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淑娟 刘敬东】货币支配国家：国家正当性的消解
国家问题是马克思早期批判的中心问题之一。马克思继承了18世纪后期德国思想界对近代启蒙运动自由主义国家理想的反思，要求在人的理性已经觉醒的前提下，实现人的感性与理性、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更高层次的重新统一，即实现人的最完满的理性的自由与最伟大的表现的统一。马克思对国家正当性问题的批判，也是以此为基本出发点的。《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已经揭示出黑格尔的理性国家方案不仅没有实现上述统一，达成人的自由，反而通过国家把人推向了更深刻的分裂对立。在否定黑格尔关于理性国家正当性①证明的过程中，马克思转向对市民社会的研究，为人的自由寻求新的统一方案。但马克思并没有回到近代启蒙运动提供的自由主义国家的正当性证明。在《巴黎手稿》时期对国民经济学的研究中，特别是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以下简称《穆勒评注》)中，马克思发现了“交往异化”这一根本逻辑，揭示出货币支配国家是交往异化的完成，在近代市民社会与国家中人的异化达到极致。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的哲学批判，彻底消解了近代自由主义和黑格尔两种国家理念的正当性，并发现了重构人的自由的共同体的根本途径——消灭私人所有，实现真正属于人的生产和交往。
一、自由主义对国家正当性的证明：市民社会的秩序维护者和公共管理者
近代启蒙运动的一般观点，是把人看作客观化的科学分析的主体和对象，把国家视为社会契约的产物。国家是个人为了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私人利益所作的权力让渡。以亚当·斯密、詹姆斯·穆勒为代表的国民经济学家通常把自由主义原则作为分析国家经济职能的前提。国家管理货币是国家正当性的证明之一。在国民经济学家看来，货币是可以执行交换媒介职能的一种商品，社会契约下的国家是人民可以信赖的交易秩序的维护者、货币管理者及资本所有者，国家以增加社会生产和满足社会消费为最大目标。
穆勒是国民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政治经济学原理》②以简明和抽象的形式复述了李嘉图的理论，以及国民经济学家关于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过程中货币与国家的性质和职能问题的基本观点。马克思在第一次经济学研究的过程中，阅读了这本著作并写下了《穆勒评注》。该书的主题在于以“社会的消费和满足消费的供给”③为最大的目的，致力于“全面探明生产增多的手段和制订最有利于达到目的地使用这些手段的规律体系”。④
穆勒对这一主题的阐述以三个关于人和国家的基本认识为前提。第一，穆勒秉承了古典经济学“经济人”假设，以个人为基本实体，将社会视为若干个人的总和，认为个人只要以追逐私利为目的参与经济活动，就能在“一只看不见的手”⑤的协调下，自然地实现个人与他人以及与社会整体的统一。第二，穆勒在《分配》一章中说明了在生产和分配过程中如何协调个人之间的关系，最有利于国民的财富增长和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不断推动人类知识和掌握幸福手段一步步前进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看来有赖于一群有时间供自己支配那种人的存在；也就是，这些人有钱，足以免除为获得过一定富裕生活的生活资料而担心。……为了使社会上相当一部分人能够享受闲暇，资本的报酬必须明显地增大。”⑥穆勒认为国民财富增长和社会文明进步的途径在于：其一，保持资本的增长率快于人口的增长率，保证资本能够获得足够多的利润；其二，通过分配或者国家干预，使得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通过占有资本或土地能够享有中等程度的物质财富，以保证他们衣食无忧，有大量闲暇；其三，“就是依靠这批人，知识才得提高和扩大……就是这批人的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准备承担社会高等和困难的职责，如议员、法官、官员、教师、各种技艺的发明家、重要工程的指挥者，有了这些人才，人类支配大自然的力量才能扩展”。⑦穆勒描绘了他认为可能实现的最好国家的景象，即较多的社会成员能够获得高于社会平均消费水平所需的物质财富，不再囿于物质利益的争夺，可以欲求更高的精神和社会目标，从而引领整个社会的文明和进步。这部分社会成员包括国家政府的组成人员。第三，协调市民社会中个人之间某些特定关系的职能可以由国家政府来承担。穆勒认可自由主义对国家正当性的阐释，即国家政府是诸多个人之间达成的社会契约。国家理应代表这些个人的共同利益，受到这些个人的约束，向这些个人负责。“政治经济学不讨论滥用人民提供的基金的情况。”⑧“除了一样东西外没有什么东西能保证币值不发生变化，这件东西也是阻止政府胡作非为的唯一保障，那就是政府对于人民的依赖。”⑨穆勒在这里声明，经济学不讨论国家违背社会契约和人民共同意志的情况。
