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梦江】永嘉之学如何从性理转向事功
永嘉事功学派形成于南宋前期，产生于两浙东路的温州，因为这些主张事功的众多学者都是温州人，温州古称永嘉郡，所以称为永嘉事功学派，简称永嘉学派或永嘉之学。
永嘉学派思想主要有两个源头，叶适《温州新修学记》说：
昔周恭叔(周行己)首闻程(程颐)、吕(吕大临)氏微言，始放新经，黜旧疏，挈其俦伦，退而自求，视千载之已绝，俨然如醉忽醒，梦方觉也。颇益衰歇，而郑景望(郑伯熊)出，明见天理，神畅气怡，笃信固守，言与行应，而后知今人之心可即于古人之心矣。故永嘉之学，必兢省以御物欲者，周年于前而郑承于后也。
薛士隆(或作士龙，即薛季宣)愤发昭旷，独究体统，兴王远大之制，叔末寡陋之术，不随毁誉，必摭故实，如有用我，疗复之方安在？至陈君举(陈傅良)尤号精密，民密某政，国厌某法，铢称镒数，各到根穴，而后知古人之治可措于今人之治也，故永嘉之学，必弥纶以通世变者，薛经其始而陈纬其终矣(《叶适集》卷十，中华书局1961年)。
这篇文章对永嘉学派的研究来说，是一篇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因此全部抄录下来。我在10年前写过的《叶适与永嘉学派》(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曾谈到南宋前期温州曾出现三派学术思想，即郑伯熊之学、薛季宣之学和徐谊之学(近似陆九渊之学，局限于平阳县，其继承者彭仲刚等转向事功)。当时因种种关系未谈郑伯熊兄弟之学如何由性理转向事功。近年深感这一问题必须讲述清楚，因此略述于下。
宋代以前的温州，僻于东南沿海一隅，三面环山，一面临海，交通闭塞，是个“僻远下州”(叶适语)。隋唐以前，世少闻人。北宋时由于工商业与农业比较发达，文化开始提升。前有宋仁宗皇祐年间(1049-1054)王开祖、林石、丁昌期的讲学活动；后有元丰、元祐年间周行己、许景衡、刘安节、安上等九先生传习伊洛之学回到家乡讲授，从而使洛学在温州传播。
洛学首创于程颢、程颐兄弟，终北宋之世，二程之学一直在民间，影响不大。可是，到南宋初期突然暴发起来，成为宋学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显学。叶适在其文集的《郭府君墓志铭》中说：
昔周(敦颐)、张(载)、二程(程颢、程颐)考古圣贤微义，达于人心，以求学术之要，世以其非笺传旧本，有信有不信，百年之间，更盛衰者再三焉。乾道五六年(公元1169-1170年)，始复大振。讲说者被闽、浙，蔽江、湖，士争出山谷，弃家巷，赁馆贷食，庶几闻之。(《水心文集》卷一三)
北宋中期以来，王安石的荆公新学一直居于宋学主导地位，洛学、苏轼兄弟的蜀学一直是支流。可是北宋灭亡后，南宋高宗赵构君臣追究亡国责任时，赵构不说宋徽宗赵佶是亡国的罪魁祸首，却将罪责转嫁到王安石变法与荆公新学。崇拜洛学的胡安国和二程门人杨时乘机大力攻击荆公新学，宣扬洛学，经过杨时等人的努力与南宋政府的支持，荆公新学从此逐渐消失，而洛学(或称理学)遂成为南宋学术界的显学，杨时亦被人尊为“理学南渡大师”和“闽学鼻祖”。
因为杨时是福建将乐人，洛学遂传入福建。杨明传之于罗从彦，罗从彦传之于李侗，李侗传之于朱熹，称为闽学，其实就是洛学，亦称程朱理学。朱熹大大发展了理学，到了南宋乾道五六年达到高峰。
也就在这时，在南宋工商业比较发达的东南地区两浙东路开始出现了理学的反对派。他们以经制解释义理，主张务实，反对空洞说教；主张用世，反对修心养性，诚如明末大思想家黄宗羲所说：“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盖亦鉴一种闭眉合目朦胧精神自附道学者，于古今事物之变，不知以为何等也”(《宋元学案》51卷《水心学案》)，他们是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陈亮的永康学派，吕祖谦的金华学派，统称为浙东学派。
