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第一版超绝演绎看“超绝图型法”对演绎的意义

作为康德批判哲学核心的超绝(transzendental)演绎,其基本方略就是在明示性地证明纯粹知性范畴是构成可能经验的必要条件的同时,证明这种条件自身的可能性。[1]这一明示性证明的关键在于,证明能够在被康德坚定地设定为“具有不同的认识根据”的知性与感性之间构成一种统摄与被统摄关系。只有解决了这一关键问题,才能最终回答“验前(a priori)综合判断如何是可能的”。因此,知性与感性之间的这种统摄与被统摄的机制也就必定成为超绝演绎最主要的内容。

在第一版的超绝演绎中,这一机制是通过“三重综合”力图加以阐明的。在第一重综合,即“领会的综合”中,康德曾经将领会综合的过程描述为思维的自发性或知性对感性杂多的“贯通”(dasDurchlaufen)与“整合”(die Zusammennehmung),以使之“被包含在一个表象之中”。(A99-100)第二重综合,即“再生的综合”,是在领会综合的基础上形成的。在康德看来,这两重综合都是通过超绝想象力而得到实现的。例如他曾说“想象力的再生的综合”,以及“想象力的直接施加在知觉上的运作[2]我称之为领会”等等。(A103, 120)至于第三重综合,也就是“认定的综合”,康德将之归为超绝统觉的作用。它给作为感性表象的现象以概念的统一,所以这种统一称为“统觉的综合统一性”。“认定的综合”作为三重综合的最后一步,就是在前两重综合的基础上最终将感性杂多或现象构成为“对象”。所以,康德又将这样构成对象的机制称为“对象=X”。(A104-105)如此看来,在第一版的超绝演绎中所涉及的思维的自发性机能实际上有两个,即超绝想象力和超绝统觉。在这一版的超绝演绎中,虽然康德对超绝统觉已有足够的强调,但他终究将它置于了超绝想象力之后,因为他这样说道:

(纯粹统觉的)综合统一性是以一种综合为前提的,或者包含有一种综合……。因此统觉的超绝统一就与想象力的纯粹综合,即与一个认识中杂多的一切组合之可能性的验前条件相关。但只有想象力的生产性的综合才能够验前地发生……所以想象力的纯粹的(生产性的)综合的必然统一这条原则先于统觉而成了一切知识,特别是经验知识的可能性基础。(A118)

康德对于超绝想象力的基础性的这种认定,原因很可能在于当他将上述综合作用与知性范畴对应起来时,能够明示性地描述的机制只有想象力的运作。例如,在第一版超绝演绎中,我们所能看到的与知性范畴对应的实例有:“在思想中引一条线”(A102)和“思考一个三角形”(A105),以及与因果性概念相关的“亲和性”(A122-123)。我们看到,前两个例子对应于数学性的范畴,并且由于它们是基于领会综合的,所以体现的是超绝想象力的机能。最后那个例子则对应于动力学性范畴,而对于这种范畴,康德所能揭示的仍然是想象力的运作。这就表明,通过范畴分门别类地表现出的知性自发性作用,与想象力的运作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联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康德真的会将范畴看作是超绝想象力的成就。恰恰相反,知性范畴仍然被他视为可能经验的规定性的真正基础。他说道:“对杂多进行认定的这些根据,就其涉及的只是某个一般经验的形式而言,就是那些范畴”,是“在范畴之上……建立起了在想象力的综合中一切形式的统一性”而不是相反。(A125)

然而,通过三重综合的描述使我们看到的想象力的作用,虽然不至于成为知性与感性的“共同的根源”[3],但它确实被认为是联结感性与知性的、从而使得感性杂多统摄于知性范畴的可能性的真正根据。这就是康德在第一版超绝演绎中得到的结论:

我们有一种作为人类心灵基本能力的纯粹想象力,这种能力为一切验前知识奠定了基础。借助于这种纯粹想象力,我们把一方面即直观杂多和另一方面即纯粹统觉的必然统一性条件联系起来了。这两个极端,即感性和知性,必须借助于想象力的这一超绝机能而必然地发生关联(A124)。