上述三点概括了穆勒对于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国家正当性的基本认识。以此为前提，穆勒认为国家和人民的福祉都在于尽可能地增加资本投入，以最高效的方式进行生产。因此最有利于保证生产顺利进行、促使财富不断增加的国家，即是最具有正当性的国家。货币是国家证明自身正当性的论据之一。货币经历了从贵金属货币、到汇票再到纸币的演变过程。纸币与贵金属货币相比，能够更加有效地承担交换媒介的职能，保证交换和消费顺畅安全进行，同时又能尽量降低货币本身在铸造、交换或运输过程中产生的成本。⑩但是，纸币的流通和使用比金属货币的风险更大，如果管理不当容易引起经济生活的剧烈震荡。所以，货币铸造、发行和管理的职能应当由私人商业组织转移到国家政府手中。国家管理货币至少有两个方面的益处：第一，“发行纸币是少数几种事业中适于由政府办理的一种……如果公众是银行的主人，它就不会对自己赖账，由于发行钞票银行停止清偿债务而引起的祸害就不可能发生了”。(11)国家作为全体人民利益的代表，不会做出危害人民利益的事情，不会为了谋取私利而造成货币交换价值的剧烈波动。第二，国家也可以借货币管理之权，通过扩大铸造利差向人民征税，以便集中一定量的社会财富，或者用于维护交易秩序和国家安全，或者国家作为独立的资本所有者增加生产环节的资本投入。
近代启蒙运动的自由主义国家观构成了斯密、穆勒等许多国民经济学家阐释经济现象的基本前提，即国家是若干个人出于私利的公共契约，国家承担的职能提供了国家正当性的根据：国家作为法律共同体维护秩序与保障和平，防止个体对于自己私利的追求而掠夺他人的私有财产，保障自由市场的交易秩序。发行货币是国家承担的公共职能之一，也是国家正当性的例证。
二、黑格尔对国家正当性的证明：展现绝对精神和实现人的自由的实体
18世纪后期德国思想界对近代启蒙运动关于人的自由和国家正当性的观念并不满意。对于很多生活在那个时代的德国思想家来说，原子式的、生活在契约式国家中的人面临着多重分裂和对立：理性和道德的一方，与欲望和感性一方的对立；彻底的自我意识的自由一方，与某种伦理共同体中生活的一方的对立；人的主体性与自然的对立；一部分社会成员与另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对立，即承担体力劳动的群体与承担脑力劳动和社会管理活动的群体之间的对立，创造物质财富的群体与创造精神财富的群体之间的对立。(12)如何解决近代社会中人所面临的深刻的多重分裂，重构人与自身、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在更高层次上的新的统一是当时德国哲学家普遍关注的问题。
德国思想界对于启蒙运动主流思想的批判构成了黑格尔、马克思的问题来源和思想背景。黑格尔试图融合以赫尔德为代表的“狂飙突进运动”对人的整体性的洞察(13)、康德对人的彻底自由的界定和近代启蒙以来人的分析式的理性这三重要求，在完满地展现绝对理性的同时，达成人本身的最彻底、最具统一性的自我意识和最完善的自由。(14)他在《法哲学原理》中完成了这一融合：理性国家是绝对精神的现实，个人在国家这一伦理实体中获得了自由。
具体来看，黑格尔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古典经济学家对近代市民社会的描述。“市民社会是个人私利的战场，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场，同样，市民社会也是私人利益跟特殊公共事务冲突的舞台，并且是它们二者共同跟国家的最高观点和制度冲突的舞台。”(15)黑格尔认为政治经济学关于“看不见的手”的洞察证实了“理性的狡计”，即通过市民社会中特殊利益的竞争和冲突而实现了、成就了绝对精神的意志。市民社会中的个人似乎是按照自己的私利行动，实际上却最忠实地执行了绝对精神的要求(16)。但他不满足于个人在市民社会中的生存状态，认为市民社会中孕育着个人对绝对精神从自在达成自觉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个人必然从家庭、市民社会进入更具普遍性的伦理生活形态——国家。同时，他也不满足于古典经济学家视为研究前提的社会契约式的国家，认为“如果把国家同市民社会混淆起来，而把它的使命规定为保证和保护所有权和个人自由，那末单个人本身的利益就成为这些人结合的最后目的”(17)。仅仅依据社会契约建构的国家，实际上并未解决或弥合市民社会内部的分裂和冲突。身处于契约式国家中的人，事实上并未脱离市民社会阶段。绝对精神要达到完满的展现，不仅要求市民社会中人的自我意识对于绝对精神自在的服从，还需要人的自我意识自觉地认识并倾向于绝对精神的要求。绝对精神的完满的展现，唯有在个人达到对绝对精神的自觉倾向、达到最完满的理性的自我意识和彻底的自由时才能实现。也就是说，绝对精神的完满展现与人的自由的实现是同一个过程，而这一过程只有在理性国家中才能完成。