本文前引叶适《温州新修学记》所述，永嘉学派的思想来源有二，其一即是周行己传给郑伯熊的性理之学，亦即洛学。周行己是程颐的学生，他与游酢、尹淳是同学，《二程集》的《程氏外书》当中有他们向程颐问学、交流的记载。关于周行己的生平思想，笔者在所整理的《周行己集》(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2年)的《前言》已有详细介绍，这里不再重复。
二、永嘉之学转化的关键人物
自北宋晚期的周行己到南宋前期的郑伯熊所讲习的永嘉之学，即是上面《温州新修学记》所说的“必兢省以御物欲”的性理之学，可是它如何由性理之学转为事功之学？根据文献，这一转化的关键人物是郑伯熊、郑伯英兄弟。
郑伯熊(1124？-1181)字景望，学者称为敷文先生。温州永嘉县(今温州市鹿城区)人。南宋前期，温州文化教育事业相当发达，温州属下永嘉、乐清、瑞安、平阳四县，人口不到100万(约91万多，见清同治《温州府志·户口》，参见《宋史·地理志》)，而士人则有几万人。叶适在《包颙叟墓志》说“漫之士几万人，其解额拘于旧额，最号狭小。”(《叶适集》卷二三)陈傅良也讲到温州每次解试：“间岁贡士，郡试且万人。”(《陈傅良集》卷三九)参加解试的士人有一万人，一般的士人当有几万。郑伯熊及其胞弟伯英就是这几万士人的领袖。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在《宋元学案·周许诸儒学案》的郑伯熊传略中说：
宋乾(道)淳(熙)之间，永嘉学者连袂成帷，然无不以先生(指郑伯熊)兄弟(其弟郑伯英)为渠率(率，古通帅，渠帅即领袖)。
郑伯熊出生于永嘉一个士人家庭，父亲郑熙绩曾任温州州学学录。母亲陈氏，出身官宦人家，其父陈豫赠奉直大夫，其兄陈一鹗官至朝散大夫。因此，郑伯熊少年就受到良好教育。他22岁中绍兴十五年进士，27岁出任台州黄岩县尉，因正直刚强，被人称为石莲县尉。后任婺州司户参军，召试馆职，任秘书省正字、国子丞、著作佐郎，吏部员外郎兼太子侍读，外放福建省提举茶盐公事，直敷文阁宁国府魏王司马，因劝谏魏王赵恺不听，自劾回家，改江西提刑，奉祠。不久起知婺州，升国子监司业兼国史院编修，宗正少卿，51岁以直龙图阁知宁国府，任满，调任建宁府知府，淳熙八年(1181)死于任上，享年约58岁。
郑伯熊，《宋史》无传，但《宋史》有两处提到他。一在《宋史·儒林四·陈傅良传》：“永嘉郑伯熊、薛季宣皆以学行闻，而伯熊于古人经制治法，讨论尤精，傅良皆师事之。”一在《宋史·隐逸下·徐中行传》，讲到他和徐中行之子庭筠有所交往。可见郑伯熊在当时颇有声名。
他的胞弟伯英(1130-1192)字景元，又字去华，自号归愚翁。为诸生时，“绍兴末，上《中兴急务》十篇，极言秦桧之罪”(《林下偶谈》卷四)。隆兴元年(1163)中进士第四名，按照当时惯例，进士第四名与上三名：“踵蹑以进，累日月皆至卿相”(《叶适集》卷二一《郑景元墓志铭》)，但他因母老需要奉养，时常请假在家，所以仕进仅止于判官、推官。当时温州士人尊称他为小郑公，郑伯熊为大郑公。
郑伯熊是周行己的私淑弟子，继承周行己的洛学，亦即理学。全祖望《宋元学案·周许诸儒学案》的周行己传略说：
永嘉诸先生从伊州(程颐)者，其学多无传，独先生(指周行己)尚有绪言。南渡之后，郑景望私淑之，遂以重光。
