代唐虞之治于千载之下者，区区此编之所望也。”(16)

有的遗民则以实际行动来表示对元政权的否定，他们用“土屋”、“牛车”式的自我封闭，或者终身服先朝衣冠的行为方式，表达对故国的眷怀和对元朝的不认同。如潘荣在南宋覆亡后，“秉节不履元地，楼居二十载”。(17) 许月卿于宋亡后，改字宋士，“衰服深居，三年不言”，(18) 其他如吴载坚“筑土室居之，家人罕得见其面”。(19) 陆霆龙“栖隐讲授，终身衣冠不改”。(20) 他们或将自我放逐在当世之外，或终身著宋朝衣冠，这些行为表达了他们的归属选择和身份确认，即他们永远是大宋子民，不承认元朝的统治，所以不愿与元朝发生任何交接。

遗民中这种态度最强烈是郑思肖，郑思肖原名已无从考，宋亡后改名思肖，字所南，号忆翁，皆寓怀念宋朝之意，平时坐卧不朝北，听到北方人说话便捂住耳朵赶快离开。又将其书斋取名为“本穴世界”，意为“大宋”。他所著的《心史》表达了深沉的思宋情结和强烈的反元情绪，他作《一是居士传》，说：“愚哉！尝贯古今六合观之，肇乎无天无地之始，亘乎有天地之终，普天率土，一草一木，吾见其皆大宋天下，不复知有皇帝、王霸、盗贼、夷狄介乎其间。”(21) 认为宋朝并没有灭亡，根本不存在元朝的统治。作为一个南宋遗民，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写出自己朝代的历史，以免被元朝官方修《宋史》时有所篡改，他说：“天下治，史在朝廷；天下乱，史寄匹夫。”(22) 他的《大义略叙》前半部分纪述蒙古灭金及南宋的覆亡过程，并分析了南宋灭亡的原因，后半部分介绍了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1284）以前的蒙元历史，如蒙古族起源、大汗世系、朝廷政事、典章制度、社会风俗。书法严格按其所言之正统论，对宋称“大宋”，且多讳语，而对元朝言必称“僭”、“伪”、“鞑贼”，否定了元朝的正统地位。严夷夏之辨，称“夷狄素无礼法，绝非人类”，(23) 认为元朝“上下好色贪利，如蝇见血，如蚁慕羶，灭天理，穷人欲，罔所不至”(24)。对蒙古族极加贬斥，贯彻了他的夷夏大防的观点。

谢翱的《西台恸哭记》因作于元初，语多隐讳，不过也曲折的表达了亡国之痛，明朝张丁为该文分章注释，称其恸西台，“则恸乎丞相也，恸丞相则恸乎宋之三百年也”。(25) 谢翱在篇末说：“予尝欲仿太史公著《季汉月表》如秦楚之际，今人不有知予心，后之人必有知予者。于此宜得书，故纪之以附季汉事后。”(26) 在这里他隐讳曲折地表达了一种对不承认元朝的态度。其隐寓之志明朝的吴植加以阐明，他说：“盖太史公之著月表也，以月为纪记事之所起，而不书元年，所以明天下之无统也。……羽皋之为，岂不忠乎？国亡矣，天下不复宗矣，而翁独以其无统也。”(27) 谢翱将宋元之际比作秦楚之际，想仿司马迁作《季汉月表》，以寓其不承认元正统地位的态度。

他们对元朝有家国之恨，又揉有夷夏之辨的思想，所以对元朝持不承认的态度。由于处于元初这一比较敏感的时期，“是时元始有天下，言者尤多讳辞”，(28) 使他们不能大胆而公开的表达自己的意志，只能以行为语言来表达，或者像谢翱作《西台恸哭记》隐晦曲折的表达其恸宋之亡。虽然郑思肖比较大胆而热烈的表达了他的反元情绪和拥宋意志，但是为免招杀身之祸，也为了使自己《春秋》大义思想能流传后世，不至湮没或被人毁坏，他把他的著作《心史》沉到了井地。等到明朝末年，一个同宋元之际极其相似的年代，他的心血之作《心史》才得以重见天日，也因此引起学者们对其真实性的质疑。

当然，南宋遗民中也有承认元朝统治的，他们之所以不和元朝合作，拒不出仕，主要是出于君臣大义，要守臣节，拒仕二主。宋代君臣大义观念浓厚，在宋元鼎革之际，这种观念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在宋元战争中死节的忠义之士，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要多，都持有“生为宋臣，死为宋鬼”的忠君观念。宋亡后以这种观念在南宋遗民身上也得到得到充分体现，决定了他们对元朝的态度。樊伯撝在拒绝元朝征召时说：“盖国家之废兴存亡，固有天命，而谓人臣者，断违其间，殆天下之名教赖以立，后世之人心藉以正。托谓天命之已去，而遂反颜事主，无论异日无以见我王我后于地下，即今兹亦何颜面立于大元之朝乎？”(29) 他承认元朝的统治，认为朝代兴替自有其天命所归，但是人臣处其间，必须守臣节，即一臣不仕二主，一女不嫁二夫之节，所以他拒仕元廷，即使有杀身之祸，也不会稍屈其志。吴思齐对劝他出仕的元朝官员说：“譬犹处子业已嫁矣，虽冻饿不能更二夫也。”(30) 胡次焱也作《媒问嫠》问答诗以明志，说：“失身再事人，彤管无取焉。节义日以颓，文章何足诠。”(31) 表达的仍是君臣大义，一臣不事二主之意。

这些温和的遗民对元朝的统治没有加以绝对的否定，但是他们受到浓厚的儒家伦理的熏陶，忠君观念在他们心里已是根深蒂固了，为保持在他们心目中无比崇高的臣节，他们坚决不与元朝合作。这也反映出他们对历史发展的比较平允看法，对宋元鼎革并没有在夷夏之辨和所谓天理上胶柱鼓瑟，而是很平静的接受了这种朝代兴替的历史变化，承认元朝的统治地位。

南宋遗民的正统史观渊源于南宋正统论的讨论，是南宋理学思想发展的结果，也是现实政治的直接反映。从历史撰述来说，《辽史》、《金史》及《宋史》三史之修，正是因为正统之争，直到元顺帝时，决定从“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才得以完稿付梓。这种正统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南宋遗民的心态和情结，但从史学发展角度而言，却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他们在衡评历史时往往会褒贬失衡，厚此薄彼，使传统史学的据事直书的原则受到一定的损害。

 

【注释】：

（来源：《史学史研究》2006年2期。编辑录入：齐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