在黑格尔看来，理性国家是绝对精神的实体。个人的特殊性可以通过若干中介与国家的普遍性连接起来。货币就是中介之一。绝对精神“把所有的个人当做群体来分配，这样，对于单个人来说，这种分配就是以情势、任性和本身使命的亲自选择为中介的”(18)。个人可以自由选择在市民社会中所从事的职业，不由国家直接指定。个人以货币形式向国家提供劳动成果，而不是直接将自己的禀赋和才能奉献给国家。这既是对个人特殊性要求和自我意识的尊重，也是国家本身的要求。
首先，个人可以通过货币纳税而不直接提供劳绩来履行对国家的义务。这是因为货币蕴藏着普遍性，可以为个人自由选择职业的权利与履行对国家义务的统一提供现实途径：“个人应给国家的东西只有折合为金钱，即折合为实物和劳务的现行普遍价值时，才能公平地规定，同时还按下列方式来规定：让个人按自己的意志选择他所能承担的特殊的工作和劳务。”(19)货币成为连接市民社会与国家、连接个人特殊性与国家普遍性的中介。一方面，通过使用货币缴纳赋税代替向国家服劳役，每个人对国家承担的义务就可以借助货币进行普遍的衡量和比较，即使每个人的禀赋和能力不同，也可以对国家履行同等的义务；另一方面，个人使用货币向国家缴纳赋税也意味着个人对绝对精神与国家普遍性的自觉。个人对国家事务作出了贡献，证成了自己的普遍性。“各等级所同意承担的赋税不应看做献给国家的礼物，因为同意承担赋税是为了承担者自身的福利。各等级的真正意义就是：国家通过它们进入人民的主观意识，而人民也就开始参与国事。”(20)
其次，黑格尔不信任市民社会中的每个个人，不相信他们有直接达成自由的能力。他认为并不是每个个人都具备直接参与国家事务的条件和能力，国家也并不需要每个个人都直接参与国家事务的判断和决策。也就是说，绝对精神在理性国家中的实现，并不意味着每个个人都对绝对精神具有完全的自觉。相反，个人是通过投身于国家，来完成其对绝对精神所承担的使命。“似乎人民的代表、甚至人民自己一定最了解什么对他们最有利，似乎他们有实现这种最美好的东西的不可动摇的意志。……事实正好相反，因为人民这个词表示国家成员的特殊部分，所以人民就是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的那一部分人。知道别人需要什么，尤其是知道自在自为的意志即理性需要什么，则是深刻的认识和判断的结果，这恰巧不是人民的事情。”(21)在黑格尔看来，对于绝大多数的社会成员，只要求他们在精神上承认自身应当服从国家并且乐于服从国家，在经济生活中以货币形式向国家缴纳赋税，在战争中将生命交付与国家，即达成了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至于国家的决策、对国家普遍性事务全面而理性的判断，是由行政官吏制定或提出、由各等级组成的议会建议和补充、由君主宣示生效的，不需要全部社会成员或者说人民的普遍参与。君主、行政官僚和等级议会等作为构成国家制度的要素，则需要由个人向国家缴纳的赋税来供养，以使他们摆脱追逐私利的束缚，毫无阻碍地为国家做事。(22)在这一点上，黑格尔是从哲学上做出解释的，穆勒则是依据经验事实做出判断；但二者的结论存在一定程度的一致性，即一国的发展特别是其公共事业和精神事业的进步，只能依赖于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力量，全体社会成员直接参与国家事务和推动精神事业的发展是不可能的，甚至可能成为损害国家普遍性的危险因素。
三、《德法年鉴》时期：对自由主义和黑格尔对国家正当性两种证明的批判
马克思深受德国思想传统的影响，同样期望实现黑格尔曾经尝试过的任务：使人摆脱近代启蒙以来的多重分裂，在更高层次上达成自由和统一。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诉求和解决，贯穿于他思想变化发展的各个阶段。《共产党宣言》中的如下展望表明了马克思解决这一问题的历史方案：“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3)。
马克思在进行第一次经济学研究之前，着重研究了黑格尔法哲学。他先后写成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等著作。这些著作尽管都涉及对人的自由、国家正当性、国家和货币关系等等问题的批判，但是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尚不能提供完整的消解自由主义和黑格尔国家正当性证明的根本逻辑。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接受了黑格尔对近代以来市民社会和国家分离的论断。但马克思对这种分离内涵的理解与黑格尔存在着重大差异：“黑格尔应该受到责难的地方，不在于他按现代国家本质现存的样子描述了它，而在于他用现存的东西冒充国家本质。”(24)首先，马克思认为近代以来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是实际存在的，也是人自身的多重分裂的表现之一。人民在政治国家中享有形式上的权利和自由，而在市民社会中并未获得真正的权利和自由。这种形式与实质的分离在德意志国家尤为显著。