郑伯熊出生时(约在北宋宣和六年(1124))，周行己已离开温州，不久即病卒于山东郓州。但周行己遗著《浮让先生集》和后集在他身后即已出版，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七已有著录，并说明自己祖母是周行己的第三个女儿。因此，郑伯熊在家乡当可读到周氏遗著。当时人士也都承认他们兄弟能继承周行己的洛学，而且在宋高宗绍兴年间，秦桧当权禁止洛学之时，他兄弟二人仍提倡洛学。全祖望《宋元学案·周许诸儒学案》的郑伯熊传略说：
方秦桧擅国(自绍兴八年(1138)再任丞相至绍兴二十五年(1155)病死)，禁人为赵鼎、胡寅之学(即洛学)，而永嘉乃其寓里(按：秦桧是南京人，秦桧初登相位于绍兴二年八月罢免，温州是当时大后方，故秦桧寄居温州，并于绍兴五年出任温州知州)，后进为所愚者尤多。故绍兴末，伊洛之学几息，九先生(指周行己等九位洛学弟子)之绪言将衰歇。……先生(郑伯熊)兄弟并起，首雕程氏，书于闽中，由是永嘉之学宗郑氏。
郑伯熊这时提倡洛学，是需要一定勇气的，也说明他爱好周行己之学。所以，叶适在《郑景元墓志铭》中也赞美他俩兄弟说：
方秦氏(桧)以愚擅国，人自识字外，不知有学。独景元(郑伯英)与其兄(郑伯熊)，推性命微眇，酌今古要会，师友警策，惟统纪不接是忧，今天不以学名者，皆出其后也(《叶适集》卷二一)。
可是，郑伯熊兄弟所继承周行己“必兢省以御物欲”的性理学说如何转向“必弥纶以通世变”的事功之学呢？
这时，主张事功学说的薛季宣恰从武昌县令任满回到家乡温州，因此有了转化的机遇。
薛季宣(1134-1173)字士龙，或作士隆，学者称艮斋先生，温州永嘉县(今温州市鹿城区)人。《宋史·儒林四》有传。季宣六岁时，其父起居舍人薛徽言与秦桧庭辩议和事，中寒疾而卒，母亲胡氏相继下世。遂为三伯父薛弼收养。薛弼曾任岳飞参谋官，后历官荆南、福州、广州转运判官、安抚使等职，季宣随之宦游大江南北，熟闻南宋初期抗金事迹。十七岁时薛弼亡故，往依其岳父荆南安抚使孙汝翼，抄写机密文字，向湖襄著名学者袁溉受学。袁溉曾问学于二程，举进士，尝集乡民抗金，后从薛翁学习。溉学极博，主张事功。季宣尽得其学。绍兴三十年(1160)薛季宣27岁时，以恩荫任鄂州武昌(今湖北鄂城)县令。金兵南下侵略时，他依靠民兵坚决防守，当时湖北官吏纷纷将家眷送回内地，独季宣将家眷留在城中，表示与人民共存亡，因此武昌得以保全。任满后，谢绝各方邀请，到临安(今杭州市)选调。孝宗隆兴二年(1164)回永嘉老家候缺。这时，郑伯熊自隆兴元年三月召任秘书省正字后，八月因病监潭州南岳庙，奉祠在家。其胞弟郑伯英于隆兴元年中进士第四名，这时亦正在家等候差遣。于是郑伯熊兄弟便与薛季宣订交，因他们三人同住在温州州城内，交游密切，彼此思想都受影响。这在他们的文章中有所叙述。薛季宣《送郑景元赴秀州判官诗并序》说：
走归自武昌，始获交于景望、景元昆季，二郑兄弟不以我之无似，不屑与之友。居之相远也，相从之日少；志之相得也，相与之意深。居数年，景望召为国子丞，又两逾时，景元赴由拳(秀州，今浙江嘉兴市)从事。(《薛季宣集》卷六)
以后，郑伯英在《祭薛季宣文》也说：“岁在甲申(隆兴二年)，公归里居，始获从公，公始我知。(《薛季宣集》附录一)
郑伯熊兄弟与薛季宣订交后，经过数年的论学问道，二郑对薛季宣的事功之学非常佩服。有鉴于当时国家局势，二郑兄弟知道自己过去所研习的性理之学无补于国事，而薛季宣的事功之学确实有用。于是二郑兄弟由此转向事功之学。郑伯英在《祭薛季宣文》说：
圣贤不作，道丧文弊。问学事功，歧而为二。事功维何？惟材与力。问学维何？书痴传癖。学不适用，用者无学。为己为人，在在乖错，公之探讨，专用律身。推而放之，于以及人。纵论今古，衮衮忘疲。旁及制度，援笔而图……治官训农，理财练兵。厥有成算，亶其可行。(《薛季宣集》附录一)
郑伯熊与张淳合写的《祭薛季宣文》说：
自从公游，十见重九……我所未闻，公必析剖。一事一辞，据引精到。语妥理从，出我意表。箴过质疑，每见辄有，论未所及，讵一二数。直谅多闻，其伦盖少。求之古人，实我良友。(《薛季宣集》附录一)