但是,第一版超绝演绎关于想象力的这种机能让我们了解到的也仅仅就是这些。多少有些奇怪的是,对于想象力的这种超绝机能的更为专门、深入并且具体的分析论述,却是在并不属于“纯粹知性概念的超绝演绎”的“纯粹知性概念的图型法”这一章中。在这里,康德在上面的引文中所概括的超绝想象力的机能,被具体化为“超绝图型”的生产:“图型就其本身来说,任何时候都只是想象力的产物”(A140)。由此不难意识到,虽然“超绝图型法”这一章的内容在行文上没有被安排在超绝演绎中,但它与超绝演绎密切的相关性是不容怀疑的。这甚至使得一些诠释者因此便认为关于“超绝图型法”这一章是一种不必要的多余。这种看法其实是对超绝演绎本身的内涵缺乏认识的结果。例如,一些诠释者因为担心关于机制的分析会使超绝演绎陷于心理主义的困境,于是抓住康德在第二版《纯粹理性批判》中没有再提主观演绎和客观演绎的区分这一点,全然不顾康德在两版超绝演绎中大量的关于机制的论述,试图将超绝演绎归结为空洞的(仅仅作为某种逻辑形式的)超绝统觉。对于这些诠释者,岂止“超绝图型法”是多余的,就连两版超绝演绎中涉及到超绝想象力的内容都应该在此原则下加以排除才是。[4]然而,这样做是荒唐的。(参见钱捷, 2000年a,第2节)我认为,“超绝图型法”对于完整地理解超绝演绎有着不容否定的重要性。事实上,康德本人在晚年(1797年12月11日)写给蒂夫特隆克的一封信中,就曾经写下过这样的话:“图型法是最困难的地方之一———甚至贝克先生[5]自己都没有看透它———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章节之一”。(Kan,t 1928,S. 686)[6]

 

二、“超绝图型法”和超绝的时间图型

在“纯粹知性概念的图型法”一章中,康德开宗明义地指出:“每当把一个对象归摄到一个概念之下时,对象的表象都必须和这概念是同质的”(A137/B177)。作为属于不同认识根源的知性与感性相结合而构成经验的必要条件,这种同质性在机制上明确了超绝演绎所要澄清的关键之点,即通过何种机制,本来不同根源的、从而不同质的范畴与现象,能够按照同质性要求处于统摄与被统摄的关系之中。显然,这一机制能否被澄清,直接涉及能否成功地给出作为明示性证明的超绝演绎。那么,什么是康德所说的同质性呢?康德在此并未对同质性做出任何定义,但他给出了一个例子:“一个盘子的经验性的概念和一个圆的纯几何学概念具有同质性,因为在盘子里所思维的圆形是可以在圆中直观到的。”( ibid)[7]由此可知,诸概念是“同质的”,就是指在它们中存在着共同属性。上述例子中的共同属性就是“圆形”。康德的这种同质性概念显然来自于类的逻辑,他在《纯粹理性批判》的“超绝方法论”中有一段话可以证实这一点。[8]事实上,(按照类逻辑的)概念间的相互归摄,便是依据这种同质性进行的。于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出现了:知性范畴与现象并不具有同质性,例如因果关系,它在现象中绝非自在地存在的,那么知性如何能够将现象归摄于范畴(例如“因果性”)之下呢?康德的回答是:必须借助于“超绝图型”的中介作用。

用来充当范畴与现象的中介的这种超绝图型,必须满足一个十分特殊的要求,即:“这个中介的表象必须是纯粹的(没有任何经验的东西),但却一方面是理知的,另一方面是感性的。”(A138/B177)康德认为,只有超绝的时间规定满足这样的要求:

一般超绝的时间规定就它是普遍的并建立在某种验前规则之上而言,是与范畴(它构成这个超绝时间规定的统一性)同质的。但另一方面,就一切经验性的杂多表象中都包含有时间而言,超绝时间规定又是与现象同质的。(A138-139/B177-178)

于是,这种超绝的时间规定就成了“对于现象被归摄到范畴之下起了中介作用”的(范畴的)图型。这样,作为超绝演绎的核心的机制问题就变成这种超绝时间图型的机制问题了。换言之,对范畴如何使经验成为可能的问题的回答,首先在于回答超绝时间如何可能充当范畴的图型,它如何可能同时与本身相互不同质的范畴和现象两者同质这个问题。对此问题,康德的回答如下:

一个纯粹知性概念的图型……只是合乎某种依照由范畴所表达的一般概念的统一性规则而进行的纯粹综合,是想象力的超绝产物,该产物就所有那些应验前地按照统觉的统一性而在一个概念之中关联起来的表象而言,就与一般内感官的规定依照其形式(时间)诸条件而发生关系。(A142/B181)