“民主制是君主制的真理，君主制却不是民主制的真理。”(25)当时的德意志国家是一种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政治形式，落后于法国等国的民主制。德意志国家宣称尊重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但事实上却要求其人民忍受现有的生活状况，甚至要求人民将现有的生活状况视为君主的恩赐。其次，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的国家理念并未实现高于市民社会的人的更高层次的统一，相反，国家沦为市民社会中部分成员谋求和维护私利的手段。黑格尔强调个人对于国家的崇拜和服从，试图通过保留君主制和等级议会等因素，把直接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范围局限在部分社会成员之中，而其他社会成员只能以国家的主观精神和客观精神(国家的政治情绪和国家的制度系统)为中介与国家普遍性相连接。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这些制度安排，不能解决个人因谋求私利而面临的分裂对立，甚至是在为德意志落后的国家制度提供辩护，要求人服从和接受这种分裂状态。
黑格尔将货币视为实现个人特殊性与国家普遍性统一的中介之一。对于黑格尔的这一观点，马克思写下了这样的评注：“做你们想做的事，支付你们必须支付的东西!”(26)货币并没有把市民社会中的个人与国家联系起来，相反，它成为国家与个人分离对立的例证。一方面，以货币形式纳税是个人在国家的强制下被迫完成的一项支付。个人意识到的是被剥夺，而不是对其国家公民身份和自由民主权利的证实。另一方面，个人向国家缴纳的税收供
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区分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人要获得真正的自由，不仅要在政治国家中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更要摆脱犹太精神的束缚，即对金钱和私利的崇拜。这也是马克思对自由主义契约式国家正当性证明的批判。首先，马克思指出即使在经历了政治解放并建立了民主制的法国，市民社会中人与人的分离、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依然没有消除。法国大革命人权与公民权宣言中声明的自由这一人权，“不是建立在人与人相结合的基础上，而是相反，建立在人与人相分隔的基础上。这一权利就是这种分隔的权利，是狭隘的、局限于自身的个人的权利”。(27)其次，马克思认为犹太人的问题不是犹太人的宗教信仰导致的，而是由于整个社会陷入了犹太精神才产生的。犹太精神的突出表现就是对金钱贪婪的追求。“实际需要、利己主义是市民社会的原则；只要市民社会完全从自身产生出政治国家，这个原则就赤裸裸地显现出来。实际需要和自私自利的神就是金钱。……金钱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的同人相异化的本质；这种异己的本质统治了人，而人则向它顶礼膜拜。”(28)由于争夺金钱和利益，在市民社会中深陷于分裂对立的个人，在政治生活中也只能获得形式上的平等和自由。进而，马克思阐明了实现人类解放就是要把人从谋求私利的犹太精神中解放出来，彻底结束市民社会内部的分裂，消除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对立，建立符合人的本质的共同体。“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29)
综上，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其《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已经开始对国家正当性进行反思，但这一时期的批判还面临着几个方面的局限：第一，马克思在这一阶段提出的进行社会变革的深层逻辑，依然没有突破黑格尔的路径。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要求人们结束对德意志君主立宪制的崇拜，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要求人们摆脱对犹太人精神的崇拜即对金钱的追逐和利己主义。在这一阶段，马克思始终要求的是个人或人民意识到关于人的本质的规定或理念，认为只要社会中的大部分成员建立起对这种规定和理念的自觉，就可以凝聚力量变革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革命的必然性和可能性建立在人的主体意识觉醒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客观社会历史条件的基础上。第二，马克思批判了自由主义和黑格尔对于国家正当性的两种证明，但是尚未提出独立的重构人的更高层次的统一的方案。