薛季宣的事功之学对国事有用，非但二郑兄弟倾心敬佩，而当时与朱熹、张栻并称为“东南三贤”的吕祖谦，也是十分佩服。吕氏曾经写信给朱熹说：
薛士龙归途道此，留半月……然胸中坦易无机械，勇于为善，于世务二三条，如田赋、兵制、地形、水利，甚曾下工夫，眼前殊少见其比。
士龙坦平坚决，所学确实有用(《吕太史别集》卷十《尺牍》)。
当时，南宋局势十分严峻。自北宋灭亡，南宋政府在南方立国，宋高宗赵构曾被金兵追赶，自海上逃到温州。以后依靠乞和苟延残喘。绍兴三十一年(1161)七八月，金主完颜亮调集60万军队，分四路南下，拟欲一举灭亡南宋。中路自河南蔡州进攻湖北襄、汉，西路从陕西凤翔进攻大散关，海路从海道径取临安府，东路由他自己亲将三十二总兵进攻淮南。十月，完颜亮渡过淮河，攻占扬州，进抵长江北岸。幸中书舍人虞允文收拾残兵，利用南宋水军和优良船舰，在长江击败金兵，使之暂时不能过江。这时，金国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金东京留守完颜雍政变成功，自立为帝，南下的金兵将领不愿为完颜亮卖命，发动兵变，杀死完颜亮，自动退去，南宋政府才免于灭亡。
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宋高宗赵构退位，由养子赵昚接位，是为孝宗。宋孝宗是南宋比较贤明的统治者，为太子时就有北伐决心。这时，他想乘势北伐，却错用专讲大话、不懂军事的张浚为统帅，导致符离之战的失败，使孝宗积聚的抗战资财全部丧失，也使孝宗从此失去北伐的信心。
在这种形势下，南宋的有识之士，特别是浙东学派的一些学者纷纷感到专讲修心养性的理学，不能救亡图存。如陈亮在《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就不指名地批评朱熹提倡理学是误国误人。陈亮说：
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痺不知痛痒之人也。单一世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头拱手以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陈亮集》增订本卷一)
因此，一向研习、提倡周行己的性理之学的郑伯熊兄弟，就转向于薛季宣的事功之学了。郑伯熊兄弟当时的心态，可能也有几百年后的清代戊戌六君子谭嗣同在《致唐才常书》所说的一样：
往者嗣同请业蔚庐(刘人熙，浏阳人，谭氏的蒙师)，勉以尽性知天之学(即理学)，而于永嘉(事功之学)，则讥其浅中弱植，用是遂束阁焉。后以遭逢世患，深知揖让不可以退萑符，空言不可以弭祸乱，……夫浙东诸儒，伤社稷阽危，蒸民涂炭，乃蹶然而起，不顾瞀儒曲士之訾短，极言空谈道德性命无补于事，而以崇功利为天下倡。揆其意，盖欲外御胡虏，内除秕政耳。使其道行，则偏安之宋，庶有豸乎！今之时势，不变法则必步宋后尘，故嗣同于来书之盛称永嘉，深为叹服，亦见足下与我同心也。(《谭嗣同全集·致唐才常书》)
可惜的是，郑伯熊、郑伯英的文集今天都已失佚，无法见到郑氏当时有关的言辞。幸有上述郑氏兄弟给薛季宣的祭文：“问学事功，歧而为二……学不适用，用者无学”，尚可听到他们的心声。
三、永嘉之学转化的内因
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促使郑伯熊兄弟认识到自己向所讲习的性理之学(“必兢省以御物欲”)对国事无补，因而毅然转向薛季宣的事功之学(“必弥纶以通世变”)。但当时局势是外因，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而使事物(包括思想意识)发生变化。