这样的回答是很不充分的,因为图型如何在“依照由范畴所表达的一般概念的统一性规则”的同时,又能够“与一般内感官的规定依照其形式(时间)诸条件而发生关系”这一点,正是人们所希望澄清的。可以看到,代替对此关系的直接分析,康德通过逐一对比显示了诸范畴的图型,即“量的图型”、“质的图型”、“关系的图型”和“模态的图型”,与“时间序列、时间内容、时间次序及最后,时间总和”的一致性或同质性,从而表明“图型无非是按照规则的验前时间规定而已”。(A145/B184)但这只是给出了事实,却没有揭示其根据,即没有说明知性的那些(表现为范畴的)规则是如何与作为内感官直观形式的时间一致而成为验前时间规定的。

不过,康德在做出这些对比的时候,也不是对其中机制性的东西完全没有涉及。我们还是看到了一点儿对于机制的涉及:“量的图型,这就是在对一个对象的相继领会中时间本身的产生(综合)”( ibid),以及“定量作为一个知性概念,其纯粹图型是数,数是对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同质单位)连续的相加进行概括的表象。所以数无非是一般同质直观之杂多的综合统一,这是由于我在直观的领会中产生出时间本身而造成的”(A142-143/B182)。正是这不多的一点儿涉及,将我们的注意力又带回到(生产性的)想象力对于杂多的领会综合。只是这里的综合所产生的是“时间本身”。这种领会综合我们在第一版超绝演绎中就曾遇见过。在那里,它被称为“纯粹的领会综合”,并且“这种领会的综合也必须验前地,亦即就那些并非经验性的表象方面加以实行。因为没有它我们将既不可能验前地拥有空间表象,也不可能验前地拥有时间表象”。(A99-100)显然,就时间而言,这种纯粹的领会综合既然是无关乎经验的、验前的,其对象就必定只是作为内感官的直观形式的时间。因此,为了弄清康德在这里所说的东西,我们有必要预先认识一下康德的作为直观形式的时间的概念。

 

三、作为内感官形式的时间

 

作为内感官形式的、直观性的时间,属于与知性不同的另一种认识根据,这是康德关于人的验前认识能力的一个基本思想。这一点早在他1770年所写的《就职论文》中就有明确的论述。在那里,时间的基本性质被概括为7条。这7条性质实质上可归结为两点,即时间是主体的验前感性形式,以及时间是直观而非知性的(类)概念。这两种性质在《纯粹理性批判》的“超绝感性论”中都被保留了下来。与本文这里关于“纯粹的领会综合”的分析有关的仅仅是这两点中的第二点,即直观性。

作为感性形式的时间的这种直观性有两方面的含义,即连续性和不可逆性。首先,时间的连续性在于它不可分割为作为时间的部分(即时间由以被组成)的单纯物。对此特征,康德在《就职论文》中描述说:

时间的任何一个部分都仍然是时间,时间中单纯的东西就是时刻,但它们不是时间的部分,而是界限,在它们之间有一段时间。(康德, 2004年b,第406页)

因此,时间的这种没有最小部分的、也就是连续性的特征的表现,是它的无限可分性。其次,时间的不可逆性,就是说“不同的时间不是同时的,而是前后相继的”,即“时间只有一维”(A31/B47)。在《就职论文》中,康德将时间的这种不可逆性看作它的直观性的一种体现:

在不同的时间中哪个在先,哪个在后,如果不想陷入某种恶性循环的话,就不能以任何方式通过某些知性能够把握的特征来界定它,精神只能通过殊相性的直观来辨识它。(康德, 2004年b,第406页)[9]

与空间直观之为外感官形式相对,时间直观是内感官的形式。这一点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得到了强调。并且,这种强调出现在“超绝感性论”中属于“时间概念的超绝阐明”部分,而非“时间概念的形而上学阐明”部分。这并不奇怪,因为正是时间作为内感官形式这一点对于超绝演绎有着重要的意义。时间直观是内感官的形式,这意味着与空间相比,它与意识有着更深层的关联,即一切意识都是在时间中而非在空间中的。因此,康德说道:

时间是所有一般现象的验前条件,也就是说,是内部现象(我们的灵魂)的直接条件,正因此也间接的是外部现象的条件。如果我能验前地说:一切外部现象都在空间中并依空间的关系而验前地被规定,那么我也能出于内感官的原则而完全普遍地说:所有一般现象,亦即一切感官对象都在时间中,并必然地处于时间的关系之中。(A34/B50-51)

正是因为时间直观的这种特殊性,作为意识活动的知性自发性必然首先与内感官以及它的时间形式发生关系。正如我在前面已经指出的,康德意识到超绝想象力对于时间形式有着某种作用和规定,这是超绝时间自身的规定所以能够成为图型的根据,并且这种图型因此而与知性范畴相对应,为范畴之运用于现象起到中介的作用。于是,解开“超绝图型”这个“人类心灵深处隐藏着的”谜题的关键,就在于能否澄清超绝想象力对于时间直观的作用的实质了。

四、两种综合与感性形式的“知性化”

 

从上述分析所得到的结论不难看出,至少在第一版中,在从“纯粹知性概念的超绝演绎”到“纯粹知性概念的图型法”所涉及的章节中,都一致地表现出一种对于生产性想象力的超绝意义的强调;但是,统觉(从而知性及其范畴[10])并没有因此而被归结为或被奠基于超绝想象力,相反,康德坚持了这样一种立场,即想象力在其形式和运作(综合作用)方面是依照于范畴的。这后一事实之所以被某些诠释者所忽略,可能的原因之一是,在第一版中康德未能对想象力在其运作中与知性的联系作任何进一步深入的论述。照我的看法,这种情况在第二版超绝演绎中有了很大的改善,从而将多少使得想象力与知性在超绝机制中的、进而在超绝图型的机制中的关系变得更加明确。

这个改变的起点是康德在第二版超绝演绎中引入的“知性运作”(Verstandeshandlung)这个概念(B130)。通过这个概念,第一版超绝演绎中被描述为想象力的综合作用与统觉的综合统一作用的诸规则,都统一在了知性的名下。在第二版中,这种归结为知性的机能的运作,当它还未与感性的杂多相关时,被称为“理知的综合”。康德的下面一段话对这种综合做了概括:

纯粹知性概念是通过单纯知性而与一般直观对象发生关系的,并不确定这种直观是我们的还是别个的,而只需它是感性的。但正因为如此,纯粹知性概念就只是些思维的形式,通过它们还没有任何确定的对象被认识。在它们中杂多的综合或联结仅仅相关于统觉的统一性,因此就验前知识基于知性而言乃是这种知识的可能性的根据。因而这种综合不仅是超绝的,而且也只是理知的。(B150)

因此,这种理知的综合作为思维的纯粹形式,只是一些运作的结构、一些纯粹的程序。要想通过它们而构成经验或认识,就需要将它们实施于感性杂多,运作于现象之上。这种对于现象的运作的可能性本身,则在于我们具有验前的感性直观形式,首先是具有作为内感官形式的时间,通过它们“我们(人类的)直观的一切对象不能不必然从属于”作为知性的自发性的统觉的综合统一性。( ibid)显然,这种说法与“超绝图型法”是一致的。但是这里康德却明确地提到了一个重要的机制,即知性的纯粹运作,也就是理知的综合,能够作用于作为内感官形式的时间本身:

当知性单独地就自身被考察时,它的综合无非就是这种运作的统一性,知性即使没有感性也意识到这种运作本身了,但知性本身通过这种运作就有能力从内部,就按照感性直观所可能给予它的杂多而言来规定感性。所以知性在想象力的超绝综合这个名称下,对于被动的主体——其能力就是知性——实行着这样一种运作,对此我们有权说,内感官由此受到了感染。(B153-154)

康德所提出的这一机制,更加具体地刻画了主体的综合统一的自发性对于纯粹时间直观的作用。但这一次,这种作用的真正意指不再是想象力的运作而是知性本身的运作,是知性借“想象力的超绝综合这个名称”所进行的综合运作。这个综合,康德称之为“形象的综合”,以区别于纯粹的、不涉及感性杂多(尤其是纯粹的感性杂多,即时间直观)的“理知的综合”。

我们可以将知性对于感性形式的这种运作称为感性形式的知性化。显然,感性形式的这种知性化不应当只限于内感官形式。事实正是如此,在第二版的超绝演绎中,与我们在时间方面所看到的相似,作为外感官形式的空间的知性化也被更为明确地提了出来。例如,康德在§26的一个注释中就曾这样写到:

空间在作为对象被表象出来时(我们在几何学中实际上就需要这样做),就包含有比直观的单纯形式更多的东西,这就是把按照感性形式给出的杂多统摄在一个直观表象中,以致直观的形式就只给出了杂多,而形式的直观却给出表象的统一性。(B161-162)

这个“形式的直观”,就是空间形式知性化———形象的综合———的产物。这种知性化的实质因此在于,正如康德所说,内感官和外感官的“直观的形式”“只给出了杂多”,“但没有对于直观中杂多的联结”(B154),而这种联结便是知性运作所赋予的。这种运作导致形象的综合这件事尤其与时间直观或内感官相关,因为所有这些由知性运作加入直观形式的联结(它们是综合的实质),无不是在内感官中具体地得到实现的。即使是对于空间直观中杂多进行综合的知性运作,作为意识的活动,也是在内感官形式或时间形式中前后相继地进行的。所以康德会说,“知性决不是在内感官中已经发现了对杂多的这样一类联结,而是通过它感染内感官而产生出这种联结”(B155)。这样,最后达到可能经验的构成的一切知性运作或这种运作对于纯粹直观形式的直接结果,都将首先通过内感官形式的规定而体现出来。这就为我们进一步认清超绝的时间图型的真实面目提供了一个线索:原来作为图型的超绝时间规定,都是知性运作感染内感官或时间形式所得到的结果。我们已经知道,知性运作作为“思维形式”不是别的而正是范畴,这样,在超绝的时间规定与范畴之间存在着康德所指出的那种对应关系,也就是说,超绝时间规定能够成为范畴的图型,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藉此,超绝图型之作为超绝想象力的产物之谜便得到了破译,而超绝想象力也因此在实际上被化解为知性运作。

由此可见,在对于超绝的综合与综合统一的机制的明示上,第二版超绝演绎比起第一版有了无可怀疑的进步。除了超绝演绎本身的部分,我们在“超绝分析论”甚至“超绝感性论”中所看到的那些改动,大都与这一进步有关。

 

五、康德对“超绝图型法”的最后认识

 

第二版的超绝演绎所体现的这种进展和思路,在康德以后的生涯中一直被延续到最后。康德晚年写下的直接关于“超绝图型法”的论述,最重要的就存在于我在前面提到的他写给蒂夫特隆克的那封信中。这封信的主题正是从蒂夫特隆克来信中提到“如何理解《纯粹理性批判》第177页”——这是“超绝图型法”那一章的开始部分——“那个介绍怎样把范畴运用于经验或者现象的命题”这个问题引出的。在这封信中,康德首先强调了“组合”(Zusammensetzung)这个概念,他写道:

一般组合物的概念并不是一个特殊范畴,而是(作为统觉的综合统一)包含在一切范畴之中。也就是说,作为这样一种东西,组合物不能被直观,相反,组合的概念或者意识(组合是一种功能,一切范畴作为统觉的综合统一都以它为基础)必须在先,以便能够设想被给予直观的杂多在一个意识中连接起来,也就是说,把客体设想为某种组合的东西。(康德, 2001年,第329-330页)

显然,康德这里所说的“组合”就是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所说的综合或综合统一,尤其是他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中所说的知性运作。[11]康德接着在信中与在第二版超绝演绎中一样地将这种组合的(知性)运作理解为图型法的根据,或者说得更具体些,图型,也就是超绝的时间规定,正是这种组合运作实施于内感官形式或时间形式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作为范畴与现象之间的中介的图型,自然就是“内感官表象的组合物”了。于是,我们便可以这样来理解超绝图型工作(即归摄)的原理:

超绝的归摄,也就是通过一种中介概念,即内感官表象的组合物的概念,将经验概念置于知性概念之下的归摄,乃是置于范畴之下的归摄,就其内容说其中存在某种异质的东西。如果这是直接发生的,则这将是违背逻辑的。但相反却是可能的:如果通过中介概念,即主体的内感官表象的组合物的概念(就这些表象与时间条件相一致而言)而被置于纯粹知性概念之下的经验概念,验前地包含按照这个组合物的与一般组合物概念(每一范畴都是这种东西)同质的普遍规则的表达,并且因此使在图型的名目下将现象依照纯粹知性概念的综合统一性(组合运作的统一性)归摄于这种概念之下成为可能。(同上,第332页,译文有改动)