郁建兴先生认为，马克思在法哲学、政治哲学立场上所达到的高度和深度，在某种程度也意味着其法哲学、政治哲学立场的限度。(30)只有研究经济学，马克思才有可能揭示近代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本质和具体机制，揭示决定社会历史进程的根本动力，揭示人类解放的可能性和必然性。马克思在法哲学批判之后，开始了第一次经济学的阅读和研究，通过写作《巴黎手稿》进入政治经济学批判。在《穆勒评注》中，马克思开始洞悉造成人的多重分裂和自由丧失的根源，重构独立的真正属于人的共同体的方案。
四、《巴黎手稿》时期：重构真正属于人的共同体
在《穆勒评注》中，马克思通过摘引、评论穆勒关于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论述，提出了“交往异化”概念，描绘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中介机制和现实途径(包括货币在内)，揭示了造成近代启蒙以来人的多重分裂的根本原因，从而找到了摆脱分裂、重构真正的人的自由和属于人的共同体的根本途径。
在马克思看来，国民经济学家把握住了认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键性因素，但是他们所阐释的国家职能并不能为国家正当性提供可靠的依据。在私人所有的前提下，个人和国家都受到个人私欲的支配，国家参与经济生活的职能履行得越充分，人的分裂和交往异化就越严重，人就越陷入不自由和不幸福之中。同样，黑格尔的国家理念实质上也并未摆脱市民社会中彼此分化对立的私利的束缚。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中认识到，货币既不是市民社会中单纯的交换媒介，也不是连接国家普遍性与个人特殊性的中介，而是交往异化的中介，货币支配国家则是交往异化的完成，而这恰恰证明了国家的非正当性。
(一)货币作为交往异化的中介
按照马克思的理解，交往是“类活动和类享受”、“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也即是人的“类本质”和“社会本质”。交往(马克思有时用“相互补充”来表达)是人的本性，是人的本真形态。真正的交往是不需要货币的。人原本处于这种调和与统一之中。但是由于交往的扩大和私人所有的出现，交换代替了交往，货币成为交换的中介，也即交往异化的中介。(31)“穆勒把货币称为交换的中介，这就非常成功地用一个概念表达了事情的本质。货币的本质，首先不在于财产通过它转让，而在于人的产品赖以互相补充的中介活动或中介运动，人的、社会的行动异化了并成为在人之外的物质东西的属性，成为货币的属性。”(32)如前所述，穆勒将货币的本质视为一种劳动产品，不同于其他劳动产品之处只是承担了交换媒介的职能。而马克思则认为，首先，货币的本质已经不再是劳动产品，“交换的中介”才构成其本质。货币的属性是人相互依赖和补充的社会行动的异化，即货币是导致人的和社会的异化的中介，货币由人的劳动产品变为支配人本身的力量，集中体现了人的和社会的异化。其次，货币之外的其他商品，也丧失了作为劳动产品满足人的需要的本质属性。“物的真实的价值仍然是它的交换价值……货币是物的真正的价值，所以货币是最希望获得的物。”(33)即在交往异化条件下，生产产品并不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并不用于实现人的相互依赖相互补充的本质，而只是为了获得交换价值和私有财产，在形式上就表现为获得尽可能多的货币。
(二)货币支配国家
马克思摘录和概括了穆勒所描述的货币从贵金属到汇票再到纸币的演变历程。在穆勒看来，纸币代替货币更有助于实现交换媒介的职能，更有助于发展生产。而在接下来的评注中，马克思则把货币逐渐演变直至银行业支配国家的过程，视为交往异化不断深化而最终达至完成的过程。货币越发达，人与自己的劳动产品、与自己的劳动能力、与其他社会成员的分裂就越深刻。马克思分析了这一过程经历的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早期货币以贵金属的形式出现。“货币，是私有财产的外化，是排除了私有财产的特殊个性的抽象。”(34)在重商主义时代，国家严格地控制货币出口，防止金银外流，把贵金属视为财富和私有财产的代表。但是，在马克思看来，“货币的金属存在仅仅是贯穿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生产环节和一切运动中的货币灵魂的官方的、可感知的表现”。(35)贵金属只是货币本质的一种感性形式，对于贵金属的崇拜和渴望是对货币的本质即交换价值的一种盲目信仰。人身处异化而不自觉，并且把导致自身的本质发生异化的中介——货币——视为自己的精神追求，抛弃了人的本质。