使永嘉之学发生变化的内因，是郑伯熊所传习的周行己之学，与所谓正宗洛学弟子谢良佐、杨时等有些不同。周行己是先在开封太学受教于吕大临，以后再到洛阳受学于程颐，所得的是吕大临、程颐之学。
吕大临(1046-1092)字与叔，陕西蓝田人。他虽与谢良佐、杨时、游酢号称“程门四先生”，但他与谢、杨等不同，是个较为特殊的人物。他少年时代先从张载受学，受过关学思想的影响。张载死后，关学失去领袖，他又转入程颢、程颐门下深造，接受洛学思想。如他放弃张载的唯物主义的气本体说，接受二程的唯心主义的理本体说，但是在某些思想方面，他仍保持着张载关学注重“经世实济”的务实学风。程颐就说：“吕与叔守横渠(张载之字)学甚固，每横渠无说处皆相从，才有说了，便不肯回”(《二程集·遗书》卷一九)。这说明吕大临之学与谢良佐、杨时的洛学是有些区别的。因而郑伯熊所继承的周行己之学便与谢良佐、杨时等人的洛学有些不同。
具体说来，其内因约有下列几点：
一、没有门户之见。清四库馆臣说：“宋儒好附门户，门户深固者，大概以异同为爱憎，以爱憎为是非，不必尽协于公道也”(《四库全书总目》史部传记类存目孙承泽《益智录》提要)。史实确实如此。当北宋中期洛、蜀两党纷争时，洛学弟子视苏轼为头号敌人，视王安石新学为“大患”。可是周行己却对苏氏诗文大唱赞歌，有《寄鲁直学士》诗：“当今文伯眉阳苏，新词的烁垂明珠”，(《周行己集》卷八)。在程门弟子五六十人中，只有他和李朴敢称赞苏氏诗文，因此大为程门弟子所攻击。同时，因他曾长期在太学肆业，受过新学的熏陶。出仕后，在《上皇帝书》(第二书)中认为“朋党之论，诚非同家之利”，“继今以后不得复以朋党为言”。希望泯灭新旧党的党派之争。
洛学传至南宋朱熹(五传弟子)，门户仍然森严。如朱熹与陈亮“王霸义利”之辩时，朱熹的学生詹体仁，“每见亮书，则怒发冲冠，以为异说；每见亮来，则以为怪人，辄舍座不与共坐”(《陈亮集》卷28《丙午复朱元秘书书》)。朱熹本人也三次与人纷争。而永嘉学派学者却较能兼容并包，陈傅良即曾致书规劝朱熹，朱氏反以为不然。所以，郑伯熊兄弟无门户之见，对薛季宣的事功学说能够虚心接受。
二、“内圣”必须“外王”。郑伯熊兄弟一向继承讲习周行己的洛学，亦即理学。理学是以个体对自身的道德本质作为存在本质的认同为基点，以这种道德本质的充实扩展以至与天道融合为最高精神境界，即“内圣”，亦即”必兢省以御物欲”。但是这与现实屡屡存在着某种疏离。当郑氏兄弟面对南宋局势危急之时，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使他们深感自己所学无法解决现实问题。按照儒家传统的见解，个体道德本质的体认固然重要，但道德现实的最高境界是使全社会每个成员都有普遍利益，因此必须培养经邦治国的才能，“内圣”必须“外王”。郑伯熊兄弟所传的周行己之学，是传洛学兼传关学，有关学的“经世实济”的思想，曾任丞相的周必大在所著《李焘神道碑》中，就推许郑伯熊曾力赞李焘欲改革当时科举文体，取实学以致人才。惜为当时守旧官员反对而未行。上引《宋史·陈傅良传》也说郑伯熊对古人“经制治法，讨论尤精”。所谓“经制”，就是治国的制度。所以，当郑伯熊兄弟在结交薛季宣后，在慨叹“学不适用，用者无学”之余，就欣然接受薛氏的事功之学了。