在距这封信后不到两个月,康德另有一信给蒂夫特隆克,其中提到所谓“内涵的量”在两种情况下的区别,一是经验对象中的内涵的量,另一是纯粹的领会中的、纯粹形式的内涵的量。后者很可能是康德所期望的关于上面所述知性对直观形式加以运作的机制的实例。(c.f Kan,t 1922, S. 233)[12]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对这两种内涵的量的论述分别出现在B210和B413-414这几页中。其中后面几页是关于纯粹形式的内涵的量的,而这部分,即“反驳门德尔松对灵魂的持存性的证明”,本来与图型法并无直接关系。康德在那里表示,我们虽然不能有对于灵魂的外延的量的纯粹直观(因为灵魂本身就是非广延的),但却可以有对于它的内涵的量的纯粹直观。对此可以做这样的理解:这种直观显然是仅仅关涉到内感官的,既然这种关于量的意识处在并且必须和只能处在时间之中。这种量可以是关于意识(灵魂)一般的,因而是纯粹的。它如果不是知性对于时间直观本身的运作又会是什么呢?不过,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自己对此并没有作过如此明确的断言。并且,将非经验性的内涵的量放在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地方来谈论,也只能说明康德当时还没有将它与超绝图型的本质联系起来。

总之,从1797年12月给蒂夫特隆克的信中已经可以看到,康德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对于图型法本质的理解是完全与第二版超绝演绎所获得的进步相一致的:以图型为名义的中介性作用的实质在于知性在内感官中对于直观形式的运作,尤其是对于时间直观的运作。因为这是知性的运作,所以其规则是与范畴(一般组合物概念)同质的;同时,又因为这是在时间中对于直观形式的运作,而后者是现象之为现象的必要的、验前的条件,所以,知性的这种验前的运作就在实际上保证了范畴对于现象的运用的有效性或合法性。

康德自从第二版超绝演绎直到最后所坚持的这种基于知性运作的对于图型的机制的理解,看起来比《纯粹理性批判》的“超绝图型法”那一章中笼统的和唯象的说明要深入得多,但它仍然不能算是一个成功的说明。因为其间机制性的问题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而只是在更深入的层面上再次被暴露出来。[13]具体地说,这是两个密切关联着的问题,即:第一,直观形式如何能够作为杂多而被知性加以运作,既然它们是认识的完全不同的验前能力?第二,直观形式与现象或一般感性杂多的同质毕竟从来未曾加以论证过,因此要想使超绝图型的概念有一个彻底的澄清,就必须对这种同质性做出说明。后面这个问题涉及到《纯粹理性批判》的“超绝感性论”自身的完备性。在“超绝感性论”中,康德曾做出这样的规定:“在现象中,我把那与感觉相应的东西称之为现象的质料,而把那种使得现象的杂多能在某种关系中得到整理的东西称之为现象的形式。”(A20/B34)但是,对于现象包含着质料与形式两方面并且这形式就是空间与时间,康德实际上是将这些看做一个明见的事实。也就是说,对于验前的直观形式如何使现象成为可能这个问题,康德甚至连提都没有提出过。这可以称做“‘超绝感性论’中超绝演绎的缺失”。不知这是否就是康德对于空间与时间概念只说“超绝阐明”而不说“超绝演绎”的原因所在?[14]如果说仅仅为了部分地说明像几何学这样的知识的验前基础,“超绝阐明”就能够满足需要了[15],则当我们面对着“超绝图型”的超绝根据这样深刻而重大的问题时,“超绝感性论”中演绎的缺失的弊端就暴露出来了:既然被知性运作化的时间形式与使现象成为可能的时间形式是同一个东西,那么要彻底澄清前一个环节的机制就不能不涉及后一个环节的机制。

因此,即使有了第二版超绝演绎中体现在“知性运作”这个概念上的进步,关于超绝图型机制的阐明仍然是不彻底的。在这个意义上,“超绝想象力”这个概念对于整个超绝演绎来说依然不可或缺:它始终是为此难以阐明的机制所特设的一个概念。正因为如此,超绝图型法之为“人类灵魂深处隐藏着的”、“我们任何时候都是很难从大自然那里猜测到”的“一种技艺”这样的说法(A141/B181),在第二版的《纯粹理性批判》中仍旧赫然在目。

 

 

（原载于《哲学研究》2010年第10期。录入编辑：子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