第二阶段，“纸币和许多纸的货币代表(像汇票、支票、借据等等)是作为货币的货币的较为完善的存在，是货币的进步发展中必要的因素”。(36)穆勒认为，纸币取代贵金属货币，国家就不必用本国商品从他国换取贵金属以满足交换过程的需要，也不必将大量贵金属留置于交换领域，而是可以将贵金属和以往用来换取贵金属的商品全部投入生产环节，增加资本的投入。在马克思看来，纸币取代贵金属，并没有改变而且更加鲜明地凸显了货币的本质——交换的中介。“货币越是抽象，它越是同其他商品没有自然关系……它的作为货币的价值越是同交换价值或者同它存在于其中的物质的货币价值成反比例，那么，作为货币——而且不仅仅是作为商品在流通过程或交换过程中内在的、自在地存在的、潜在的相互关系——的货币的自身存在就越是适合于货币的本质。”(37)即货币变成纸币，意味着其职能不再由某种商品来承担。货币本身直接满足人的需要的能力被完全剥离，只是作为交换媒介而存在。纸币的交换价值完全是由人赋予的，但却成为主宰人的命运的力量。
第三阶段，货币发展到信贷与银行业。“在信贷关系中，不是货币被人取消，而是人本身变成货币，或者是货币和人并为一体。人的个性本身、人的道德本身既成了买卖的物品，又成了货币存在于其中的物质。构成货币灵魂的物质、躯体的，是我自己的个人存在、我的肉体和血液、我的社会美德和声誉，而不是货币、纸币。”(38)人本身成了货币，即人不仅把自己的劳动产品和劳动过程看作交换价值，甚至把自己的个性和道德看作交换价值，看作可以换取私有财产的私有财产。马克思认为信用业同人相异化的性质可以得到如下几个层次的证实：(1)富人才能获得更多的信贷，才是有德行的人；穷人得不到信贷，也丧失了获得人格和道德可能性。(2)能获得信贷的人，就能获得道德上的承认，能够获得的信贷越多，在道德上受到的承认也就越多。即便获得信贷的过程中充满了尔虞我诈和假仁假义，也丝毫不影响信贷的获得量与人的道德水准之间的正向等价关系。(3)信用业甚至鼓励人们主动相互欺骗、相互滥用。人不必再私铸货币，也不必再伪造纸币和纸币性的凭证，间接地欺骗他人，而直接以人格为担保。只要骗取了债权人的信任就可以借贷，同时其道德也得到了承认。
第四阶段，银行控制国家。“信用业最终在银行业中完成。银行家所建立的银行在国家中的统治，财产在银行家——国家的国民经济学的阿雷奥帕格——手中的集中，可以称得上是货币的完成。”(39)货币的完成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其一，货币支配着国家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在穆勒看来，国家可以单纯地扮演交换中介——货币的铸造者，独立于市民社会各阶层而承担管理货币的公共职能；国家也有机会通过控制铸造货币的数量和比例获得国家收入，作为资本所有者参与生产环节。在黑格尔的法哲学框架中，国家应当超越市民社会。国家的主观实体性表现为人民对国家的政治情绪，国家的客观实体性表现为国家制度。而在马克思看来，“在国家信贷中，国家地位同上面说到的单个的人的地位完全一样……在公债券的买卖中暴露出国家怎样变成了商人的玩物”(40)。从国家的主观实体性来看，个人对国家的“政治情绪”早已被剥离了神圣性，成了个人或特殊群体决定是否购买国家债券的依据。“在信用业中，对一个人在道德上的承认，像对国家等的信任一样，采取了信贷的形式，所以隐藏在道德上的承认这种虚情假意之中的秘密，这种道德的不道德的卑鄙行为，以及对国家的信任中所包含的假仁假义和利己主义也就暴露了出来，并且显出了自己的真实的性质。”(41)国家把国民对国家的“政治情绪”作为获取货币的砝码。从国家的客观实体性来看，近代以来国家制度或国家机构的实际状况，与黑格尔法哲学中描述的国家理念并不相符，而是如同穆勒所描述的那样，国家机构并未超越市民社会，在市民社会中扮演着交易秩序的维护者、货币的管理者、甚至资本所有者的角色。但马克思认为穆勒为国家的实际状况所作的正当性论证是不合理的。“‘如果其他东西不是以不同于政府消费的方式来消费，那就根本没有产品了。’(因此，穆勒可以进一步说，那时也就根本没有政府了。)”(42)在分工和私人所有下，生产者进行的劳动是异化了的劳动，是不符合人的本质的劳动；人与人的交往也是异化了的交往，不以直接满足人的彼此的需要为基础，而只是为了私利进行的商品交换。马克思认为私人所有导致了劳动异化和交往异化，背离了人的本质，进而否定了私人所有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否定了国家维护以私人所有为基础的市场交易秩序的必要性，也就否定了国家存在并通过征税消费社会劳动产品的必要性。
其二，货币支配着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将掌握着一国大量财产的银行家称为“国民经济学的阿雷奥帕格”，即国家的国民经济学的最高裁判官。在黑格尔的国家理论中，评价国家的标准是世界精神，是个人是否在国家之中实现了全部的自由。而马克思发现，在国内市场和世界市场中，评价国家的真正标准是国家能否及时偿还国家信贷，能否维护国家在银行业中的信誉，在下一次商业交易中顺利通过贷款获得大量货币。国家本身失去了其成员个人对它的信任和忠诚。国家不仅不能使其成员的道德得以承认和实现，甚至国家自身的道德能否被认可也取决于货币中介的裁决。