三、治学方法相同。郑伯熊与薛季宣的治学方法都是由经入史的，既精于经又通于史，因为考究古代经制，必须以史事来论证得失，专谈心性，从概念转到另一概念，来免失于空疏。正如陈傅良的学生曹叔远曾当面对朱熹说：“自年二十，从陈先生(傅良)，其教人读书，但令事事理会。如读《周礼》，便理会三百六十官如何安顿；读《书》，便理会二帝三王所以区处天下之事；读《春秋》，变理会所以待伯者予夺之义。”并说：“若只管去理会道理，少间恐流于空虚”(《朱子语类》120)。所以，清儒章学诚在《浙东学术》一文讲：“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文史通义》)。这里，章学诚所说是指清初浙东学术而言，但可适用于南宋浙东学派，当时浙东学派的吕祖谦、陈亮、陈傅良、叶适等无不精通史学。薛季宣有史学著作，如《资治通鉴约说》、《十国纪年》校雔等。郑伯熊著作失佚，无法见其有否史学著作，而《敷文书说》则屡屡引证《左传》、《史记》、《唐会要》诸书，可见亦是精通史学的。治学方法相同，彼此交流便容易领会贯通。
四、哲学上道器关系的观点相近。道与器的关系，是理学中最为重要的基本问题之一。周行己、刘安节等永嘉九先生主张道器合一说。刘安节《行于万物者道》说：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一也而名二者，即形之上下而言也……盖有道必有物，无物则非道，有物必有道，无道则非物。是物也者论其形，而道也者所以适于物者也。(《刘左史集》卷二)
薛季宣则主张道不离器，他在《答陈同父亮书》中说：
上形下形曰道曰器，道无形埒，舍器将安适哉！且道非器可名，然不远物，则常存乎形器之内。昧者离器于道，以为非道遗之，非但不能知器，亦不知道矣。(《薛季宣集》卷二十三)
他们都以为道与器不能分离，道既在具体的事物中运行，借具体的事物来体现，也就是理论离不开历史，离不开现实，从而形成经世致用的学术倾向。因此，郑伯熊、薛季宣这些哲学观点上的一致，使郑伯熊兄弟更容易转向事功之学了。
总之，郑伯熊兄弟继承周行己之学，在国难当头之时，因对国事无补，而薛季宣之学确实有用，于是他们就毅然从性理之学转向事功之学了。
四、永嘉之学之后学
乡贤孙衣言先生在《薛季宣集》序中说：“敷文(郑伯熊之号)之学，没而无传。”认为郑伯熊死后，他的学术无人继承。而全祖望《宋元学案》卷三十二将郑伯英与伯熊合传外，还将他们的从弟伯谦列为“家学”。
郑伯英与其胞兄伯熊共同讲习周行己性理之学，又共同与薛季宣结交而将性理之学转向事功，他当是“敷文之学”的传人，伯英虽后死于其兄11年，而据叶适《郑景元墓志铭》所述，有点豪士作风，“急难窘助，扁舟径往，夜半叩门，摄衣偕出矣”。不像是白首穷经的学者。所以吕祖谦致陈亮书中说：“景元廓落，自其所长。区区所望于渠者，政欲其爱养血气，点检细行，以待时而已”(《吕东莱别集·尺牍·致陈亮第34函》，“血气”，《宋元学案》卷三十二附录作“气血”)。而《归愚翁集》早已失传，对后世影响不大。
郑伯谦著有《太平经国之书》。但温州府县志没有他的传略，仅记他是“绍熙庚戌年(1190)进士，衢州府学教授”。而当时永嘉诸学者的文集也查找不到有关他的文字。他的《太平经国之书》是释述《周礼》一些制度的著作，因而也无法知其全面的学术成就。
郑伯熊有许多学生，见之于文献的，有木待问、朱伯起、陈傅良、蔡幼学和叶适、永康陈亮、宁波楼钥等人。这些人除朱伯起外，在南宋都有名望。《宋史》及有关著作都有传略。可是，叶适自言是“登门晚矣，承教则疏”(《水心文集》卷28)；陈亮仅是郑伯熊于淳熙二三年(1175-1176)任婺州知州时有过相从；楼钥则是服官温州时向郑氏问学。看来这些学生是不可能传其家学的。
郑氏的嫡传弟子：木待问(1140-1212)，字蕴之，是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状元，(与郑伯英同科，伯英是第四名进士)，官至焕章阁待制、礼部尚书。可是荆溪吴子良《林下偶读》卷四说：“永嘉木尚书待问，少从学于郑敷文……敷文死后，木尚书造宅侵郑氏地”，因此两家不和。看来木待问是个热衷功名富贵之人，不可能继承郑氏所传之学。