私人所有是导致交往异化的根本原因，也是人日益陷入分裂对立的根本原因。唯有结束私人所有，才有可能使人的生产和交往真正适切于人的自由，才能实现人的更高层次上的统一，构建真正属于人的共同体。正如马克思所说，“假定我们作为人进行生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生产过程就中就双重地肯定了自己和另外一个人……(4)在我个人的生命表现中，我直接创造了你的生命表现，因而在我个人的活动中，我直接证实和实现了我的真正的本质，即我的人的本质，我的社会的本质”。(43)
五、小结
在《穆勒评注》中，马克思受制于异化的逻辑结构，对国家的认识还没有上升到《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高度，不能从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来看待国家的本质及其起源、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进程。但是，他已经开始对分工和私人所有进行深入的分析，而不像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论犹太人问题》中诉诸人的理性和意识的觉醒。他洞察到货币支配国家是交往异化的完成，逐步开始超越黑格尔分析市民社会和国家的逻辑框架，不像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那样仅仅提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论断，而且洞察到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具体机制。人民对于国家的政治情绪沦为换取交换价值的筹码，国家制度则仅仅是市民社会交易秩序的维护者、货币的管理者和资本所有者。通过包括《穆勒评注》在内的第一次经济学研究，马克思从法哲学批判进入政治经济学批判，找到了透视和考察人的自由和国家正当性问题的根本路径。只有在揭示了私人所有基础上的交往异化及其对个人和国家的支配之后，马克思才能彻底驳倒自由主义和黑格尔对国家正当性的两种证明，才能提出关于真正的人的生产和交往、真正的符合人的本质的自由状态、能够为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条件的共同体的新思想。交往异化语境下的国家问题批判，是青年马克思在国家问题上取得的重要成果，孕育着马克思国家批判理论走向成熟的胚胎，为历史地和全面地理解马克思国家观念的形成逻辑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注释】
①本文讨论的国家正当性问题是指，存在“某些确定的、尤为重要的目标只能通过国家的存在才能达成，对于个人而言，这种国家存在所发挥的目标实现功能，甚至要比对他的限制更为重要”。这种正当性是伦理学或者说规范意义上的正当性概念，而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正当性问题。对于这两种国家正当性概念的讨论，见《德国国家学》，第16节《正当性概念》。齐佩利乌斯：《德国国家学》，赵宏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147-153页。
②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将该书名译为《政治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中译本2010年版译为《政治经济学要义》。
③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要义》，吴良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页。
④同上，第3-4页。
⑤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27页。
⑥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要义》，吴良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36-37页。
⑦同上，第36页。
⑧同上，第86页。
⑨同上，第93-94页。
⑩同上，第81-84页。
(11)同上，第86页。
(12)查尔斯·泰勒在《黑格尔与现代社会》一书的第1章第1节《表现与自由》中，集中阐述了18世纪晚期德国思想界对人的多重分裂问题的关注，以及不同思想家为解决这一问题提出的不同方案。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构成了黑格尔思想形成的理论背景。参见查尔斯·泰勒：《黑格尔与现代社会》，徐文瑞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第1-23页。
(13)“狂飙突进运动”(Sturm und Drang)是指18世纪60年代中叶到80年代末在德国出现的一种精神运动，是青年人发起的一场精神革命，矛头直指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信仰规律、人的平面图像，还有“不自然”的社会秩序。其主导观念就是把个体当做一个肉体—精神的整体，要求个体的自我经历和解放。赫尔德是这场运动的代表人物。参见张慎主编《西方哲学史》(第六卷·德国古典哲学)，南京：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5-53页。查尔斯·泰勒根据以赛亚·柏林的建议，将这种肇始于“狂飙突进运动”、以赫尔德为代表、把人看作一种表现体的思想潮流表述为“表现主义”(expressivism)。参见查尔斯·泰勒：《黑格尔与现代社会》，徐文瑞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第1-4页。
(14)查尔斯·泰勒在《黑格尔与现代社会》一书的第1章第2节《主体的体现》中，勾勒了黑格尔解决人的分裂问题的基本思路。参见查尔斯·泰勒：《黑格尔与现代社会》，徐文瑞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第23-36页。
(15)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309页。
(16)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04页。
(17)同上，第253-254页。
(18)同上，第264页。
(19)同上，第316页。
(20)同上，第320-321页。
(21)同上，第319页。
(22)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14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页。
(24)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摘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0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25)同上，第39页。
(26)同上，第76页。
(27)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摘自《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1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28)同上，第52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29)同上，第46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30)郁建兴：《马克思国家理论与现时代》，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7年，第53页。
(31)韩立新先生对交往异化的结构做了深入而清晰的阐述。见韩立新：《〈穆勒评注〉中的交往异化：马克思的转折点》，《现代哲学》2007年第5期，第6-10页。
(32)马克思：《穆勒评注》，摘自《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单行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64-165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33)同上，第166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34)同上，第166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35)同上，第167页。
(36)同上，第167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37)同上，第167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38)同上，第169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39)同上，第170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40)同上，第170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41)同上，第170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42)同上，第187页。小字为原著格式。
(43)同上，第183-184页。黑体为原著者加。
（原载《现代哲学》2013年3期。录入编辑：里德）