朱伯起，生卒年不详，著有《阴阳精义》一书，已失传。叶适曾为此书作序说：“朱伯起从郑公景望学，而与景元为友……然郑公爱伯起盾醇，以为近道，自有闻见及得意于简编，多以语伯起。”如此看来，朱伯起有可能传郑氏的性理之学。但是，郑氏兄弟死后，“伯起失二公，闭门漠漠，晚进遇之，瞠目戛如也。”而且伯起“酷嗜地理”，讲阴阳风水，他也不能继承郑氏之学。
蔡幼学(1154-1217)，字行之，瑞安县新城(今瑞安市莘塍镇)人，《宋史·儒林四》有传。他是陈傅良的得意门徒，幼年即从陈氏受学。后因续娶郑伯英长女为妻，有向郑伯熊问学的可能，以后他任福州知州兼福建安抚使时，曾刊刻郑伯熊、伯英文集于任所。但当时彼此都服官在外，实际上接触不会很多，他所继承的应该说是陈傅良之学。
真正继承郑伯熊之学，而且对后世有影响的，应该是陈傅良。
陈傅良(1137-1203)字君举，学者称止斋先生。温州瑞安县帆游乡湗村(今瑞安市塘卜镇)人。父母早亡，家贫，以教书为生，因他对当时科举时文很有研究，深得学生欢迎。但他并不以此自满，仍虚心向乡里大儒郑伯熊、薛季宣求教。《宋史·陈傅良本传》说：“当是时，永嘉郑伯熊、薛季宣皆以学行闻，而伯熊于古人经制治法，讨论尤精，傅良皆师事之，而得季宣之学为多。”实际上，陈傅良是先受学于郑伯熊，以后郑伯熊服膺于薛季宣事功学说，才将陈傅良介绍给薛季宣受学，这在陈傅良致郑伯熊的一封信中说得很明白：
拜违诲席六七载，百无一进。独幸于毗陵(常州)从百九兄(按指薛季宣)游半年，平生气息为之延缓。推挽之赐，何敢废忘。……芮祭酒(晔)仅及家易箦，刘大著(夙)、王詹事(十朋)竟皆不疗，诲内贤者相继凋丧，令人丧气。
从信中说到芮哗、刘夙、王十朋之死，因这三人均死于乾道七年，可知此信写于乾道七年。再联系“拜违诲席六七载”看，与乾道二年(1166)郑伯熊出任国子丞离开温州的时间正相符合。
信中说“推挽之赐，何敢废忘”，说明陈傅良从薛季宣读书于常州是由于郑伯熊介绍的。陈傅良向郑伯熊受学时间，约在绍兴二十三年(1153)至乾道二年(1168)之间，正是郑伯熊出任国子丞之前，在家养病之时。以后郑伯熊出任国子丞，外放福建提举，而陈氏仍在温州，故信中说“拜违诲席六七载”。
陈傅良是一位主张事功、通经致用的学者。他自己就讲过：“所贵于儒者，谓其能通世务，以其所学见之事功。”(《陈傅良先生文集》卷十四。《外制，大理寺主簿王宁新知信阳军》)他的晚辈叶适推崇他的事功之学说：
公既实究治体，故常本原祖宗德意，欲减重征，捐末利，还之于民；省兵薄刑，期于富厚。而稍修取士法，养其义理廉耻为人才地，以待上用。其于君德内治，则欲内朝外廷为人主一体，群臣庶民并询迭谏，而无壅塞不通之情。凡成周之所以为盛，皆可以行于今世。视昔人之致其君，非止以气力负荷之，华藻润色之而已也。呜呼！其操术精而致用远，弥纶之义弘矣。(《叶适集》卷十六《陈傅良墓志铭》)
叶适是说陈傅良对宋代政治经济制度有很精深的研究，所以当时著名史学家李心传就推崇陈氏是“最为知今”的学者。(《朝野杂记》乙集卷二)
陈傅良著作等身，有《春秋后传》、《左氏章指》、《建隆篇》、《周礼进说》、《止斋文集》、《历代兵制》、《永嘉先生八面锋》，等等，传世者仍然不少，影响很大。
陈傅良的朋友、学生很多，朋友中著名的有：徐谊、王自中、陈谦、薛叔似、徐元德、戴溪、王楠、许及之以及他的堂弟陈武等人；他的学生著名的有：蔡幼学，曹叔远，钱文子、林懿仲兄弟、周勉兄弟、朱黼，王绰、薛仲庚等以及没有学生名义而实是学生的叶适。除叶适是当时大儒外，这些人都是温州人，而且都是永嘉学派的中坚分子，人才济济，所以永嘉学派成为与当时朱熹道学派、陆九渊心学派鼎立的三大学派之一(有关陈傅良生平思想及贡献，请参阅拙著《叶适与永嘉学派》第六章)此不赘。
（来源：《孔子研究》2006年2期。编辑录入：齐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